（图片来源：IC Photo）【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谈起孙吴政权，还要提到的，是另一个政治文明的成果——海权。
六朝中，唯有孙吴政权像古越国那样，以水师立国，追求海权。有所不同的是，它没像古越国那样在港口建都，没能真正成为一个海权主导的国家，因为同古越国相比，孙吴政权缺少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外越的支持。
孙吴招安了山越，还有海越。海越出没于沿海一带，散居于海外，以岛岸互动式存在，影响着东南半壁，其影响所致，可谓祸福相倚，祸之所起，或被“倭寇”害，福之所报，或以其自保，求个民安国泰，或由之扩张，像句践那样，也能做个霸王。
无论在陆上，还是海上，东吴孙权都是比古越句践更伟大的君王。论疆域，句践仅使吴、越统一，而孙吴则占有了扬州、荆州、交州，使吴、越、楚为一体，将南方六大方言区统合，后来，又从交州分化出广州，其行政区划，也由三州变为四州，辖地范围，从江南到岭南，从东南到西南，除去蜀汉一隅，几乎所有。
论海域，则句践之沿海经略，内外并举，北上至琅琊而止，而孙权虽未建都于港口，没转向以海权立国，但其所涉海域之广，则已超越秦汉，不亚古越规模。
然古越海域之规模究竟如何？今已难知，或凭考古材料去想象，或据文献中的片言只语去揣测，但东吴人却用他们实用主义的政治理性，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历史性的海南诸国的清晰图景，讲述了一个国家行为的大航海活动，而非游仙式的海客奇谈。
问一问“亶洲”在哪里
孙权曾多次遣使往海外，第一次，是公元230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及亶州”，这里出现了两个地名，一个是“夷州”，还有一个是“亶州”，我们在前面说了“夷州”是外越之人活动的海域，而“亶州”似乎更为遥远，即使对于外越之人来说也都是听说和想象居多，据说徐福浮海不归，就是去“亶州”了。
流传了四百多年，徐福的事迹还很新鲜，一代有一代的故事新编。在《三国志·吴志》卷二里，除了传述“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外，还说徐福等人及其后代在“亶州”繁衍生息，世代相传，已有人民数万家，而且这些“亶州”人“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人出海，也有“遭风流移至亶州者”，这样说来，似乎有鼻子有眼，“亶州”与会稽之间早就有了贸易关联。
此次行动负责人，不是方士，而是两位将军，领甲士万人，显然非去游仙，而是采取军事行动，是一次大规模的海外远征，其目标就是“夷州”和“亶州”。
就像对付山越一样，这是一次针对海越的军事行动，“夷州”为海越所在，分布于中国海岸线，海岸线分陆岸和岛岸，中国陆岸线约18000公里，岛岸线约32000公里，海越主要就在这条海岸线的岛岸上散居，并与陆岸互动，而“亶州”却“所在绝远，不可往来”，当然，这只是就中国而言的，对“亶州”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困难，他们“时有至会稽货布”，“时有”二字，说明他们常来，来干什么？来“货布”，也就是卖布。
以此，我们可以大致判断一下，他们究竟从哪里来？“货布”为我们提供了线索，顺着这一线索，我们不妨问一问“布”从何来？这样一问，就问向印度。
须知，印度最早生产棉布，其影响世界，就如同中国丝绸一般。
公元一世纪，古埃人和波斯人，已开始穿棉布衣，但未普及，上层人穿的平纹棉布，都来自印度。自八世纪起，棉花被引入东、西两罗马。至九世纪，摩尔人将棉花带到了西班牙，棉纺业一度兴旺之后，很快又消失了，由于气候不适，欧洲除了西班牙略有棉花种植外，其他地区都没有，因此，也就谈不上有棉纺织业兴起，直到英国工业革命时，发明了纺纱机以后，欧洲的棉纺织业才真正开始。
中国虽早于欧洲，但也要到了宋元时期，才开始棉花种植，明代以前，“棉”字少见，多用“绵”字，跟丝绸有关，但考古发现，古越人早已穿棉，1978年9月，从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先秦船棺墓葬中，发现一位古越男子穿过的衣服残片，经鉴定，其中就有棉，那船棺木材距今约3500年，这就与《尚书·禹贡》里的说法可相印证。
《禹贡》中，曾言及扬州贡物，提到了“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岛夷”，也就是先秦古越时期的外越之人，《禹贡》把他们当做来朝贡的扬州人，就连海南岛，在《禹贡》里，也属于古扬州的范围，成为扬州的“南者”。
而扬州贡品“织贝”，一种高级棉布，有可能就来自“南者”——海南岛，而那位从武夷山白岩崖洞船棺墓葬中发现的古越男子，有可能是一位穿着“织贝”的扬州朝贡者，他从哪里来？有可能从扬州的“南者”——海南岛来，因为岛上黎族，在中国最早纺织棉布，当然，也有可能从更为遥远的“亶州”来，或许他就是个闽越本土人。
印度棉布运抵中土，有两条陆路，和汉代丝路一样，印度棉路也分了西北一路和西南一路，西北一路，从西域进入河西走廊；西南一路，则经由西藏入川。
海通之路则更早，古越先民早已开辟“江南-闽南-海南”以至于印度的“抱布贸丝”之路，棉布渡海而至，扬帆西来，成为了最早输入中国的印度产品。而海南，作为印度棉布涉足中国的第一站，因其地利，得风气先，而领先于闽南和江南。
棉纺织业普及于江南，要等到黄道婆出现，要有黄道婆从江南到海南、由海南回江南这样的历程，更要有黄道婆从海南岛黎族引进弹棉花去籽的工艺技术。
那么“亶州”应该就是海南吗？当然不是。但海南，却是我们定位“亶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据点，经由“货布”这一线索，我们大致可以断定，“亶州”应该就在“下南洋”的这个方向，在比南海更为遥远也更为广阔的一片海域的天涯海角上。
若以岭南来看海南，那么海南岛就是天涯海角，站在海南岛上来看，“亶州”才是天涯海角。于是，我们向着棉布原产地所在的海域遥望去，视野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也许“亶州”就在《汉书·地理志》里所说的经由缅甸到达“黄支国”的那一片海域，而且《地理志》对“黄支国”的描述倒比较符合《三国志》里东吴人的想象。
《说文》曰“亶，多谷也”，看来“亶州”还是个盛产粮食的地方，“亶”还有诚信的意思，以此，我们大致可以确认，那些“抱布贸丝”的“亶人”，是有着良好的商业信用的商人，他们从棉布原产地和棉贸世界中心天竺——印度“货布”至会稽，又从会稽“贸丝”至印度，他们丰衣足食，有着数万人家，是海洋文化孕育的一个部族。
当《汉书·地理志》说“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就像海南岛那样时，我们也不妨问一问：那“亶州”呢，是否像黄齐国那样，也与“珠、崖相类”？不光我们这样问，东吴人也会这样问，这样一问，就问出了孙吴政权的第二次海外远征。
第一次远征，卫温、诸葛直等人航海至夷州，“得数千人还”。夷州，究竟在哪里？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编第二章“康泰等之使海南诸国”，据沈莹《临海水土志》所云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指出“似只有琉球群岛可以当之”，但他同时又指出，卫温等春季入海，正是东北季风盛时，漂流所至，安知“夷州”不在南海？
那么，会是台湾吗？虽然有此一说，但依据不足，连台湾人写《台湾通史》都未将其载入；那么海南岛呢？后来，鉴真东渡不就被东北季风吹到海南岛上去了？但夷州显然不是海南岛，因为，自秦汉以来，海南岛就被郡县制了，所以，不可能说是夷州；还有一种说法，有可能是吕宋——菲律宾，据说，当年徐福寻仙也被漂流到了吕宋。
用“小九州”的眼光来看，“夷州”当为某个确定岛屿，如台湾岛等，若放眼“大九州”，那么“夷州”就是像扬州那样的一大片海域，而“亶州”则是“夷州”以外另一片海域，卫温等人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往“夷州”走了一趟，“亶州”的影还没见着，就回来了，唯一的收获，便是“得夷州数千人还”，而所领“甲士万人”，归还时还剩多少？应该是得不偿失，否则也就不至于使得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了。
打通从金陵到广州一线
孙吴政权再次海外远征，就直奔海南岛去，“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用兵至于琼州，同时，这也是冲着海南诸国耀武扬威来了。
《梁书·海南诸国传》给出了“海南诸国”的一个范围，说它们“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州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
三国之初，岭南属交州，可见其时西南政治重心尚在交趾，其始作者，为汉武帝，帝灭南越国，将岭南政治重心迁出番禺，改立三郡，在越南北部设交趾，以之为遥控海南诸国的战略引擎，至东汉时，又改三郡为七郡，以交趾为中心，统称交州。
赤壁战后，孙吴趁刘备入川，对荆州和交州下手，双管齐下，均已得手，在江东立国，这才站稳了脚跟。那荆州形势自是不必说了，而交州所获，实为一巨大红利，使原以吴会财赋为根本的金陵建业政权，又找到了岭南资财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的增长点，首先是人口，交州到底有多少人口？西汉后期，交州七郡人口约137万余人，至东汉末年，全国在籍人口不到五千万，作为当时十三州之一的交州，约有200万左右，未达全国平均水准，其中，或许就有山越抵制政府逃避户籍的原因。但随着中原黄巾、董卓之乱和军阀混战，人口锐减，交州人口因其未经战乱，不但有其应然的自然增长，且有大量北人来避难，汇聚成了一大人口蓄水池。
北人南下，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士族路线，往江东去，依托三吴，拱卒金陵，植根东南沿海间，号称“衣冠南渡”，另一条是难民路线，到江西来，走江湖，故当时江西、湖南人口增长幅度大于吴会之间，来者，有当地政府安排，设侨置郡县，便成为当地户口，没安排的，就自寻个活路，与山越杂处，成为了“客家人”，避乱于群山中。
接着，江南战乱又起，孙吴与曹魏的赤壁之战、同蜀汉的夷陵之战，这两场大战，又在江南掀起新的难民潮，难民从江南避乱至岭南，惟有岭南还未经战乱。
因此，交州，便成为了难民潮的大港湾，人口增长的新据点，孙吴遣水师巡海，实预防川流不息之流民流亡海外，要用户籍的蓄水池，将流民“户口”起来，防止他们从岭南流落海南，从交州流失到夷州和亶州，这就是孙吴何以甲士万人、三万人一而再的巡海夷州，紧紧锁住了从杭州湾到珠江三角洲再到北部湾东南沿海一带的各个港口。
应该说，孙吴的海防战略还是成功的，不但锁住了交州的基本盘，还重新打理了吴越与南越的政治地理空间，改变了东汉以来岭南地方“一州七郡”的局面。
孙权时，已将交州拆分为交、广二州，以交州辖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广州辖郁林、苍梧、南海、高凉四郡，孙吴立足未稳，就来划分地盘，难免引起争端，故暂停；孙休时，重启广州建制，迄于孙皓，增设新郡，形成“广七交八”——广州七郡、交州八郡新格局，政治重心也随人口增长的地理分布趋势，从交州向广州发生了转移。
南越国的政治重心，本来就在广州，汉灭之，而使重心从番禺向交趾转移，此无他由，盖因政权更迭，势必然也，东汉时，设治所于广信，以“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以之划分东西即为广东、广西，位于从湘水经灵渠再沿漓水南至西江流域。
吴设广州，即以“广信”之“广”为名，《水经注》曰：吴交州刺史步骘到南海，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原薮之殷阜，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以为“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迁州番禺，筑立城郭。
“尉佗”即赵佗，“番禺”有二说，一说以番山、禺山为名，另一说则以番山之隅为名，孙吴之于岭南建制，在汉与南越国之间，何以选了南越？一是因为人口流动趋势趋于番禺，北人南来，用脚投票，选了番禺，二是岭南治所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发生了位移。
秦汉时期，中央政权位于长安、洛阳，其地利，在以灵渠沟通漓江与湘江，经由江汉直达中原，故设治所于灵渠边上的广信地区，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建都于金陵，政治中心已往东南移，相应的，交州也要配合中央治理，让政治重心跟着位移，从广信到番禺。
从地图上看，广信之于金陵，距离偏远，交通不便，而番禺之于金陵，不仅有海路相连，陆路也比广信方便，走江西一路，由赣江入长江再到金陵，比走湖南更近。
六朝以后的新政权，虽然又定都长安，但由于隋炀帝开了南北大运河，枢纽着河洛与江淮，使运河成为了隋唐时期中国经济主干线，由于赣鄱流域较之湖湘地区更靠近这条经济主干线，所以进一步提升了从河洛到江淮经由赣鄱流域而与珠江水系交通的重要性。
从此广州与南京，就有了更为深刻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关联，一口通商时代的“天子南库”，已发端于孙吴政权，晚清国民革命，即以广州暴动、武昌起义、南京政府重现三国政治的东吴地缘，民国时代的北伐战争，北伐军也是从广州出发建立南京政权。三国时期两个政治文明的增长点，都出现在孙吴政权，“生子当如孙仲谋”，真的不是一句虚言！
如果说金陵以其“龙盘虎踞”的帝王风水学观念还在天下观里追求“新中原”，那么“广州”的出现，则反映了孙吴政权以地缘政治和经济为导向的海权观念。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