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德/文近日，民政部下发文件通知，对离婚登记程序进行调整，2021年1月1日将要实施的《民法典》中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正式落地。这个在立法时就引起巨大争议的制度，再次进入公共讨论视野，对其持否定态度的人依然很多。

　　所谓离婚冷静期是指，自愿离婚的双方自离婚登记被受理后，任何一方在30日内都有撤回权。如果30日届满没有撤回，届满后30日内，双方还需亲自前往登记机关申请，方能取得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

　　离婚冷静期的影响有利有弊，对于一时冲动、离意不决的人，该制度或可挽回一段婚姻；对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离意坚决的人，该制度只是人为的延长了婚姻存续期，增加了离婚成本，甚至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多的煎熬和痛苦；而对于那些通过假结婚、假离婚谋取某种利益或者违法犯罪的人来说，该制度无疑也增加了他们的获利或犯罪成本。总之，这是政府之手对自由的婚姻市场的一种干预，其直观结果是增加了婚姻的成本。

　　这不是“国家之手”对婚姻的第一次干预，也许也不是最后一次。其实，离婚从来不是自由的，我国法律对离婚做了很多限制。在离婚诉讼中，法律规定实体上离婚必须达到感情确已破裂的程度，程序上要调解优先，调解不成的只有在几种法定条件（如一方出轨）下才能判决离婚，而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不能重新起诉等等。离婚规则的复杂化使得离婚成为成本高昂的选择。结婚你也许不需要咨询律师，但离婚你多半要花钱找个律师。

　　从网友的评论看，大多数人对这一制度持批评态度，认为是对婚姻自由、选择自由的不当干预。但从支持者的角度来说，规定冷静期制度，立法者用意良好，甚至可以说用心良苦。通过强化干预，引导人们慎重对待、珍惜婚姻关系，或许能够控制不断上升的离婚率，维护家庭这一影响社会稳定的基础细胞。

　　这种交锋背后其实是两种理念的对阵。有些离婚或许个人私德有亏，但离婚仍然是个人自由，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而从政府和社会角度看，离婚被视为对社会关系的冲击、高离婚率不利于维护公序良俗，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这种对立背后也呈现传统与现代、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

　　据统计，我国离婚率已经连续多年上涨，从1987年的0.55‰上升到2018年3.2‰，2018年离婚登记达到446.1万对，这种趋势确实令人担忧。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社会观念、社会关系的变化。现代人家庭观念悄然发生变化，人们的家庭观念越来越淡薄，甚至对家庭持批判态度。比如有两种现象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批判原生家庭现象。不知道从何时起人们开始讨论“原生家庭”这个社会学概念，而社交媒体、影视作品暴露的更多的是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这在无形中影响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家庭观念。很多人流露出对原生家庭的憎恶感，避免原生家庭伤害的唯一方法或许只有不组成家庭或逃离家庭。

　　二是批判亲戚和熟人社会现象。很多都市人或者所谓文化人对亲戚关系、熟人社会持批判、否定甚至憎恨的态度。在笔者看来，这一切与现代社会经济交往方式有关，尤其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导致人的原子化。原子化的个人对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的挣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忠诚于婚姻、守护婚姻是传统道德、伦理的重要内容。而正如哲学家李泽厚所言，道德是个体对社会人际（如家庭）关系在行为上的承诺和规范。离婚其实是个体不愿意再践行对家庭的承诺。而且不践行这种承诺，对个人的生存不会产生影响，因为个体可以自立，或许套用马克思说过的话，在现代社会，“对于婚姻的忠诚被淹没在个体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张扬个体自由和权利规则的现代法律，再试图去维护和挽救属于传统道德伦理秩序中牢固的家庭和婚姻，总会显得非常吃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又总觉得这一招很生硬，而且对成效不抱太大期望的原因。

　　（作者供职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