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天起,丸儿不去学校上学了,学校很好,但不适合她。”
去年11月,儿童教育作家三川玲在朋友圈写下这句话。从那天开始,她12岁的女儿小丸子成为同龄人中的“异类”——休学1年,进入所谓“间隔年”。接下来,这条消息在朋友圈引起了轰动:疯啦?!
休学起先是三川玲的想法。她发现,女儿在北京名校的短短两个月里,睡眠不足、免疫力下降,没有时间画画、做自己喜欢的事……为了短期学习目标而牺牲孩子的健康、个性和更多的生命可能性,三川玲对这种方式存疑。全家经过冷静的思考和沟通,最终一致决定:休学。
你怎么能保证这条路是对的?这是在赌孩子的后半生。一边是对决定的自我质疑,另一边,作为母亲的三川玲还要背负外界的压力——你是不是为了自己出名而牺牲女儿?
三川玲的确是以做妈妈而“出名”。
她是一位儿童教育作家,运营着一个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公众号 “童书妈妈三川玲”。
她从2013年开始创立微信公众号,记录女儿成长的点滴,分享育儿心得、教育观念。同时,她还写书、做图书出版、创办读书会、做营地活动等,获得了百万新生代家长的追随。
但在这之前,三川玲经历了很长的“30岁危机”。从小向往成为文学作家的她,苦于无法通过文学作品实现价值,到30岁左右基本放弃了写作。正是由于女儿的出生,三川玲开始大量思考教育问题,直到36岁,正式开始儿童教育写作、童书评论。
三川玲也是幸运的。作为一名儿童教育作家,女儿成长中的很多实践为她提供了写作灵感和素材;而她在工作中的思考和沉淀,又能很好地作用于女儿的教育。加之她还有一个默契支持自己的老公,所以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三川玲均以母亲的本真示人,她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达到了统一。
三川玲曾在公号中调侃:每年母亲节都没有收到什么“像样的礼物”。又一个母亲节来临,她觉得,“做妈妈本身,就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三川玲和女儿小丸子。受访者供图
和女儿成为两个独立个体
对即将步入青春期的女儿,三川玲有超多的问号。其中让三川玲最好奇的一件事是:她每天到底在网络社区lofter里写些什么?
好奇心驱使,三川玲几次死皮赖脸地打探女儿的账号。但小丸子坚决不告诉她。三川玲觉得挺难受:我什么时候到了不能理解女儿的地步了?
这也在女儿口中得到了印证。在小丸子眼里,妈妈对自己管的不很严,但也没完全不管,“这样挺不错的”。当然,这个小姑娘偶尔也会狡黠笑道:“我倒想她全天时间都在工作上面。”
这种失落感在女儿10岁左右时突然袭来。一个明显的细节是,在这之前女儿甚至还没法独立睡觉,经常睡到半夜,拖着枕头来找妈妈。“本来是一个很黏人的小娃娃,突然她就习惯自己睡觉了,如果我要跟她一起睡,她反而是一副大难临头的表情。”
这种亲密度的变化,让三川玲一时很难接受。她现在还能清晰回忆起女儿0岁开始每个成长阶段作为母亲的不同感受。
“婴儿的时候,和她特别亲密,觉得我们俩是在一起的,我从没讨厌过她的哭闹,甚至给她换尿布、洗澡都是快乐的事情,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强大,甚至我还想再生一个”;
“等她上了幼儿园,她会说妈妈世界上有一个地铁,它可以让时间改变,如果你进去的话,就会变得跟我一样小,我们俩就变成好朋友了……听到这些会觉得好像跟着她重新活了一遍”;
“再大一点,她就真的特别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会陪我逛街买衣服,有时候会给我一些意见忠告,我还挺受用的。突然我有了一个朋友,还是我自己生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但是女儿又大了一些的时候,三川玲突然感觉到,女儿似乎不太需要自己了。
三川玲用了很久才对此释怀。一次三川玲和哲学家奥斯卡聊天,聊到自己给学生上课的时间很少,而是把更多时间留给了女儿。奥斯卡一语戳中三川玲:你女儿看上去一点都不需要你。
她仔细想了想,好像真的是这样。从那时起,她才放下为不去陪伴女儿而产生的巨大的愧疚感。对于女儿的社区秘密,三川玲也能够接受了。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和秘密——自己小时候也不希望妈妈看自己写的东西呀。
慢慢地,“我们俩成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她可以有她的观点、空间,我会尊重她,但她有时候有点蛮不讲理;你要像大人一样对待她,又不能像大人那样要求她,她又要占小孩的便宜,又要占大人的便宜;但是我也让她再占几年便宜。”
漫长的30岁危机,“成为母亲救了我一命”
2017年,三川玲的初中同学建了个班级群,二十多年没有联系的同学加好友后第一句就问:才女,你当上作家了吗?
大概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三川玲就想当一名作家,每周的作文课是她最盼望的课,她会花大量时间琢磨、做摘抄,以训练自己成为作家。从大学开始,三川玲就发表文章,还在纯文学刊物发表了小说,甚至整个寒假都待在学校宿舍,靠吃方便面度日,就为了变成一个作家。
她把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和这个“作家梦”捆绑在一起。那时的她并不知道写作有很多种,单纯觉得写小说诗歌散文才算写作,但一直到三十岁,她仍然没有变成自己心目中那种作家(指诗人、小说家)。
这让她内心饱受折磨。工作之后,她当了10年记者,随后成为图书编辑,几乎放弃了写作。三十岁时,三川玲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这样的天分。
三川玲把这叫做漫长的“30岁危机”。
直到小丸子出生,三川玲成为一名妈妈。她开始每天思考教育问题,同时也为了服务于编辑工作、把书卖得更好,她开始写一些童书评论、教育孩子的心得或思考。
互联网时代对三川玲非常友好。她的文章一经互联网传播,引发众多读者共鸣,2013年“童书出版妈妈三川玲”公众号诞生首日,粉丝数就超过1000人。
“当妈妈之后,我的思考反而成就了我,这是30岁就放弃当作家的我没有想到的。”她给自己定位为“儿童教育作家”,只写这一类型的文章,并从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写作的快乐。
她经常觉得,很多从教育前辈的书中习得、同时自己又非常热衷的教育理念,在女儿身上一一得到了印证;她会把感受和经验写下来,也会给其他人分享自己走过的弯路。
随后,三川玲离职创业。基于公号积累的大量订阅者,衍生出家庭营地、童书出版、周末写作营等业务模块,“所有的东西自然生长”;在这个过程中,三川玲也找到生命的价值感、尊严和自由。
她曾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这样描述:“从我辞职的第一天,我意识到今后的每分钟都可以由我自己控制,那份自由自在的感觉让我狂喜。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最让我后悔的事情,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没有早点辞职。”
“成为母亲救了我一命。”三川玲说,自己是生育的“巨大的受益者”。“因为有了母亲这个身份,才有了后来的自我。”
三川玲和女儿小丸子在墨尔本美术馆。受访者供图
“女性一切价值感的来源都是自己”
三川玲对“追问人生意义”的坚持,也延续到了女儿身上。
《饭团的故事》、《保安的执念》、《口罩消毒》……刚刚过去的疫情期间,小丸子把自己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小事画成系列漫画,更新在她自己的公号“12岁的间隔年”上。她甚至在读罢诺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把读后感以漫画的形式画了出来。
小丸子喜欢画画。然而对于长大后要做什么,她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想过平凡的生活,只要能画画、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了。”
面对“佛系”的女儿,三川玲产生了很多父母都有的焦虑:她好像没有自己小时候那么“扬鞭自奋蹄”?她是不是应该更优秀一点?
后来,三川玲得到了一个解释,每个人的气质类型是不一样的,女儿和自己的差异仅是类型不同,并不存在优劣之分。三川玲意识到,是自己走了弯路。从这以后,她开始试着给女儿信任,相信她能做出对自己负责任的选择。“这样放下之后,反而她的状态是朝我更想看到的方向发展的。”
但三川玲仍然觉得,每个人都要对一个哲学问题作回答——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不能允许女儿不回答。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成为世俗意义上非常成功的人,但无论成为什么样的人,都不能逃避对意义的追问。”
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有意义?三川玲和小丸子对此做过讨论。三川玲引用学者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理论:一个个体如果要在人类社会活得有意义,有两种途径,第一是自身有价值,第二是对社会有贡献,且两者很多时候是合一的。母女之间似乎慢慢达成共识:有意义的人生是一个人能心甘情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可以以此为生。
此番讨论背后,寄托着三川玲从女性角度出发对女儿最大的期许——“她一定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和生命,她将来一切价值感应该来源于她自己,而不是他人。”
对于女性议题,三川玲常常思考。当前社会,女性是一个看似“有退路”的性别,可以从社会角色退到家庭角色中。“但我觉得女性不要轻易选择这个退路,因为退回来后女性人生会很被动。”
三川玲身边女性中就有“退回”的案例。“为了嫁一个人去做种种委屈,还有的结了婚之后丧失了自我,女性价值只能靠家庭来实现。而社会上对这一角色的价值衡量标准很模糊,因此很多案例往往都是悲剧。”
正因如此,三川玲告诉女儿:你所有的幸福都要来源于你自己。你要为爱情本身走进婚姻,也要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去选择一个职业,这是活得真正自信、乐观的唯一途径。
回到自己身上,三川玲感到庆幸。“做自己”和“做母亲”是一回事,因为做儿童教育和家庭教育,其实就是做母亲本身。“假如非此即彼、一定要做一个选择,我会选择做自己,不会选择做母亲。”三川玲说。
“母亲要背负的太多了”
“‘不管小孩’其实是我们家的传统。”从来不看家长微信群通知、从来不看着小孩写作业、家长签名让孩子自己签……三川玲曾在公号上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我是世界上最不负责任的家长》。
和一度让三川玲耿耿于怀的“情感层面的亲密感”不同,她对母亲的职责界限一直有清晰的认知,尤其是在教育目标的实现上,包括孩子上不上进、学什么特长等等。“母亲可以跟孩子很亲密,但不应该做一个鞭子去抽他进步,这不符合教育规律,而且这对母亲来说太累了。”
不管是从心理学理论上,还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三川玲一直认为,父母的职责对于孩子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所起到的所用非常有限。在她看来,母亲最应该给孩子示范的在家庭、社会上以什么样的姿态生活,而不应该做学校老师的助教、家里的监工。“我觉得那是越权了。”
“女性已经被要求得太多了。”三川玲说,生小孩之后,夜里孩子不睡或者哭闹,女性要马上起来照顾他,如果没有家人分担,会非常痛苦;到小区里遛娃,就会遭遇“养娃大赛”,谁家孩子瘦一点、矮一点、黑一点都会遭受巨大压力,让人怀疑自己是否是个合格的母亲;再大一点,就开始比谁家上了什么幼儿园、上了什么小学,接下来就要给孩子辅导功课,甚至为此气到心脏病发作……甚至很多女性到了五、六十岁,还要负责给自己的小孩带小孩。“其实女性在家庭角色上是一直被剥削的。”
除了背负家庭角色上的压力,社会所附加给女性的要求也很多。三川玲说,女性不但要做母亲,还要做自己:从怀孕开始,就要承担工作方面的焦虑,单位对女性的期待并不见得比男员工小,而且女性的自尊也不允许这个期待小;女性要独立、要能干,要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技能和能力,要赚一份钱回来,同时还要保持良好的外在形象,甚至经常面对嘲笑。
三川玲有一次和女儿发了脾气,就是因为在外形上遭到了女儿的嘲笑。“她说我‘肚子肥胖,双下巴肥肥’的时候,我很生气,心里也很难受。”三川玲决心改变,每天早上跑五公里,雾霾的时候在家跳绳半小时,晚上只吃蔬菜不吃主食和肉。“支持我做下去的,大部分精神力量,来自于我要做一个美丽的妈妈。”
但她还是认为,对女性来说,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太沉重了。
不过,三川玲似乎已经找到方法应对这一切。就像她在上上个母亲节写下的:
“做妈妈是一场修行,我们用母爱疗愈自己的内在小孩;我们在当妈妈的同时,也在追求更自由更丰盈的自我。”
新京报记者 冯琪 编辑 巫慧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