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人性实验室掌门人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结合大量数据和一系列的社会实验，提出一个“安娜·卡列尼娜”式的观点：成功的社会规则都是相似的，失败的社会却各有各的原因。

　　基于所有成功社会的经验，他总结了一个好社会共同拥有的八大特质：

　　1.拥有和识别个人身份的能力

　　我们可以在茫茫人海中认出自己和伙伴，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得我们可以辨认彼此，给社会交往提供基础。

　　2.爱伴侣和子孙后代

　　爱是特别独特的人类体验，只能在极少数哺乳类动物中观察得到。

　　3.友谊

　　我们会与其他人形成长期的、不以繁衍为目的的联盟。

　　4.社会网络

　　由于有了朋友，我们将自己带进社交网络之中。

　　5.合作

　　合作让我们不仅和朋友互动，也可以和群体外部的陌生人产生联系，这就划定了群体的边界。

　　6.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内群体偏好

　　人类社会过于庞大，我们需要识别出那些紧密联结的伙伴，因此对自己所属的群体有着特别的归属感。

　　7.温和的等级制——相对平等主义

　　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利于社会的运行，但我们也需要识别出群体内部更有能力、有声望的人，以便更好地合作。

　　8.社会学习和教育

　　社会学习是合作的产物，也是人类这个物种最大的发明之一。没有人必须自己学习一切，我们可以依赖他们的教导。

　　他认为，这八个特质或“社会套件”，使得我们在相互交往中更倾向于展现爱、无私、互相学习和合作，只要共同发挥作用，就能创造出一个可以运转的良善社会。

　　人与人交往的好处一定大于坏处

　　新京报：这次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持续时间之久、影响之大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伴随而来的疾病、停工、失业乃至死亡，悲观情绪笼罩在全球各地。在对抗疫情期间，我们也看到了人性中的弱点，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不合作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与你在《蓝图》中表达的乐观结论冲突吗？

　　克里斯塔基斯：我发觉我们人类有一个特点，总是倾向于看到人性中不好的地方，比如暴力、自私和部落主义，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的谎言和欺诈也让我们印象深刻。这些人性中的丑恶面，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但实际上，人类进化的真实故事恰好是相反的。长期以来，从社会科学家、进化生物学家之类的专业人群，到流落街头的底层人士都忽视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有利方面。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人类已经具备了爱、友善、合作以及教育的能力。

　　新冠疫情的确带来不少悲观情绪，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人类历来都是通过互相学习、互相合作来击败各类细菌和病毒，这次也不例外。我很早就注意到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一月底已经和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专家展开合作，研究疫情传播之时中国的反应。《自然》杂志4月刊登了一篇相关论文，这是我与一些中国学者合作的成果。因此我的观点正如我在《蓝图》中所讨论的那样，人类已经发展了友谊、合作、学习等能力，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能力来帮助我们生存。

　　新京报：人性中的良善可以帮助我们生存，那又该怎么看待人性中的阴暗面呢？

　　克里斯塔基斯：总体而言，人性中向善的力量要比那些负面力量强大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假设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每一次都是欺骗，每一次都是恶意和中伤，每一次都会威胁到你的生命安全。久而久之，人类必然会被迫选择独居，而不是成为我们所说的“社会动物”。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渐选择成为了社会动物，这就说明，人与人交往的好处一定大于坏处。我不否认贪婪、自私、暴力也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但友谊、合作、爱，等等，是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人类社会进化的共同源头，这些推动人类社会进化的力量要更为强大。

　　自然选择决定了我们具有合作能力

　　新京报：你在《蓝图》中定义了好社会的八个特征。其中一个是“内群体偏好”（in-group bias），我们会对自己所在的群体有特别的归属感和情感偏好。但很多时候，人类的不合作、偏见和敌意似乎就来自于此。如何避免“内群体偏好”变成一种各自为营的部落主义呢？

　　克里斯塔基斯：我在书中提到了一个著名实验，一些三岁的孩子参与一系列活动，同时被随机分配获得黄色或绿色的T恤。孩子们知道，他们获得相同颜色的T恤并不是在于他们一起做过任何事情，或者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在实验中，穿黄衣服的孩子总是喜欢和穿同样颜色衣服的孩子一起玩，绿衣服的同样如此。在最后的奖惩环节，穿黄衣服的孩子认为，和自己穿一样颜色衣服的该得到奖赏，而穿绿衣服的都是坏孩子，他们应该受到惩罚。

　　所以我们发现，人类带有对群体的偏见是很自然的事情。关键在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限是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很多时候，边界的划定是非常任意的，但正因为是任意的，所以我们也可以重新定义区分你我的边界。因此我既可以说，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重要的是你是美国人。我也可以说，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没关系，重要的是首先你是一个人，而不是其他动物，对不对？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路径，一是去想象那些更大的群体。另一种路径，是去了解那些具体的人。每个人的长相都很独特，这让我们可以识别出具体的个体。我们也就可以利用这项特质，去认识那些对立群体之中的具体的人。当我们和这些具体的个体建立起了联结，我们基于群体身份的偏见也就会让位了。

　　新京报：你在书中列举了大量规模不同、真实或想象的人类社会形态。比较社会学家往往更关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差异性，而你反复提醒读者发现人类社会由基因带来的相似性。怎么看待文化与基因的关系？

　　克里斯塔基斯：人类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基础结构，通过与动物社会比较，我们就能发现基因在其中的作用。现代研究发现，大象和人类有着非常相似的社交网络，人与人之间可以建立友谊关系，大象也有朋友，但是，我们与大象最后的共同祖先要追溯到9000万年前。换言之，这种建立友谊的能力是人类与大象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基因为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提供了一个蓝图，如同基因会影响我们的视觉系统、大脑结构一样。

　　文化仍然重要，但我们有时候把文化的因素看得过重了。环顾世界，不同社会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有不同的美食风俗和不同的语言。这些文化上的差异性的确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更深层的故事不在于我们之间的不同，而在于我们之间相同的东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因只规定了人类社会的相似性，这些差异性并未由我们的基因来决定。自然选择不能决定我们的信仰，我们究竟是敬拜佛陀还是崇信耶稣，这些不由基因来决定。但是，基因告诉我们如何才能生存，如何彼此间友好相处，自然选择决定了我们具有的合作能力。

　　采写/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