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约撰稿凌龙

　　1992年5月，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下，全国兴起了一股全民经商的热潮。顺着这股潮流，我也在内心痛苦地挣扎中抛下瘦弱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从陕西一家研究所停薪留职，投奔四川希望集团。

　　我还记得，当时到位于成都市青羊宫附近的成都希望有限公司驻蓉办事处（设在京川宾馆内）去面试，面试我的正是刘永好先生，换句话说，他是刘氏四兄弟中我认识最早的一个。

　　记得办事处总共只有3间办公室，因此，刘永好与二哥刘永行共用一间。我进去时他背靠窗户坐在桌前，在示意我坐下后，他让我用10分钟时间介绍一下自己。那会的我，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有那么强的自我推销意识，只大致讲了一下自己的简况，5分钟就说完了。之后，他认真翻阅了我写的小说及其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轻轻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他办公室隔壁的罗主任就过来告诉我：“你已经被录取了，回去办完手续就来上班！”没想到如此顺利，如此简单，因此我对刘永好先生的印象颇好，觉得他谦和、深沉、练达，这让我对未来有了新的憧憬。

　　初到希望集团，我发现，这里从不拖欠员工的工资和供应商的货款，企业信用很高；提倡复印纸两面用，办公桌都是两面相对的那种；除非特殊情况，来客不论身份高低，都吃工作餐；部长与员工同在一间办公室集体办公；员工出门办事，绝大多数是用享受了一点点补贴的自行车；开会较少扯皮，效率很高；干部能上能下，给很多不甘碌碌无为的人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机会；讲究公私分明（尽管这个“公”是私有企业之“公”），与国企和政府机关比起来，极少贪污受贿等行为；基本上可以做到令行禁止，企业运转比较顺畅，效率很高，等等。

　　正是这样的企业运营新环境，吸引来了一批批不甘沉沦、积极向上的人，尤其是处在体制边缘的电大毕业生、民办教师、破产国企干部等。我与很多年轻人一样，就是在这种清新风气吸引下才投奔希望集团的，而这也正好给企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后来，我在还没有分家的希望集团里，创办了《希望集团报》的前身——《希望饲料报》。这份报纸一直受到刘永好的重视，可见他对企业文化，尤其是通过内部自办媒体为载体，来宣传和推动企业文化，在全国民营企业家里是走在前列的。后来，有很多企业都学习新希望集团办起了各种内刊。

　　在我看来，刘永好也是一个性情中人。记得1996年秋，因工作需要我们一行到西昌出差。因为飞机晚点，大家便一起到机场对面去爬山。刘永好亲自驾车，沿着蜿蜒曲折的山间公路往上开，大家一路有说有笑地到了山上。车停在一个山坝处，我们一行下了车，刘永好突然发现路旁有一朵金黄色的野花，他上前采下来拿在手上高兴地看。

　　同事王林霏是从国外回来的，与刘永好本人也算熟悉，他立刻上前开玩笑地说：“总裁，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紧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不采白不采，反正李老师（指刘永好夫人李巍）又不在！”刘永好与大家一起大笑。

　　在不同场合，我曾听到过刘氏四兄弟相互之间的点评，现将其他三兄弟对刘永好的点评辑录于后——

　　刘永言：他精力充沛，处事机智，交往广泛，能言善辩，作宣传鼓动工作是一把好手，曾经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许多很好的机会；

　　刘永行：在社会活动方面，他要比我们三个兄长高出一个数量级；

　　陈育新：他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在资本运作方面他肯定是高手。什么事在他手里都能办好。他是“永好”嘛！

　　本文素材及配图为希望集团企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希望集团报》前总编辑凌龙提供，由本报记者党鹏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