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们在拜占庭时期的柯拉教堂（Chora Church）里拍照。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这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1945年，土耳其共和国把这里划为博物馆。最近总统下令把这座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教堂再次改为清真寺。

　　摄影：RENA EFFENDI, NATIONAL GEOGRAPHIC

　　撰文：JENNIFER HATTAM

　　公元527年，圣波利卡普教堂竣工，是当时君士坦丁堡里规模最大、最豪华的教堂。它根据《圣经》里对所罗门圣殿的描述修建而成，由Anicia Juliana委托建造。这位有权势的贵妇人为了纪念自己的成就，在建筑上刻下了长长的铭文。其中写道，凭借这座伟大的建筑，Juliana的“智慧超越著名的所罗门”，（教堂）“拔地而起，直达霄汉……闪耀着可与太阳争辉的光芒”。

　　圣波利卡普教堂的墙壁上刻着诗歌，立柱装饰有棕榈叶和孔雀；据说，十年后，查士丁尼大帝受到这座教堂的启发，修建了更加宏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然而，今天，圣波利卡普教堂已经成了杂草丛生的废墟，在这座名为伊斯坦布尔的城市里，在繁忙的街头，很少被人注意到。教堂旁是一座破败的小公园，路人有时会在公园里抽烟，或者坐在教堂华丽的柱头上，喝一杯茶。

　　伊斯坦布尔的狄奥多西城墙建于公元5世纪狄奥多西二世时期，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城墙遗迹周围的城镇农场里种植果蔬。

　　摄影：RENA EFFENDI

　　伊斯坦布尔的司机们从瓦伦斯水道桥下穿过。这是君士坦丁堡古代供水系统现存最大的遗迹之一，其中包括160公里的水道。公元4世纪瓦伦斯皇帝在位时，这座高架输水渠竣工，之后多位拜占庭皇帝进行了修复和维护工作。

　　摄影：RENA EFFENDI

　　拜占庭时期的紫衣贵族宫（土耳其语称为“泰克芙尔宫”）外的风景。最近的修复招来不少批评声音，批评者认为修复工作突出了紫衣贵族宫作为奥斯曼帝国陶瓷厂的那段历史，牺牲更加多样化的过去。

　　摄影：RENA EFFENDI

　　拜占庭时期的布克里昂宫只剩下残破的遗迹，嵌在城墙上，下方是马尔马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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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占庭时期的另外两处宗教遗迹的命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激烈争论：今年夏天，土耳其政府将举世闻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这座教堂建于6世纪，后来先后改为清真寺和博物馆。绘满了壁画和镶嵌画的柯拉教堂可能也将面临同样的改建。但很多学者和考古学家表示，这会让伊斯坦布尔漫长的拜占庭历史长期得不到重视，甚至更糟：城市里丰富的古迹可能将完全消失。

　　然而，如果没有拜占庭人，现代伊斯坦布尔可能会是一座完全不同的城市。公元4世纪，伊斯坦布尔成为信奉基督教、讲希腊语的拜占庭帝国（或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在这之前，这座被称为拜占庭的希腊殖民地只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一个规模较小，但地理位置优越的贸易港。更名君士坦丁堡后的一千多年里，这座城市一直是帝国的权力中心，直至1453年被穆斯林奥斯曼人征服。

　　拜占庭帝国鼎盛时期，领土范围从巴尔干半岛一直延伸至北非，在连接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传播古希腊罗马文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世纪，来到拜占庭首都的欧洲游客兴高采烈地描述了装饰着珠宝、黄金和大理石雕像的宫殿。而今天走进伊斯坦布尔的游客，需要敏锐的眼光、冒险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才能领略这座城市昔日的荣光。

　　这是1420年，佛罗伦萨一位牧师绘制的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地图，也是这座城市已知最早的地图，早于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

　　供图：BRITISH LIBRARY BOARD/BRIDGEMAN IMAGES

　　“我们必须努力研究，才能了解拜占庭时期的伊斯坦布尔，因为很多不是被隐藏，就是被扭曲，”专门研究拜占庭帝国的艺术与建筑的独立历史学家Veronica Kalas说：“全都是零散的碎片，但如何拼凑在一起却不是件易事。”

　　持久的影响

　　大型输水渠和蓄水池系统为君士坦丁堡供水，我们可以在停车场、公路沿线、足球场和操场边，以及地毯商店和酒店地下，找到这个系统的部分遗迹。建筑屋檐下褪色的铭文，一块起着警示作用的砖块，或者被杂草掩盖的雕刻大理石，或许是拜占庭时期某座特殊建筑留下的唯一线索。这些“隐藏者”也悄然藏起了帝国持久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时期和今天的伊斯坦布尔都源自拜占庭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它从一个沉睡的贸易站变成了一座大城市，变成了帝国行政中心，”伊斯坦布尔梅德尼耶特大学的古董与拜占庭历史教授Kutlu Akalın说。在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拜占庭时期的很多重要遗址和基础设施仍起到了重要作用，即使它们的外观、用途和意义都已改变。这一过程带来了新的历史和文化，令人着迷又深感不安。

　　柯拉教堂里的大部分镶嵌画和绘画装饰可以追溯到14世纪。

　　摄影：RENA EFFENDI

　　地下水宫是拜占庭时期整座城市供水系统的一部分，位于伊斯坦布尔街道下方，现在是很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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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宫的一侧放着美杜莎头颅的古代雕像，作为宫殿立柱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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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华丽的镶嵌画曾装饰着拜占庭宫殿，现在在伊斯坦布尔的大皇宫镶嵌画博物馆里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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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皇宫镶嵌画博物馆里很多拜占庭时期的镶嵌画描绘的是野生动物和狩猎场景，其灵感来自于君士坦丁堡城墙外茂密的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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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竞技场，如今成了一座安静的公园；拜占庭人曾在这里为自己看好的车夫大声喝彩，后来，奥斯曼帝国的士兵和马匹在这里训练。宏伟的法提赫清真寺得名于为奥斯曼帝国征服伊斯坦布尔的那位苏丹，就建在几个世纪前拜占庭皇帝的安息之地。苏丹艾哈迈德旅游区的道路依旧保留了拜占庭时期的街道规划。

　　独立历史学家Axel Çorlu表示，这种较小的连续性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包括伊斯坦布尔的一些街边小吃和著名的酒馆文化：夜晚，人们在像酒馆一样的餐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分享小盘食物。

　　“每次现代伊斯坦布尔人在街上大吃贻贝时，他们实际上吃的是拜占庭美食，”Çorlu说：“有一次，我告诉一位租车司机，他喜欢的烤羊肠其实是拜占庭人的食物，结果被这位愤怒的司机赶下了车。”

　　Çorlu记录了司机对教育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反应，在这种体系和文化中，土耳其人形成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认同感。奥斯曼帝国之前的一切事物，即使无害，也会被视为“他者”。Çorlu等专家认为，这种态度导致土耳其人忽视拜占庭时期的遗迹，并把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从伊斯坦布尔的故事中抹去。

　　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伊斯坦布尔最著名的拜占庭时期的古迹，今年被改为清真寺，开放礼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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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伊斯坦布尔里的很多拜占庭时期的宗教建筑一样，奥斯曼帝国时期，圣潘托克拉托尔修道院也被改建成清真寺。今天，这座被称为泽伊雷克清真寺的建筑得到了修复，但批评者称隐藏了很多历史特征。

　　摄影：RENA EFFENDI

　　伊斯坦布尔科克大学的教授、考古学家Alessandra Ricci说：“土耳其的拜占庭遗产牵涉到情绪问题，由于与奥斯曼帝国的征服有关，它也投射在当代政治上。”很多东正教社区，尤其是希腊东正教，仍觉得这里与东方基督教之都君士坦丁堡有联系。希腊和土耳其是邻国，也是北约盟国，但它们也常常站在敌对的位置上：目前关于天然气资源和海上边界问题，两国陷入激烈争论中。“因此，很多土耳其人很难把这份遗产融入对城市文化的理解中，”Ricci说。

　　为了证明这一点，她指出，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展品中，缺少拜占庭时期的文物。2005年修建地铁站期间，发现了37件拜占庭沉船残骸，而这座城市却不打算在博物馆展出。

　　其他学者也指出，在把教堂改建为清真寺的过程中，拜占庭时期的历史被抹去了。圣色尔爵巴克斯教堂就是明显的例子，这座教堂建于6世纪，是重要的修道院中心，今天被称为“小圣索菲亚”清真寺。

　　“在伊斯坦布尔，太多拜占庭时期的古迹，比如小圣索菲亚教堂，已经被改建得面目全非，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没有认真分析发现的文物，也没有文件记录，”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艺术史名誉教授Robert Ousterhout说：“我们最后只得到了一座新的清真寺，却对这座建筑的历史一无所知。”

　　在政治风向改变之前，Ousterhout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研究和修复曾经的圣潘托克拉托尔修道院（今天的泽伊雷克清真寺）。修复工作从1998年持续到2001年，中断了一段时间，直至2006年，土耳其现任政府的宗教基金会理事会接管了该项目后，才得以恢复。

　　“我们一直认为，这座建筑既可以作为使用中的清真寺，又可以作为一处历史遗迹，用尊重历史的态度修复，再现那段混乱的历史，”Ousterhout说：“但现在走进去，你几乎看不出它曾是拜占庭时期的建筑。”

　　没有总体规划

　　21公里长的坚固城墙组成了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边界，为这座城市抵御来自海洋和陆地的攻击，而这也是争议的焦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修复工作遭到保护主义者的广泛批评：建筑质量差，不符合城墙的原始纹理和材料。泰克芙尔宫是拜占庭时期的一座宫殿，嵌入城墙内部；最近，这座宫殿重新开放，被批评为突出了其作为奥斯曼帝国陶瓷厂的那段历史，牺牲更加多样化的过去。再加上，定期有新闻报道称宫殿的某个部分崩塌，足以证明剩余结构很脆弱。

　　今年，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开始对这些城墙进行新的保护和修复，官方表示，与以往比，这次将会更加谨慎。“以前的修复以建设为基础，这次不一样，我们采用了更保守的方法，在加固城墙的同时，把它们‘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城市文化遗产负责人Mahir Polat说。

　　Polat表示，在他看来，伊斯坦布尔的所有历史建筑同样重要。

　　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内，基督教人物的形象与《古兰经》经文混杂在一起。这座建于6世纪的教堂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变成了清真寺，20世纪被作为博物馆。现在，这里再次成为穆斯林做礼拜的场所，礼拜期间，一些拜占庭时期的艺术品会被蒙起来。

　　摄影：RENA EFFENDI

　　“在谈到伊斯坦布尔的文化遗产时，我们不会区分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或者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坦布尔的全部故事属于每一个伊斯坦布尔人，我们有责任为全人类保存这些故事。”

　　然而，伊斯坦布尔所有古迹的最终发言权并不属于市政府，而是在一系列互相重叠的官僚结构手中。其中很多是土耳其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市政府则由主要反对党领导。

　　Polat承认：“整座城市没有总体规划，让市政机构和国家机构合作。”缺乏协调体现在最近的一件事上：8月，Polat和团队与土耳其文化旅游部发生冲突。原因在于，Polat认为一项工作可能会破坏14世纪的加拉达塔，这座地标是防御工事的一部分，保护着当时的热那亚殖民地，也就是今天的贝伊奥卢区。

　　土耳其浴池、清真寺、喷泉和其他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建筑不是支离破碎，没有得到很好的修缮，就是被拆毁，这说明，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外，保护古迹本身也遇到了不少障碍。包括前文化部长Ertuğrul Günay在内，一些批评家表示，修复项目通常被交给有政治关联或报价较低的建筑公司，而没有考虑其专业知识。资金有限也是一方面原因，尤其是土耳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不稳定。平衡历史建筑保护和现代大都市的需求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市，在过去60年里，这里的人口从150万迅速增加到了近1600万。城市环境是一种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在伊斯坦布尔5世纪的狄奥多西城墙遗迹旁，一位农民在菜园里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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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摇摇欲坠的狄奥多西城墙的阴影下，一家人正在野餐。这座城墙保护了富裕的拜占庭首都不受外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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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伊斯坦布尔的神圣和平教堂所在的地方，曾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托普卡帕宫。最初的教堂由拜占庭帝国的首位皇帝君士坦丁修建，后被烧毁，公元6世纪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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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发生在这些古迹上的事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纽卡斯尔大学莱弗尔梅研究员Gönül Bozoğlu说。Bozoğlu协助展开了一个参与性研究项目，从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城墙周围的当地居民那里，收集口述历史。“听到人们谈论如何利用城墙，你会发现，它们并不只是没有生命的建筑工事。”

　　这些口述历史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城市场景，与今天的这座城市截然不同——马尔马拉海的波浪撞击着拜占庭帝国的城墙，教堂的钟声响起，一如拜占庭时期那样。直至20世纪70年代，城墙脚下依然是果蔬农场，刚采摘的生菜撒上盐就是一道美味。

　　但在欢乐的回忆中，也掺杂着一丝悲伤，曾经充满活力的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社区已消失不见。是他们把拜占庭时期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斯坦布尔打造成了一座大都市，然而，大部分人在20世纪中期却被驱逐了出去。

　　口述历史这样的项目强化了这样一个事实：不同于博物馆里的碎片，伊斯坦布尔的拜占庭古迹是仍在进行、不断发展的故事的一部分，未来的保护和延续取决于历史与当前的关联。

　　考古学家Ricci曾在伊斯坦布尔的郊区挖掘过萨提罗斯修道院遗址，她回忆起自己遇见过生活在附近的当地人。“他递给我们一枚拜占庭钱币。这是他小时候在这里发现的，保存了几十年，因为觉得它很特别，想保护起来，”Ricci说：“拜占庭的历史可以成为伊斯坦布尔居民的城市故事的一部分；当你赋予它们意义的同时，你也成了历史景观里的一员。”

　　（译者：Sky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