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图书传疫”观念在西方始兴之时，医学界和图书馆学界曾展开了激烈争论；20世纪初，其传入中国后所引发的更多的是中西观念碰撞。中西社会对“图书传疫”观念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虽不同，但文化融合促进了中国社会在卫生方面的观念变革。

　　作者丨郑云艳

　　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天花、肺结核及猩红热等传染病在世界范围流传。这促进了相关医学研究，然而当时并没有十分有效的防治措施。因此，当19世纪末全球性瘟疫流行时，西方社会曾出现了许多基于疫病的恐慌现象。如19世纪末是西方“图书馆运动”初兴期，“公共图书”的频繁流通使得公众开始怀疑图书传播疫病的可能性，基于西医“细菌”学说的“图书传疫”观念开始大行其道。

　　“图书传疫”观念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且被称为“异闻”，1940年代以后该观念逐渐消失。之后，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这段“图书传疫史”与西方“图书恐慌史”一样，都逐渐被人们遗忘。1985年安德鲁·麦克拉里

　　（Andrew McClary）

　　然而，这段“图书传疫史”不仅不应当被遗忘，而且有被重新审视和研究之必要。一方面，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图书与中国当时疫病传播的关系，弥补社会医疗史研究的一个学术空白，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意义；另一方面，它也有现实价值，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下仍然令人心有余悸的“图书传疫”观念，以利于人们正确处理公共图书馆与疫病传播之关系。

　　本文出处：《医疗社会史研究·第八辑》，高晞、施康妮（Connie A. Shemo）特邀主编；张勇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版。医疗社会史研究长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SARS、H7N9、埃博拉等疾病的全球传播与蔓延引发严重的全球公共安全危机，医疗社会史研究愈发受到重视。为了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拓展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史料与新方法，深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通，上海大学历史系创办了《医疗社会史研究》（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辑刊，已出6辑，每年6月和12月各出版一辑。

　　民国“旧书传疫”之异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衣棉毛之类能传病毒，世人之所知也。至旧书之能有斯害，罕知之者”。但当时“旧书传疫”观念在中国已经开始流传，并在整个民国时期一直延续。1915年《游戏杂志》载瑞士学者因“旧书传疫”而亡的故事，如下：

　　康士顿者，瑞士之文学士也，年五十四。一日，于旧书肆中以三金磅购得书一册，装制甚美，康爱不释手。数日后，忽患疫死。其夫人异之，质于医士。医士曰：疫之来，必有因。康先生未死前数日，尝作何事？夫人曰，他无所作，惟五日前购得一旧书耳。医乃取书察之，见其页印有旧主之名，曰：卜遮士腓劳。乃恍然曰：吾得之矣。卜为余故友，前年死于疫。或者疫菌飞伏书内，康先生披而读之，疫菌遂由鼻孔吸入也。

　　1922年《学生杂志》载与之类似的美国学者因“旧书传疫”而死的异闻，如下：

　　美国文学士司罗吞君，喜阅旧书，日前偶至旧书肆中，见一书本，装制甚美，以美金数磅购之归，终日阅之，爱不释手；不数日，即患疫死。其妻异之，质之于医。医者曰：司君前数日所作何业？此疫之来，必有因。夫人曰：他无所作，惟五日前，购一书归。医乃取书，以显微镜察之。见其页上，有无数疫菌潜伏书内。乃曰：司君之死，实因于此书。司君阅此书时，疫病由鼻孔吸入，遂得此病云。

　　1933年，《中国出版月刊》载有日文译文一篇，称：

　　图书上附着的微生物，因季节的不同，各种菌类的生存时间也不同，大概霍乱在四十八小时；白喉在二十八日；葡萄状球菌在三十一日；伤寒在四十日至九十五日；结核菌在八十百至一百零三日以内，都能生存。讲到病菌的数量，拿各种一〇平方CM的书面来比较，尤其是公立图书馆的小说，内部较为清洁的，就有从二五〇个到一二五〇个或一八七一个，最最不洁的书面，竟有至三五〇〇个之多。根据LIOA之统计，学校图书馆一〇〇平方CM的地图上有六五〇个至三七〇〇个，解剖学书内，是有二二七五个到三七〇〇个之多……古本书至潮湿不洁部分，是结核菌传染，最好的媒介物。

　　1940年代初，法国工业卫生局总监L.塔农

　　（L.Tanon）

　　据医生的证明，猩红热是能由信件传染别人的，即使病痊愈后三个月，亦能由信件传染及别人。天花亦由病者将皮屑遗留在书籍里，虽经过病者痊愈一年之后，还能传染别人。肺痨杆状细菌能保持它的毒质至一年之久，白喉菌能保持六个月；这两种病都是很容易由书籍传染别人的。

　　这些从国外源源不断输入的“旧书传疫”异闻在宣传“旧书危害”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系列应对“旧书”以及“公共图书”的策略。

　　《中国出版月刊》创刊号及《发刊宣言》，刊名由程天放题字。

　　第一，“反对购买旧书”或“倡导旧书消毒”。

　　1903年《译篇：论旧书能传染病毒》一文称：“旧书大为传染病之媒介，购用旧书省资有限，不足以偿受病之所失……旧书既触传染病者之手，即不可再用……旧书之能传病毒莫可为疑，购旧书者，以较新书不过减价一成，所利甚微，而所害甚大，故卫生局必当设法禁止。”

　　1914年《笔记：旧书传疾》一文指出：“旧书为传染病之媒介，购者所节甚微，至因患传染病而所费者，其数反多，故使用旧书之法之在所当废也……衣服、书籍、器具，实为传染病之媒介，凡旧书曾为患传染病者所用，即宜毁之。”该文内容与1903年《教育世界》之《译篇：论旧书能传染病毒》类似。

　　1940年《旧书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一文也提到应“毁去一切污旧的书籍，另行购置新书，最低制度亦应购置新书给学校的儿童用。购置新书的费用，如果以之与从医药费省下来的钱比较，必定是微乎其微的”。

　　第二，“图书馆图书消毒”、“限制患者借阅公共图书”或者“销毁患者借阅过的公共图书”。

　　1903年《译篇：论旧书能传染病毒》一文称：“希加哥图书馆事务员特嘱委员就馆中各种书籍精密考察，视其果能传染病毒否。旋经查见为确，谓宜施消毒法。”1914年《笔记：旧书传疫》一文提到美国医科大学长梦尔“置员调查合州图书馆所藏之书，果为传染病之媒介与否。查毕后，即施以消毒之方法，并将旧书之上霉菌纳之瓶中，出以示人”。1940年《旧书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一文提到法国许多大城市“卫生当局，对于患传染性的病人，所用过的从图书馆或学校借来的书籍，都加以销毁，同时不许患病的人向图书馆借阅书籍或杂志，以防传染”。

　　中国“旧书传疫”异闻之来源

　　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流行的“旧书传疫”异闻多为“译篇”或“译文”。事实上，这些消息反映的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图书恐慌”现象。当时也正是世界肺结核、天花和猩红热等疫病流行的时期，微生物学的发展已使人们了解到病原菌的存在是疫病得以传播的主要原因。

　　“图书传疫”的说法最早是由美国图书馆学家威廉·普尔

　　（William.F.Poole）

　　由于医学界的倡导，加上疫病的流行，“图书传疫”理论很快受到各国政府和图书馆学界的关注，并引发了“图书恐慌”现象。1888年，英国天花流行，不久其政府颁布专门法律，规定：医生有责任让其患者立即归还图书馆图书以进行消毒处理，并有责任告知图书馆每位患者名字；图书馆则备有专门的“传染病感染者名单”，感染者被停止借阅图书，其曾经借阅过的书籍或被有关部门进行集中销毁，或被转移到传染病医院仅供传染病患者阅读。1890年猩红热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流行时，政府强令图书馆停止对传染病患者开放，并对所有归还图书进行消毒；美国马萨诸塞州图书馆俱乐部也认为猩红热、白喉、天花等患者接触过的图书都应该销毁。

　　同时，医学界也积极研究应对“图书传疫”之策，探索“书籍消毒”方案。如189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埃尔默·霍顿

　　（Elmer Grant Horton）

　　（Jose Badia）

　　（Nicholas V.Greco）

　　“图书恐慌”从19世纪末兴起以后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上半叶。直到1914年，纽约公共图书馆仍然每天接到卫生部门的感染者名单，图书馆员根据名单提醒患者不要归还图书，否则这些图书将会被卫生部门直接带走销毁，或者被图书馆自行销毁。1914年，威廉·雷斯尼克

　　（William R.Reinick）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对“图书传疫”问题的探讨，使得20世纪初中国“旧书传疫”异闻有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如安德鲁·麦克拉里

　　（Andrew McClary）

　　1876年德国人柯克发现“细菌生殖之理”，人们开始接受病原体是疫病产生的原因，然而这些病原体的发现过程十分缓慢，如伤寒、疟疾、痨症、霍乱、白喉、鼠疫、痢疾等都是1880年代发现的，梅毒、黄热症病原体则分别迟至1905年和1919年才被知晓，其他大量病原体仍待发现。各疫病所对应之传播媒介及防治措施也是在此之后方逐渐为人所知，如1898年英国人发罗斯发现花蚊为痢疾传染媒介，1890年方毕林氏发明清血注射治疗白喉法。人类疫苗研发经历了三次重要革命，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疫苗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才刚刚开始。

　　图书是否能作为疫病传播媒介，以及如何预防等问题也尚待研究。1879年“图书传疫”理论被第一次提出之后，西方图书馆学界和医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且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

　　其一，“图书是否能够传播疾病”。如19世纪末分别作为图书馆学界和科学界代表的英国的《图书馆》

　　（Library）

　　（Science Siftings）

　　（du Cazal）

　　（Catrin）

　　其二，“如何应对图书传疫”。一是“如何进行图书消毒”。20世纪初西方医学界应对各种传染病的消毒方案迭出，然而由于“图书”材料的特殊性，许多化学消毒方案很难实施。如直到1940年国际医院图书馆协会在日内瓦举行第二届会议时，“怎样为肺病读者阅读后之图书消毒以免传染”还是其中心议题之一。当时法国医学家高氏虽然提倡肺结核病菌可以日光去除的说法，但其他病菌去除方式似乎仍然停留在化学消毒。二是“是否实行图书销毁”。1988年杰拉尔德·格林伯格

　　（Gerald S.Greenberg）

　　“图书传疫”观传入中国之社会背景

　　中国的“疫病恐慌”20世纪上半叶，世界发生了7次大规模疫病，中国几乎无一次幸免。据统计，民国时期中国平均每年发生疫情22次，波及范围广，且往往多种疫情并发；中国人口自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期减少近8000，疫病死亡率几乎占非传染病死亡率一半或以上。此外，中国传染病死亡率远高于世界其他各国。

　　中国传染病治疗条件差，医疗设施不足，且地域分配不均，费用昂贵。1915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批准，“拨银二万圆”成立民国期间第一家官办传染病医院，之后全国各地相继组建了一些普通医院和传染病医院应对疫情。然而，专职传染病医院较少，且存在地域差异，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地区防疫设施及人员极为匮乏。传染病医院住院费用也远超普通民众所能承受范围。如1930年代中期，“乡间平民每月之生活费为二元五角，城市则倍之”，若以各传染病医院平均收费标准核算，三等病房每周住院费大约是乡间民众全年之生活费，而一、二等病房每日住院费甚至可高达该数目。因此，若“旧书传疫”果然无误，那么确实“购用旧书省资有限，不足以偿受病之所失”。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出现了“疫病恐慌”，并使得人们在不确定“旧书是否能够成为疫病媒介”的情况下，开始相信“图书传疫”理论。如1928年《阅读旧书的危险》一文称，如疥疮、癞、癣、疔等“凡皮肤病可以借着皮肤而传染的，旧书都有传染的可能……至沙眼等的传染，也可以从旧书籍传到眼中，此等大概由手指间接而传入的。患肺痨等的人，仍多读书消遣。读书的时候，病人对着书本必有传染到书本的可能”，作者详述了自己因阅读旧书而发生疥疮的亲身经历。作者承认自己并非医学专家，但深信自己忽染疥疮原因在于阅读了四年前患过疥疮的父亲所接触过的书籍，并反对使用旧书，认为“论书的内容，旧的和新的完全一样，只不过外表上损坏或陈旧一点”，而旧书廉价原因则在于“旧书能传染疾病”。

　　民国笔记：《旧书传疫》。

　　“旧书传疫”的宣传也是作为民国时期传染病预防措施之一而出现的。如《申报》在1915年刊登的《北京猩红热预防》、1920年的《防弭传染病谭》、1921年的《细菌侵入人体之机会》、1929年的《第三届首都卫生运动大会闭幕》等文章都提到了“图书作为传染病媒介之一”的宣传。

　　“旧书传疫”观念的流行促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反对购买旧书、注意阅读卫生和提倡图书馆消毒等理念。如1928年《阅读旧书的危险》一文也谈到旧书的危害，称“说不定你的儿女或你的朋友，甚至将来的你自己，会重读你这本（感染了病菌的）书”，并提醒人们“最好把读过的书，多多的摊铺在烈日下曝晒；并且不要乱借给有疾病的临友阅看”，又倡导图书馆书籍消毒。

　　中国图书馆界、医学界对“图书传疫”观念之回应

　　“旧书传疫”观念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图书馆界和医学界的争议，其传入中国后也对中国图书馆学人和医学专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其所激发的矛盾和争议远不及上文提到的西方“图书恐慌”。

　　 西方“图书馆理论”和“图书传疫理论”几乎同时在20世纪初的清末“立宪运动”时被引入中国。1903年专门探讨“立宪运动”的《教育世界》刊载了中国最早的“旧书传疫”异闻——《译篇：论旧书能传染病毒》（第51期）和最早“倡设图书馆”的文章——《译篇：拟设简便图书馆说》（第62期）。然而“旧书传疫”异闻在中国并未引起如同西方社会1879年“图书传疫”理论第一次被提出来时类似的反响。

　　图书馆学界对“图书消毒”理论的回应多在1920年代以后，且常与中国传统“曝书”联系在一起。1918年，图书馆学家顾实的《图书馆指南》一书较早谈到曝书、图书消毒及废弃等“图书卫生”问题。1926年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提到“图书典藏法”宜包括消毒法。1929年《图书馆学季刊》简述了日本1929年《图书馆杂志》的《图书馆之清洁与消毒》一文，谈及日本图书馆消毒、曝书理论。1931年《图书馆与读众》指出为吸引读者，图书馆宜注意“书籍之消毒”。1934年《图书馆卫生》一文讨论了各种图书消毒与卫生法的利弊。1935年中央图书馆主持的《中央时事周报》“学瓠”专栏刊载了《日本帝国图书馆》的文章，谈到日本帝国图书馆消毒室及每月定期消毒。1936年图书馆学家马宗荣的《怎样研究图书馆学》探讨了“图书的曝晒、消毒”。图书馆学家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法》提倡档案曝晒和消毒。

　　同样，中国图书馆实践中对“图书消毒”的推广也十分有限，且亦多与“曝书”结合在一起。1926年《国立成都大学图书馆规定条例》有“关于图书馆曝晒及消毒事项”；1929年《江西省图书馆办事细则》有“图书之消毒卫生事项”；1934年安徽省立图书馆规定“编藏股”负责“图书的修理装订曝晒消毒等事”；1935年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图书馆办事细则》有“图书之曝晒及消毒”。

　　虽现已较难考订哪些图书馆曾确切实行过“图书消毒”以及其具体消毒方法，但从现存资料来看，大部分图书条例亦多在1920年代方开始逐渐出现“图书消毒”的规定。且1931年《图学论著：图书之清洁与消毒》一文表明当时图书馆界虽已知“图书蒸汽消毒法”的存在，但对于“药品的配合，工具的设置，热气的高低，时间的长短”等消毒知识的详细了解并不够。因此，甚至直到1988年左右，中国“图书馆有紫外线等消毒设备的，在上海地区仅占6%，而在吉林地区则是零”。

　　许振东《图书之清洁与消毒》。（“圕学论著”乃栏目名，非作者文章标题。令，作者将“圕”简化为“书”，乃误。“圕”读作tuǎn，乃“图书馆”三字合音。“圕”，即图书馆之意，1924年由近代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发明。——编辑注）

　　此外，与在西方各国多强制实行“图书销毁”不同，中国图书馆界对该政策多有异议。虽然1934年《图书馆卫生》一文曾提倡“出纳次数最多沾染手诟很厚的图书，应当焚烧，用新书代替”，但中国图书馆多更珍惜图书，如1933年《图学论著：图书之清洁与消毒》一文称：“肮脏的图书，陈列着供人阅览，简直有害，封存焚烧，弃之可惜。”事实上，当时图书馆界对传染病患者接触过的书籍多不进行销毁，而是采用与污损图书类似的处理方式，即“曝晒、改面和切边”。

　　民国时期医学界对“图书传疫”观念较图书馆学界更为重视，这与西方各国的情况类似，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医学界致力于“传染病”本身的研究，这有利于人们对“图书传疫”理论的理解。《民国时期总书目》基础医学“传染病”条目下著述便有197种，主要是西医传染病理论相关著作及译著，如伍连徳医生的《华北鼠疫之研究》、丁福保的《丁氏医学丛书》等。这还不包括中医著作，以及中西传染病史对比研究等。

　　另一方面，中国医学界也对“旧书传疫”这一问题有很多关注。如著名医学家丁福保是较早关注“旧书传疫”问题的学者。1915年丁福保《猩红热浅说》一文谈到书籍是猩红热的传播媒介。他创办的《中西医学报》也刊登了不少相关研究，如1914年转载了《教育世界》的“旧书传疫”的文章；1923年所刊译文《喉痧》谈及书籍是喉痧微生物传播媒介；1927年所刊的《细菌侵入人体之机会》一文也谈及书籍是细菌传播媒介。此外，其他医学研究期刊也对该问题有所关注，如1931年《医学周刊集》有《医学小问题：书籍怎样消毒》专文；1943年《中华健康杂志》有节译法国工业卫生局总监塔农《图书作为细菌传播媒介》一文。

　　图书能否传播疾病主要在于细菌存活于纸质材料的时间长短。1918年中国医家陈骧对“纸币”细菌存活时间进行了测试。他指出当时文森特及霍伯纳等医学家已对细菌在“金属货币”存活时间问题有详细研究，但“纸币”上细菌存活问题尚无答案。陈骧的研究结果大略是：伤寒菌12~36小时；赤痢菌2~24小时；霍乱菌14分钟左右；肠中类霍乱菌7~36小时；白喉3~19小时。这一结果论证了“细菌经由纸币进行传播的可能性”。

　　“纸币”的“流通频繁”及作为“纸质材料”的性质与“公共图书”极为相似，但1933年日本《图书之清洁与卫生》一文称细菌存活于图书时间为：霍乱48小时；白喉28日；葡萄状球菌31日；伤寒40~95日；结核菌80~103日。这一结果显示细菌在图书中存活时间比中国医家陈骧研究的细菌在纸币上存活时间长数十倍。然而，可能是由于该纸币细菌实验在当时并未受到足够关注，因此对于细菌在纸币和图书上存活的巨大差异这一矛盾，当时鲜有人进行解释。

　　此外，中国对于“图书消毒”的具体理论大部分来自日本及西方各国，其中日本1929年刊载的《图书之清洁于消毒》消毒方法最为详细，之后中国医学界谈及“图书消毒”理论多不出该文范畴，如1931年《医学小问题：图书怎样消毒》几乎是对该文的总结；中国图书馆工作人员也多以此为参考，如1933年图书馆学家许振东称将以此文为“今后对于本问题（图书消毒）的解答材料”。

　　“旧书传疫”异闻在民国各个时期均有宣传，但中国由此产生的“图书恐慌”远不及西方。旧书市场的兴盛和图书消毒在图书馆的极少应用都说明了这一点。但中国是如何避免出现西方社会严重的“图书恐慌”现象并逐渐平息异闻的呢？

　　中国“旧书传疫”异闻之平息

　　其一，中国“旧书传疫”异闻多来源于国外，而1900年代以后西方“图书恐慌”之渐趋平息，促使了中国“旧书传疫”异闻在中国之逐渐消失。由于大量消毒方法的发明和极少因书籍感染的病例出现，西方由“图书传疫”理论产生的“图书恐慌”自1879年第一次提出，到1900年左右达到高潮，且大约在1910年后逐渐消退，并在1940年代基本平息。

　　“图书传疫”理论在西方社会流行期间曾遭到许多质疑，尤其是来自西方图书馆界的疑问。如1896年安德鲁·麦克拉里总结了图书馆学界对当时严苛的“图书消毒”和“图书销毁”政策的反对，认为其严重影响了图书馆的工作：

　　①增加了图书馆工作负担，如图书馆需要对患病读者和相关书籍进行登记，并对大量图书进行消毒或销毁等处理；②对大量可能并不能带来危险的图书进行销毁，浪费了图书资源；③增加了“图书恐慌”，减少了图书服务，如一些图书馆不得不因疫情严重或者避免图书销毁而暂停服务，新图书馆的开设也受到严重阻碍。

　　因此，1895年一位著名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因感染肺结核去世时，美国《图书馆杂志》

　　（Library Journal）

　　西方医学界也开始承认“图书传疫”的局限性，并发现了大量避免“图书传疫”的相关措施。如1896年，法国的杜·卡加尔和凯淳用实验证明部分并非所有细菌都能由图书传播。1943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医院图书馆协会会议上，法国医学家称：“肺病读者阅读后之图书，经过强烈日光曝晒之后，若予以十日时间之隔离，其病菌即可不致传染，倘能予以更长时间（十四日）之隔离，则由此病菌所能引起之一切疾病，当可全行消灭。”该验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图书消毒”费用昂贵、易破坏图书等难题。

　　西方“图书传疫”观念在1940年代后基本平息。如1941年左右，“据英国巴替摩城大学科学院的百里安君

　　（Arthur H.Bryan）

　　由此可知，20世纪初“图书传疫”观念传入中国之时，西方“图书传疫”已处于消退阶段，因此中国“图书恐慌”现象远不及该观念在西方19世纪末初兴时严重。同时，由于西方在1940年代以后“图书传疫”基本平息，中国“旧书传疫”也逐渐失去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其二，中国“疫病恐慌”之逐渐缓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中国“旧书传疫”异闻的消失。民国政府各阶段都极力推进疫病防治工作。1916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公布了中国第一个控制传染病的法规——《传染病预防条例》，首次列出8种法定传染病（霍乱、赤痢、肠伤寒、天花、斑疹伤寒、猩红热、白喉、鼠疫），规定了传染病预防的措施、传染病报告等条款；次年在传染病医院专设“研究部”，官费支持传染病研究。1929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专门编印了《法定九种传染病浅说》等预防传染病的宣传册，并印发各地。1937年传染病预防法规定“有报告之义务”的传染病又多出3种。此外，当时传染病医院大多有政府财政资助，赤贫患者可享受优惠，如免交三等病房住院费、血清费等。

　　因此，中国“疫病恐慌”大约在1940年代后也开始缓和。这可以从“中国疫病史”研究的趋势看出来，如据陆肇基统计1985年创刊的《中华医学史杂志》所刊“疫病史研究”的论文自1940年代至1980年代呈渐趋下降之势。

　　随着1940年代以后“疫病恐慌”的缓和，“图书传疫”恐惧也随之得到缓和。至20世纪中期以后“旧书传疫”几乎成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直到1986年刊登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上一篇文章称某高校出现图书馆感染疫病的现象，才再续中国“旧书传疫”异闻。

　　中国“图书传疫”观之流传

　　所体现的中西观念碰撞西方“图书恐慌”引起了医学和图书馆界的强烈争论，而这种分歧与争论在中国表现得并不突出。相比之下，“图书传疫”观念进入中国后，医学、图书馆界中西文化的差异体现则格外明显。

　　中、西医“传染病”理念冲突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其一，中西医对传染病发生原因的看法有别。1908年《传染病原因学之发达》对当时中西医关于传染病产生原因的看法进行了对比：中国主张“邪气说”，自《黄帝内经》以来中医有关“温病源自邪气”之说不断发展，中医认为“一切传染病皆源于邪气者，症相同，只程度各异而已”，后来又将各种疫病据五行分为“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等进行分别解释；而西方主张“病毒说”，称“各种传染病必有其特异病毒”。

　　其二，中西医传染病治疗方法亦不同。1934年《中西医治疗传染病方法之比较》一文对中西医治疗传染病防治理念进行了介绍：西医“治疗传染病，重在杀菌及消毒，其方法则为注射血清”；中医“对于传染病且不知有菌，遑论杀菌。其治疗之方法，只在解除其症状而已”。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和西医本身的缺陷，一些知晓西医理论的中医也多有批判西医之缺点，如中医樊天徒批判血清疗法会减弱人的免疫力；又中国人早有自己预防天花的种痘法，加之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使得英国人1798年发明的“牛痘法”在晚清传入中国后一直很难为中国人接受。

　　这种理论冲突导致中国人将基于西医“细菌”学说的“图书传疫”观念视作异闻。自1910年代以后，由于接受西医教育的学者的宣传，这种观念才逐渐淡化。1908年中国第一批派往日本的医学考察团回国，如著名医学家丁福保回国后创办了《中西医学报》和医学书局，并翻译了大量日本医书，其中包含了“旧书传疫”的宣传和解释。1918年接受西医教育的医学家陈骧指出，“自细菌学发明以来，举凡天行之症，易感染之邪，皆为细菌之传染，而所以为此细菌之媒介者，生物之外，尤有非生物”，宣传“纸质材料”作为疫病传播媒介。1926年以协和医学院青年教师和学生为主要成员，旨在宣传和研究新医学的丙寅医学社成立，其创办的《医学周刊集》上有“图书消毒”的宣传。

　　之后，接受西方图书馆训练的学者也加入了“图书传疫”宣传行列。中国较早游学日本的学者顾实1918年以日文《图书馆小识》为蓝本写作《图书馆指南》，其中谈到曝书、图书消毒及废弃等内容；1920年代中国第一批接受美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学者回国后也开始宣传，如杜定友1926年发表的《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谈到了图书消毒法的内容；1934年留美归来的程长源对档案消毒进行宣传；1940年代以后又有王重民、朱士嘉等接受了西方档案学专门训练的学者宣传纸质档案消毒。

　　但中国图书馆学界同样面临着“中、西图书管理”观念的差异。民国时期中国各图书馆管理条例中谈及“图书消毒”多与“曝书活动”结合在一起，便是这种冲突的体现。中国图书馆“曝书活动”最早可追溯至西周，到唐宋之后“曝书”已然成为定制。中国人逐渐积累了大量曝书经验，如曝书季节、气候、场所、方式、时间长短等。这种传统在中国根深蒂固，民国时期多数图书馆多主张曝晒消毒法；甚至到了1980年代末，北京大多数学校仍然采用曝书法。

　　西方则主张化学或其他物理消毒法，但多有缺陷，如消毒彻底性不够，易毁坏图书，费用昂贵等。如1929年日本《图书之清洁与消毒》提到了几种图书消毒方法及其缺陷，如蒸汽法易毁损图书，且可能消毒不彻底；福尔摩林法效果仅达图书封面，而不能达到内部，也不彻底；卡簿加沙林法，后被证明无效。1940年法国《旧书是传染疾病的媒介》指出，福尔马林杀毒“必须要把每页书仔细的翻阅，才见功效，若书籍太多，所用的消毒费，必定很有可观”。

　　因此，当时中国多反对西方“图书消毒法”，主张实行中国传统的“曝晒法”。如1931年《医学小问题：书籍怎样消毒》一文称：“普通消毒的法子，不外干蒸，水煮，火焚，加药物浸洗等。这些方法中，只有干蒸可用以消毒书籍……若先将书用布裹紧，干蒸以后，不致有何损害。但是这只有在传染病医院或备有干蒸器的地方，才能办的到，在家庭中就不实用了……梅毒的病原体，淋菌，猩红热的链球菌等，都很怕干。老病菌在湿潮的地方能活多少月的工夫，但在干燥有日光的地方，不久即死。所以消毒书籍，最好是用曝晒法。”

　　 《医学小问题：书籍怎样消毒》

　　这种“图书消毒”理念的差异事实上是东西文化的差异，故其在日本宣传时同样存在这种争议。如1929年图书界仍称，“图书的清洁与消毒问题关系者之间，已经成为一种慢性的症候，在今年图书馆协会等会议席上，虽亦有人提起这个问题，但是终不能引起一般人多大的注意……际兹曝书时期将届的时候，我们再拿这个问题来研究一下”，且当时日本“图书消毒法除利用太阳外，虽亦间用福尔摩林消毒法，然殊不多见”。可知，由于日本图书馆早前已接受中国“曝书”传统，西方“图书消毒”理念传入日本之后也受到一定阻碍。

　　西方“图书消毒法”的缺点最后也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承认，并逐渐认可中国“曝书法”。如1940年法国卫生局总监的文章《旧书是传染疾病的媒介》承认以往为西方所提倡的较为有效的福尔马林图书杀毒法的缺陷。1940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医院图书馆协会会议讨论“怎样为肺病读者阅读后之图书消毒以免传染”后，法国学者以科学试验方式论证了中国传统使用的“曝书消毒法”的可靠性。

　　本杰明·艾尔曼

　　（Benjamin Elman）

　　（preservation，旨在保护图书免受破坏）

　　（conservation，旨在保存图书原貌）

　　总之，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对“图书传疫”理解虽不同，却殊途同归。1943年《科学画报》的《书籍消毒法》一文称，“图书传疫”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把书籍彻底打拍后，晒于日光中，再用布醮蚁醛溶液（福尔马林），揩抹书面的内外”。现代西方图书馆消毒器无非利用高温、紫外线等消毒原理，与中国古代曝晒原理上殊途同归。

　　结论

　　20世纪初中国“旧书传疫”异闻来自西方，是19世纪初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图书恐慌”现象的反映。但当“图书传疫”观念传入中国时，西方“图书恐慌”现象已经有所缓和。“图书传疫”观念之所以在20世纪初的中国被称为“异闻”，主要是由于中、西医疗理念的冲突，以及中国社会当时流行的“疫病恐慌”。

　　在西方，“旧书传疾”引起了图书馆和医学界的激烈讨论；在中国，这种分歧则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主要原因是医学和图书馆学观念间的中西冲突，远远超过了医学、图书馆界之间对于“旧书传疾”观念的理解冲突。这种中西冲突，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西方“图书消毒法”的接受，使得民国时期图书馆大多沿用传统曝书法；而中国图书馆传统“曝书法”也在中西医学交流过程中得到了西方的认可。

　　“旧书传疫”异闻之平息不仅与西方“图书恐慌”之平息有关，也与中国“疫病恐慌”和中西观念冲突的缓和有关。但“图书传疫”观念使得人们对于“纸质材料”长期心存芥蒂；“旧书传疫”讨论在1980年代后得以再续，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传的“图书传疫”所导致的“图书恐惧后遗症”的极好表现。

　　总之，“图书传疫”观念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带来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并促进了中西文化之融合。中西观念虽有冲突，却殊途同归。中西社会对“图书传疫”观念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虽不同，但该观念对中西社会卫生观念均产生了一定影响，促进了人类卫生观念的变革。在探讨应对“图书传疫”问题的过程中，中西学者取长补短，最终达到了文化融合的效果。

　　郑云艳，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史学研究所讲师。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18CXTD06）成果，表格及注释略，原标题为“中西碰撞：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图书传疫’观念”。文章摘编自《医疗社会史研究·第八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郑云艳

　　编辑丨吴鑫、李永博

　　校对丨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