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张怀亲（化名）今年51岁了，走过半个世纪，却也头一次经历这两个月的残酷。
在肆虐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短短一周内，她接连失去双亲，自己也不幸“中招”。父母离世的痛楚曾让她绝望厌世，而医护人员的关心，病友之间的互助，社区的关怀，又让她重新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
谈及这段经历，张怀亲一是“感恩”，感恩那些“对我们太好了”的医护人员，二是“希望”，希望社会不要歧视治愈者，让他们能“昂起头来走路”。
她还想把这段时间得到的关爱传递出去。3月27日，张怀亲主动来到金银潭医院，为重症患者捐献了血浆。捐血浆的前一晚，她享受了近两个月来最好的一段睡眠。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张怀亲的对话：
3月19日，张怀亲和病友们与康复驿站的医护人员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一家三口接连确诊
新京报：你和家人什么时候感到身体不适的？
张怀亲：1月13号，我乘公交去过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超市，1月15号开始咳嗽、发烧，但第二天上午烧就退了。那时候对新冠肺炎没有认识，以为是普通发热，烧退了我就去父母家给他们办年货，还给我母亲过了生日。从父母家回来，我还是肌肉酸痛、咳嗽，同一时间我父母也发烧了。我当时想送他们上医院，但他们说再观察观察。
直到1月26号早上，他们终于坚持不了了，我带他们辗转了三家医院，到晚上6点，才在汉口医院看上病。
新京报：后来情况怎么样？
张怀亲：1月30日，我父母在协和医院做了核酸检测，本来说48个小时就可以出结果的，但我们等到2月2号下午都没有等到，后来我妹妹跑到协和医院，运气好碰到了一个疾控中心的负责人，从他电脑系统内部搞了个截屏，才把确诊信息报告给社区。可2月2号当晚，我妈妈就断气了。
2月3日，我接到社区的电话，说我爸爸可以住院，本来还觉得有希望了，因为我爸爸以前是部队的空降兵，体质很好的。但是我妈妈走对他打击非常大，他当天就不行了，呼吸困难，完全离不开氧气。2月5号凌晨，他被送到省人民医院东院，那是我见我爸爸的最后一眼，直到他2月9号上午走，再没有见过一面。
他住进医院后，我每天都发微信鼓励他，他没有力气，回的字数也少，但他只要回一个“好”，我心里就觉得踏实了。我后来问他，你跟我说实话，现在到底怎么样？他回的是“更无力”三个字。
他走的那天早晨6点还给我发微信，要喝矿泉水。当天上午，我把他要的东西，包括尿不湿、牛奶、水，都给他送去了，可车子刚离开医院两分钟，我就接到医院的电话，说爸爸已经走了。想到他生前曾发微信说“跟妈妈一起前后走，是妈妈跟我的美梦”，“走两个老的，保住小的。我们胜利，永远爱你们”，以及他后来说的话，“敬畏大自然”，我痛到像心被掏空。
新京报：你是如何被确诊的？
张怀亲：我其实已经没有症状了，但2月20号，我作为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人员，被要求去隔离点隔离。我在隔离点呆了一天一晚，哭了一天一晚，绝食了一天一晚，觉得天都塌了。我甚至想过自杀，但房间的窗户有铁栅栏围着，跳下去的地方找不着，卫生间的窗户没有铁栅栏，但是很高，我搬了床头柜过去也够不着。
在隔离点，护士每天上午下午要给我量体温，量了一次之后，我坚决不让她进来了。我把门反锁，用香皂在门上面写了两个字“绝食”，要他们也别给我送饭了。我真的一天三餐都没吃，一口水都没喝，我觉得我也活不下去了，干吗浪费粮食，吃也是白吃，真的就是一心求死。
到隔离点的第二天晚上，我被通知确诊了。
去方舱医院前，张怀亲曾在隔离点的房门上写下“绝食”二字。受访者供图为了我的心理康复，医护人员做到了极致
新京报：刚得知确诊时是什么心情？
张怀亲：知道确诊消息的那一瞬间是蛮害怕的。确诊后我被转到江汉经济开发区方舱医院，前几天我天天哭，吃着那么好的伙食，我就想到我的爸爸妈妈，特别是我妈妈，我觉得我在替她享受政府的福利，既思念、感动，也为我妈妈难受。
那个时候我很封闭自己，因为（方舱医院里）都是轻症的，病友们其实都是很轻松的，但我就坐着静静听他们聊天、谈笑。我的思维是乱的，也说不出究竟在想什么。而且我很怕，陌生人我怕，人多了我怕，一个人我也怕，我什么都怕。看着穿防护服的医生护士过来了，我都是低着头，不敢拿正眼去看人家。
新京报：其他人看到你这样有什么反应？
张怀亲：有一个舱友看着我这个样子，就主动拉着我一起散步，我把我的经历都告诉了她，说一次就哭一次，后来她把情况反映给了医生，医护人员对我就格外关注。
有一天半夜3点，大家都睡着了，我离开床位，跑到哪里也不知道，后来被医护人员找了回来。据其他舱友说，我回来后睡着了，巡护的警察在我床边守了一晚上，护士也远远地守着。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有两个护士跟着我，我去刷个牙洗个脸都跟着，我不让她们跟，她们就叮嘱病友照看着我一点。
后来我在的这个隔间13个舱友都差不多出院了，上海来援助的心理医生担心会给我造成不安全感，就跟医护人员沟通，把我调换床位。那个跟我要好的舱友跟医生提议，把我调到她那里去，她来照看我，后来我就调到了她那里。
不知道方舱医院的哪个领导，把我的情况跟社区反映了，后来社区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我前一天睡得好不好，现在身体怎么样，给了我很多温暖。这些都是方舱医院在背后默默为我做的事。
在方舱医院期间，张怀亲有天半夜曾跑出病房，警察和护士在床边默默守护。受访者供图新京报：你的心情后来有所好转吗？
张怀亲：后来我从方舱医院出院去了康复驿站。出院前，医院就把我的情况跟康复驿站作了对接。我当时还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到驿站就有医生到我的病床前跟我聊天，问我适不适应，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康复驿站的护士长叫肖晶晶，她是西安国际医学中心的护士长，她和几个护士跟我聊天谈心，还一起和我在上海工作的女儿视频，说些很轻松的话，都是在帮我。
我后来才知道，我女儿私下告诉肖护士长我有打羽毛球的爱好，肖护士长就买了一些羽毛球拍，为我组建了一个羽毛球队，带上护士拉着我们病友出去打羽毛球。她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戴着护目镜，为了我的心理康复，真的是做到了极致。那一天打完球后，我洗了个澡，神清气爽，精神状态一下子好多了。
3月19日，我临走前一天，康复驿站的医生护士组织了一场羽毛球友谊赛，特意安排我跟两个医护人员一组，3打3，最后我们这组拿了团体冠军，奖品有一束纸花、一副羽毛球拍，还有N95口罩，医护人员一个都没要，说是为我准备的。第二天我走的时候，托一位医生把羽毛球拍转交给跟我一起打球的医生和护士，也不知道他们收到没有。
3月19日，康复驿站为病友们举行了一场羽毛球赛。受访者供图
我要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新京报：终于又回家了，什么感受？
张怀亲：知道要回家了，其实情绪又有些波动。当时是我们社区派车子来接的，路上司机说了一句让我接受不了的话。我问他，“能不能把我送到地下车库？”他就说，“不行，我只能把你放在大门。”他还加了句，“你还知道怕丑。”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要下车，我要回康复驿站，那里没有人歧视我们。”一路上他车子开得飞快，我想把车门拉开自己跳下去，也不敢。
车子上还坐着我们社区主任，他就说我来想办法，后来他跟物业沟通了一下，让司机把车子直接开到地下车库，我就从地下车库坐着电梯到家里了。
新京报：会很受打击吗？
张怀亲：目前我还没有出门，但是对解封后要出门，我还是很怕的，包括以后上班了怎么面对同事、如何社交，我觉得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可能不会主动跟人家社交了，或者说我的社交范围可能会局限于病友圈。通过这个病，病友们真的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无话不说，互相理解，但是对于社会上的其他人，我总觉得就算别人不戒备我们，我们也要主动跟他们保持距离，第一，怕让人家为难，第二，也不想给人家歧视自己的机会。
这次疫情确实影响太大了，带来的恐慌也太大了。有些病友比我自信大胆一点，他们说，怕什么，你只管昂起头来走路，我们都是已经治愈了的人，我们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吗？
新京报：有什么事情让你打消一点这些顾虑吗？
张怀亲：我是个小学老师，回家前，我告诉了单位的分管领导，领导马上就跟教育局汇报了，教育局领导就跟社区联系，让他们不定期送爱心菜上门，解决我的生活问题。
我到家后，一个邻居马上就送来了蔬菜、肉还有水果，另一个邻居怕我中午没吃的，非要送肉包子给我。第二天，他们又给我送了青菜、活鳜鱼，还有过早的糍粑。
我就觉得，邻居也好，社会上的人也好，还是正能量多一些。业委会主任后来也跟我私聊了，说欢迎我回家，所以我心里面算是踏实了一点。
3月19日的羽毛球赛上，张怀亲获得的奖品。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听说你去捐献了血浆？
张怀亲：是的，有医生告诉我，现在医院对血浆的需求还是很大的，除了重症病人外，血浆还可以用于那些复阳患者，有的复阳患者用上血浆三天后就可以转阴。
但因为我回家还没满14天，社区本来不让我出门，我就解释，这个血浆是救命的，而且我得到过很多的帮助，想回报社会。从上午沟通到下午，社区终于答应了。到医院献血浆的过程挺顺利的，医生先在我的左手背抽了血样作检测，再在我的右胳膊上采血，抽了有300ml，中途医生一直安慰我说别紧张，但其实我一点都不紧张，结束之后，我们还一起合了影。
3月27日，捐献完血浆后，张怀亲和工作人员合影。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为什么想到要去捐献血浆？
张怀亲：这段时间最深的体会就是感恩，医护人员对我们太好了。康复驿站的医护人员回西安前，我们还在羽毛球群里约着，以后要请他们回来，我们一起集体接待，我们都蛮舍不得他们。他们也答应了。他们都是年轻人，我们其实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因为每次就只能看到一双眼睛，也许把防护服脱下来还不认得。但我们都很留恋那一段时光，真的非常留恋。
所以我就决定也要做志愿者。在江汉方舱医院时，我签了捐献血浆的意愿书，我们这些病友都没有要医生护士去动员，当时护士还蛮感动，说我们都没做工作，你们都能够这样。我就觉得，我现在对社会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唯一能做的就是捐献我的血浆。我得到了很多的关爱、帮助，我要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张怀亲所在的康复驿站的来自西安的医护人员。受访者供图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新京报记者向凯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 王婧祎 校对 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