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端来作岭南人:南来文人与香港的故事

无端来作岭南人:南来文人与香港的故事
2019年08月27日 17:20 新浪网 作者 凤凰卫视

无端来作岭南人:南来文人与香港的故事

战火纷飞的年代,香港曾经张开双臂接纳了他们。

无端来作岭南人:南来文人与香港的故事

在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中,

香港是“失养于祖国”的一员,

可是自《南京条约》签订以来,

香港从未与祖国失去文化上的联系。

从1874年王韬南下创办

香港第一份中文报纸《循环日报》开始,

南来文人与香港之间

便形成了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

前者为后者带来文化养分,

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了

乱世之中一张安静写作的书桌,

以及发声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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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香港维多利亚港

    无端来作岭南人:南来文人与香港的故事

抗日战争和接踵而至的国共内战这两次大规模战争的爆发,让中国现代文学与香港有了第一次的大规模接触。一批又一批内地文化人,或为避难,或为从事海外宣传,或因种种私人原因,纷纷南下,形成现代文学史上“南来文人”这一特殊现象。

特别是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南下香港的知名内地作家超过两百人,郭沫若、茅盾、萧红、戴望舒、夏衍、萧乾等等,都与香港有过或深或浅的关系。虽然大多数南来文人都抱着过客之心,来了又走,并不把香港当作长居之地,却依旧带来了文化的种子,在香港生根发芽。

播种

许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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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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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种子经过南来文人之手,

在英国殖民地、紧连中国大地的

南方小岛——香港生根发芽,

许地山和蔡元培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播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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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邓志昂中文学院,

1935年许地山抵港之后便是在此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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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行者许地山带着一套中国文化新概念,就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

当时,香港的中文教育仍是重古薄今,科举出身的老师仍在传授四书五经,许地山以最短暂的时间,尝试向这里灌注他认为此地可以接受的新思想,例如现代婚姻观、中国拉丁化新文字、通识教育观念等等,冲击了部分固有文化建制,引起知识分子讨论,也惹来保守派的侧目及不满。

可惜,这些争论,由于他的突然去世,加上香港沦陷于日人手中,没有延续及发展,使他带来的冲击,只如火光一闪。但香港大学中文系的改革,成果却颇为显著,时至今日,港大中文系的课程设计,仍然保留了当年许地山改革的大概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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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墓位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

1937年,抗战爆发,蔡元培带着家人南下香港养病。1938年,他撑着病体,在香港的圣约翰教堂演讲,讲的仍然是“美育”和“同情”,因他认为“抗战期间最需要的,是人人都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

1940年,74岁的蔡元培病逝,超过一万人聚集在南华体育场,灵车驶入时,诸人静默三分钟。当时抗日烽火正连天,华北早已沦陷,北大迁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兵荒马乱之中,“北大之父”蔡元培只能在香港下葬。对于蔡元培的墓是否要北迁,社会上曾经有过争论,最终蔡元培家人还是决定,将墓留在香港。一代文化巨人,便以这样的方式,永远留存在了香港的山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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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

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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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一生曾三次在香港居留,三次的身份境遇全然不同,最初的第一段时期,她是香港大学的学生。1939年,张爱玲拿到了伦敦大学的奖学金,不料二战的炮火阻断了西行的路线。

退而求其次,来到香港,她说:“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然而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通通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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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战期间,香港大学的陆佑堂改成了临时医院,张爱玲在那里作看护,伤病和死亡在眼皮底下发生,她却说自己是不负责、没良心的看护,因为看不得生命在那里受难。

战火再次打断求学计划,张爱玲始终没有拿到那一纸文凭,最终走上了卖文求生的路,《倾城之恋》中的那句话彷佛是在说她自己:“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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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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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

萧红从19 岁离开家乡到31 岁去世,在短暂的31年的生命历程中,她先后漂泊了十个地方。生命的最后一站,或许连她本人也没想过,竟是在香港度过的。

1940年初,为避战火,萧红和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在香港的两年里,萧红的境况称不上好,疾病缠身,寂寞潦倒,却始终没有放弃写作。在这个南方小岛上,东北老家冰天雪地的记忆却异常鲜活,萧红把这股思乡之情写进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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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

1941年萧红在香港确诊肺结核,战乱中几经辗转,身体也日渐恶化。1942年1月22日早晨,在香港红十字会设于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医院内,萧红与世长辞。萧红死后,骨灰分了两半,一半被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一起葬在浅水湾海滨,另一半骨灰被端木藏起,葬在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一棵大树下。

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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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茅盾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再次来到香港,任务是开辟“第二战线”。先后抵港的还有邹韬奋、夏衍、范长江等一批文化人。1941年底香港沦陷,日本的“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圈”在报纸上登出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在港的文化人们感受到了生命威胁。

与此同时,一场秘密营救行动正在暗中展开。就在日军开始轰炸的当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接到了来自重庆周恩来的电报:要将聚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茅盾是第一批走出香港的文化人,《脱险杂记》中回忆,“1942年1月8日上午,和我们住在一起的Y君(叶以群)从街上回来,悄悄地告诉我们,明天可以过九龙去了。行李不能多带……当然也得改换服装,于是都买了一套黑布的短衫(香港人称之为唐装的)……”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改头换面”,是为能够混入被疏散的难民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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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文化人在东江游击队的合影,前排右三是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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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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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

香港岛中环奥卑利街16号,灰色高墙之内是域多利监狱,1942年春天,日本人把从事抗日活动的诗人戴望舒囚禁在此。诗人在狱中受尽酷刑,写下了《狱中题壁》和《我用残存的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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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多利监狱旧址

1938年,戴望舒携妻女来港,前后加起来待了超过十年。1945年8 月,滞留香港饱受屈辱的他等到了抗战的胜利,欲重整旗鼓,恢复文协香港分会,然而曾落入敌手的他却不被原先同一阵营中的人们所理解,反而被部分返港的南来文人公开检举附敌。1949年3月,尽管哮喘已经十分严重,戴望舒仍执意北上,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次年病逝于北京。

1957年,叶灵凤在一篇悼念戴望舒的文章中说:“他终于能够埋骨在新生的祖国的土地上;若是客死在这孤寂的岛上,我想作为诗人的他,一定死得不能瞑目了。”

而大多数那个年代的南来文人,也都像戴望舒这样抱着过客之心,来了又走,并不把香港当作永居之地,但香港毕竟张开双臂接纳了他们,他们也带来了文化的种子,在香港生根发芽,影响至今。这便是香港和祖国之间,无法切断的文化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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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南飞——南来文人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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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苏珍妮、林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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