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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经济法开拓者徐杰:晚年拒评终身教授 人生最难是舍得

逝者|经济法开拓者徐杰:晚年拒评终身教授 人生最难是舍得
2020年09月27日 15:21 新浪网 作者 新京报

  新京报讯(记者 王俊)9月23日,北京几乎下了一天的雨,伴着雷电,阴郁绵长。窗玻璃的雾,抹去,又是一层。

  北京入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法学家,中国经济法学科奠基人、开拓者徐杰在这样一个秋雨天因病去世,享年87岁。

  学习经济法的人,对徐杰不陌生,他是我国第一位经济法专业的教授,撰写了第一部经济法学著作——《经济法基础知识讲座》,招收了我国第一批经济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如同创业一般,白手起家,一砖一瓦垒起经济法的大厦。

  但到了晚年,他卸下一切,成了最能“舍”的人。学校想给他终身教授,他赶忙摆摆手,“把机会留给年轻人”;80岁,师门想为他办寿宴、出学术集,他坚决不同意,称“不能占用公共资源”。  

  再拾起江南的温婉与细腻,变成最时髦的老爷子,哪家咖啡好喝,哪家淮扬菜好吃,熟稔于心,不仅推荐给学生,有时还会带他们去品一品。

  徐杰是

  中国经济法学科奠基人,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经济法学著作——《经济法基础知识讲座》,招收了我国第一批经济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受访者供图

  追时间的人

  徐杰走得突然。87岁了,1.5的视力,每天读书看报,智能手机用得流畅。学术的新成果、新方向,国内外时事都不落下,有时还会转发给学生们,谈谈想法。

  今年6月24日,妻子、著名刑诉法学家严端去世,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打击。学生们担心老师,时不时去家中拜望。

  7月底,关门弟子陈星德来京,和徐老聊了3个小时。与妻子严端的相识,反右、文革的磨难……缓缓道来,手一挥,生命的河就在手边淌过。

  他生命的前25年是顺遂的,生于江苏富庶之家,高中毕业报考法律专业,成为新中国第一届法学生,留校任教,进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资料组……

  1958年,徐杰被下放,此后便在农村与工厂待了20年,直至1978年重返法律教学讲台。

  徐杰的学生、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院长殷召良向记者回忆,徐老经常会感慨,“你们年轻人,现在有什么规划都可以去做,像我们40多岁,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在大学给学生上过课。”

  追时光。那些被耽误的青春、错过的时间,要加倍追赶。

  改革开放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有很多法治短板,没有经济法的概念,徐老响应了时代法治建设的需求。”殷召良说。

  与其他法学二级学科不同,经济法是全新的学科。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有何关系,法学学科建设与经济建设如何平衡,学科怎么建设?徐杰等老一辈经济法学家,白手起家,一点点绘制这座大厦的设计草图。

  “困难太多了。”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刘少军说,“编教材、课程设计各方面都是从零开始。像民法,国外有经验参考的,经济法可以参考的东西很少。”

  连最基本的材料获取,在那个年代也是不便的。“就是创业。”

  对于新兴的学科,大家都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论战很多。刘少军表示,最开始时,老教授们常为学科建设而“吵架”。“理论的探讨就互相‘吵吵’,与民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也得‘吵吵’。” 

  也正是在这样的论辩中,经济法的框架与方向渐渐明晰。“这么多年过去,现在经济法的发展,还是按他们当年指明的方向在走。”刘少军说。

  徐杰和自己的学生、中国

  政法大学副校长

  时建中合影。受访者供图

  瞪着眼睛跟他吵架 也能接受

  虽是权威,但徐杰在学术上不划定边框。

  “哪怕他是老师,在探讨学问、面对真理的时候也是平等的,告诉我们要充分发表意见,不受权威、经典理论束缚。”殷召良说,“学术也有传承也有门派,有时候拘泥也会影响发展。”

  讨论问题不分辈分,刘少军回忆,就是瞪着眼睛跟他吵,都能接受。特别喜欢能瞪着眼睛吵架的学生。

  中国政法大学商法所教授周昀当时写博士论文,徐杰指导时提出文中“适度垄断”的观点不够妥当,应重新思考和修改。但周昀执意保留。“最终,徐老师虽然仍然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尊重了我的学术自由,没有要求我再修改,并在论文通过后,向学校推荐为优秀博士论文。”

  “非常幸福。”刘少军反复着说,有很多老师,在学生观点不一致的时候,让学生接受。但徐老师很尊重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我们能平等地讨论。也可以对任何问题,不顾及任何的说法,尽管去反对。

  年纪大了,徐杰舍得放下,给年轻人留机会。

  70岁的时候,学校想给他评终身教授,他立马拒绝了。

  “我们都去劝他,学校邀请就接受了,他跟我们一对一谈话,不允许任何人说服他。”徐杰1999年带的博士、中信银行法律保全部副总经理文建秀说。

  “没有客套话,没有虚伪。他觉得,学术就在身边,和终身教授没关系。终身教授就是终身要带学生,但人到晚年的时候,带学生精力不够,还占着招生的指标名额,该放下的要放下。”

  学术会议邀请他,他到场支持,但到了一定的时间点就走了。“年纪大了学术研究该让给年轻人,不能坐在那块指手画脚。”

  没让学生请吃过饭

  学术之外,他更像是心思细腻的大家长。

  头脑里装着不少学生的生日,或是早一天或是在生日当天,打个电话,简短的问候。一起吃饭,总惦记着学生的偏好,谁是少数民族有忌口,会一直留意。身怀三甲的学生论文答辩,结束出门时,特别叮嘱小心脚下门槛。

  徐杰的学生、华夏基金董秘宁晨新还清晰记得1985年中秋,在那个一封信要走四五天,打个省际电话要到两公里外的中心邮局排队的年代,新生们或多或少地思乡想家。

  中秋夜,徐杰和严端来到班里看望新生。热络后,大家起哄老师表演节目,徐杰略一思考,携起严先生的手,即兴唱了一曲《达坂城的姑娘》。“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自此,我们这些不知深浅的半大小子就认准了徐杰先生的门,冬天暖气烧得不热、晚自习过后食堂没了夜宵都要找先生告状。”

  工作时,看到大家工作很累很辛苦,也会帮学生调节。殷召良回忆,“曾经流行卡拉ok,聚会时,徐老就带我们去,一起唱一唱、跳一跳。”

  师门里,吃饭聚餐,都是他请学生。“毕业前没让我们请吃过,毕业后我们有收入了,还是不让我们掏钱。”刘少军说,每次想悄悄付账,奈何每次都被徐老抢先。

  吃饭时,徐杰给学生布菜,分鱼,切狮子头。“我都50多岁了,还给我分吃的。”

  再提起生活点滴,文建秀感慨,高山仰止,能看得到,但做不到。

  2017年9月,

  徐杰和

  妻子严端在

  60年(钻石)结婚纪念日上合影。受访者供图

  与爱情相伴60余年

  在徐杰的人生中,丈夫的身份是极具分量的。

  徐杰的妻子严端,被称为中国政法大学“四大才女”,是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奠基人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是最早推动“无罪推定”原则的学者。

  上世纪50年代,因表达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赞同,严端被划为“右派”,被下放劳动。其间有人劝徐杰离婚,划清界限。他回应说:“严端,她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我为什么要和她离婚,和她划清界限?”

  据文建秀介绍,徐杰曾提起那段时光,“开了门大家都瞧不起我们,关了门一家三口还要相互鼓励。”

  1978年,两人重返校园。一个创办经济法,一个大刀阔斧搞刑诉学。一个是经济法学系主任,一个是学校教务长。

  23年前,严端被诊断罹患两癌,只能离开教学岗位。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刘丹记得,治疗期间,徐杰见严端白蛋白急速下降,就到市场上买了甲鱼,亲自下厨,守着煤气灶,慢慢地给严老师熬炖。然后气喘吁吁地拎到医院,趁热端到严老师床前,一勺一勺地喂食。

  文建秀向记者回忆,严端一日三餐的搭配都是徐杰来打理。特殊食材自己下厨,在厨房围着一锅炖汤,等一下午。

  日常的日子里,各自读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到吃饭的时候、下午聊天的时候一起交流。有时两人也会逛逛商场,去咖啡馆坐坐。

  三个月前,严端去世。60余年的伴侣分离,送别严端时,徐杰写下挽词:“端,我最最爱的,相识、相恋、共同生活七十年有余的妻子,我的淦筠:愿你在天国静候我俩相聚。我愿再照顾你,让你睡好、吃好、憩好。和你品茶、喝酒、谈心。看着你就是我的幸运和幸福。”

  妻子的离开对徐杰来说是难熬的,“有时会给我们发信息,说很想念严老师,夜里睡不着觉。”文建秀说。

  多位受访者表示,夫妻两人是密不可分的。师门吃饭聚餐时,严端也会到场,日常生活中,与学生联系也是极为密切的,“两人对学生就像自家孩子一样”。短时间内,夫妻两人先后仙逝,不免令人恸切。

  徐杰去世那天,北京一直在下雨,不少人和着秋雨,哭了一场。

  新京报记者 王俊

  编辑 张畅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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