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汪玉凯

　　很高兴能够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这次科技抗疫网上研讨会。下面我就数字化抗疫谈三点启示，供大家参考。

　　一、数字化抗疫对不同抗疫模式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数字化抗疫在这次新冠疫情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发展看，数字化抗疫似乎对两种不同抗疫模式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疫情发展的态势。截止到2020年4月16日，全球确诊病例超过200万，死亡病例也达到12.5万，如果从1月3日中国开始向世卫和相关国家通报疫情开始起算，三个多月的时间，疫情已经蔓延到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和过去人类历史上历次大瘟疫相比，这次疫情蔓延速度之快、蔓延面之广，几乎不可以同日而语。

　　当然，这样一种蔓延的速度固然和新冠病毒超强的感染力有很大关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但对疫情的快速蔓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交通高度发达，每天在空中国际航班上数万人跨国旅行，通讯发达，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连接越来越紧密。可以说信息化、数字化把世界真正变为地球村，把人们的距离拉近。

　　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即中国的武汉暴发疫情以后，对周边许多国家影响也比较直接，中国和东亚一些国家、地区虽然疫情暴发相对较早，但是目前来看，抗疫成效较为显著，感染和死亡人数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疫情暴发较晚，但蔓延速度快，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都大幅攀升。东西方在抗疫的结果上呈现出明显的反差。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也许很多，但我以为主要似乎有三个：

　　一是认知方面的原因。如前所述，中国武汉疫情暴发最早，从1月20日中国开启预警后，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区，以及日本、新加坡、韩国、泰国等国家都高度重视，并迅速采取了有效措施进行管控。而当时的欧美发达国家在中国大规模暴发疫情时，思想认知欠缺，有些隔岸观火的味道，以为疫情离他们很远，因此防控准备不足，这可能是他们后期疫情大面积暴发的一个原因。

　　二是防控策略方面的原因。中国是举国体制，这种体制决定了中国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力能力和社会管控能力。比如1月20开始预警，23日武汉就宣布封城，紧接着全国各地很快就进入了一级、二级响应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开始严格防控、排查筛查。但欧美国家的体制和中国的体制差别较大，他们组织化动员能力和管控能力比较薄弱。当然体制可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他们的体制和中国的体制也不一样，但他们采取的措施是比较有力的。

　　现在全球似乎正在形成两种不同的抗疫思路和抗疫模式。美国一些专家认为，新冠疫情传播力很强，被感染的人中，六成可能是无症状感染者，两成有症状但不需要住院，需要住院的病例只有两成，危重病例占两成中的四分之一。他们认为要集中医疗资源救助重症。这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当社区感染大面积蔓延时，无法确定传播链条，也很难进行大面积人员隔离，这就逐步形成了群体免疫的思路。

　　为此，他们通过科技手段，大幅度提升检测能力，比如美国和中国台湾合作使检测水平达到15分钟就可以确诊。另外又通过科技手段，大面积进行人体抗体检测，只用15秒的时间就可以检测出一个人是否具有新冠病毒的抗体，以此来判断是否可以进入社会。这种抗疫思路与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严防严控形成明显反差。

　　三是在数字化社会治理方面的原因。在数字化社会治理方面，东西方也存在较大差异。中国数字化社会治理基础较好，不仅拥有强大的人口数据库，而且比较早地实行了手机实名制、车票实名制、入住酒店人脸识别以及把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新技术用于社会治理领域。

　　这些长期积累的社会数据基础使中国对整个社会的人员流动有比较强的数字化管控能力，而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虽然在此方面与中国大陆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是，相对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不像欧美国家那么严格，法律约束也相对较弱。

　　这种反差在这次应对疫情过程中，使我们看到了不同地区在应用数字化抗疫方面发挥作用的差异。从一定意义上说，欧美发达国家因体制、文化以及他们对个人隐私保护的等法律限制，影响了数字化抗疫功能的发挥。

　　那么未来抗疫的发展趋势如何？我认为，这次新冠疫情有可能改变世界整体格局。2020年以前是一个世界，2020年以后可能是另一个世界。同时，我们要做好疫情常态化的最坏打算，因为疫苗研发需要时间，特效药还没有，特别在欧美发达国家目前正在大规模蔓延的情况下，尽管中国防控形势继续向好，但是依然面临着外部输入和内部反弹的双重压力。另外，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的抗疫思路和模式究竟孰优孰劣，目前还难以定论，需要实践的进一步证实。

　　二、中国数字化抗疫的贡献和教训

　　毫无疑问，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中数字化抗疫发挥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第一时间给出了病毒的基因序列，这是中国对这次世界抗疫最大贡献。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在1月1日至11日用了十天的时间就给出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并研制出检测试剂盒。与2003年非典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不仅大大进步了，而且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二是应对疫情过程中数字化防疫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2003年非典时期也不可同日而语。非典时期中国信息化刚刚起步，社会信息化水平不高，手机普及率也很低，政府对社会管控能力也不可能做到精准。而这次应对新冠疫情则发生了很大变化，数字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突出的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1月20日全国预警以后，电子政务、数字政府在疫情防控的信息发布、信息公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能够通过各地的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微博、APP等政府信息发布平台及时了解本地疫情信息和政府相关政策措施。

　　其次，各级政府在政务信息化中构建的社会数据基础，在精准管控、精准应对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手机实名制、车票实名制、人脸识别、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技术在阻断疫情传播、及时追踪、隔离密切接触者，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这些数字化手段和数据基础，为遏制疫情蔓延赢得了时间。

　　第三，在抗疫期间各地借助互联网+政务服务和各种在线服务，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使网上办事和网购有机结合起来。这与中国消费互联网本身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直接关系。

　　比如网购，2019年参与网购的人数超过5个亿，电子商务交易额接近30万亿。疫情暴发后，电子商务有效保障了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数以亿计的人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得各种生活必需品，这对防止外出交叉感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数字化在企业复工复产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网上办公、在线教育、网络会议等借助互联网的平台和服务大行其道，在复工复产后得到普遍的推广和应用。而数字政府作用在复工复产中也得到了充分提现。

　　比如，为了促进复工复产，国务院办公厅依托一体化全国政务服务平台，紧急开发出一个为2600多万家小微企业和8500万个体户提供服务的模块，这个模块主要提供三项服务：政策服务，办事服务，咨询服务。该模块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疫情过程中出台的各种政策、特别是促进复工复产方面的政策，都集中在这个平台上，使数以亿计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国家的政策举措。比如人社部门出台了协助企业招工政策、金融部门出台金融优惠政策等。

　　当然，在充分肯定数字化抗疫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其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在疫情暴发初期，国家疾控中心的传染病信息化直报系统似乎没有派上大的用场。这套系统是我国在2003年非典过后投巨资建立的系统。这个系统一直延伸到所有乡镇一级的医疗机构、所有政府的疾病控制部门和政府行政医疗主管部门。

　　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条例》的规定，一个医疗机构一旦发现有三个不明感染病例，就要在2小时内通过这套系统上报，但在本次新冠疫情发生后，该系统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是湖北武汉市在全国预警前，存在着明显的信息发布不及时问题。大家知道，12月8日武汉卫健委进行了内部通报，却没有向社会公开信息。一直到12月31日才第一次向社会公布信息，强调可防可控，没有人传人等。之后在湖北省和武汉两会期间一直没有新增病例的信息更新，这在客观上对社会起到麻痹作用。

　　三是疫情应对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数字化方面的短板。比如，武汉的公共医疗系统如果在疫情初期，医院能够通过网上预约、错峰就诊等信息化手段，就可以减少大面积聚集交叉感染。同时在医疗物资的分配和调运过程中，也暴露出部门之间信息数据不共享、信息孤岛等问题。

　　三、 通过科技纽带，拓展国际合作抗疫空间

　　抗击新冠疫情从全球来看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倾向，有些甚至上升到政治问题。比如，在全球疫情蔓延之际，有些国家指责中国隐瞒疫情，甚至追责、赔偿，有的国家爱埋怨中国的医疗产品质量不过关等。这些问题反映出，在重大疫情面前，国际合作交流明显不足，甚至存在着情绪化宣泄等情况。

　　应该看到，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进一步蔓延发展，将对中国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压力：首先是疫情防范方面的压力。下一步如何防止二次暴发等问题值得关注。也包括欧美的群体免疫模式的压力，一旦这种群体免疫胜出，在疫苗和特效药都没有研制出后，中国的压力就会骤然增加。当然，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二是恢复经济方面的压力。严防严控措施造成社会停摆，对经济造成很大影响。社会短期停摆可以，但长此以往，是不可能持续的。目前中国经济虽然正在全面复苏中，但在疫情继续蔓延的当下，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三是社会稳定压力。如果因为疫情使大量企业倒逼，导致一些产业链的转移，就会造成许多人失业，这对国家的社会稳定会造成很大压力。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全世界要通过科技纽带，加强全球抗疫的合作，以尽快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控制疫情的蔓延和发展。以科技为纽带合作抗疫，有多种方式，如合作研制疫苗和特效药；推广新的快速检测技术和数字化追踪技术；对更多人进行抗体检测；大国要担当起大国的责任，支援非洲、印度等公共卫生体系比较薄弱的地区和国家抗疫等。

　　如果这些地区出现大规模疫情暴发，就会对全球抗疫成功产生很大冲击。从这意义上说，一个国家抗疫胜利不是真正的胜利，只有全球胜利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就中国而言，通过这次抗疫也暴露出我们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未来如何平衡国家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仍然是我们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汪玉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编辑：李碧莹   校对：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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