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末尔没有服从政府的命令，他与先一步来到东部，分别驻扎在埃尔祖鲁姆及锡瓦斯的两名亲信一起，切断了反占领活动与奥斯曼政府之间的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步棋，就是发起了一个独立的抵抗运动。为达成这个目标，凯末尔及其亲信利用电报，与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的军官联系，散播相关信息。各行各业的人响应了他们的号召，自称“民族主义者”，在安纳托利亚各个地方召开大会，其中尤以1919年夏天在埃尔祖鲁姆与锡瓦斯举行的会议最为重要。

　　    他们根据众所认同的原则制订了未来的行动纲领：以停战协议为底线，奥斯曼的领土必须实现独立与统一；不容许存在少数特权，坚决反对希腊人与亚美尼亚人的领土主张；接受外国援助，但前提是援助必须是无偿的。

　　    埃尔祖鲁姆与锡瓦斯大会的抵抗精神在1920年2月17日伊斯坦布尔的新议会上得到重申，并成为一项《国民宣言》，它坚决主张奥斯曼穆斯林占有的领土独立自主，神圣不可侵犯。自此，抵抗占领的理念逐渐在伊斯坦布尔的权力上层获得支持。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就用“土耳其”称呼奥斯曼这个国家，如今，《国民宣言》用土耳其指代帝国战后仍然拥有的领土。与此同时，尽管非穆斯林威胁着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已经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奥斯曼主义也不再是政权合法性的原则，但取代奥斯曼主义的并不是“土耳其主义”，而是穆斯林情感的真诚诉求。这个诉求针对的是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的情感。

　　    因此，就这个时期的抵抗运动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只有土耳其及库尔德的穆斯林，才是奥斯曼帝国的继承人。

　　    “和约”埋战端

　　    1920年8月协约国与战败国奥斯曼在巴黎城外签订的《色佛尔条约》，提出了建立一个库尔德人国家的可能性，但三年后土耳其与列强签订的《洛桑条约》却没有再提到这回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斯曼国内其他民族——至少是奥斯曼的基督徒的“叛意”已经表露无遗，这使“土耳其特质”在塑造新的民族意识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奥斯曼仅剩的领土（土耳其）使土耳其人“祖国”的观念更经得起时间考验。作为政治力量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渐渐强大起来，通过一种外柔内刚的方式推广至普通民众。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竭尽心力确立价值观念，以期将其灌输给人民，为新的土耳其国家提供效忠的对象，并努力使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合法化。

　　    把库尔德人纳入土耳其身份认同的方式，可以说是将土耳其共和国所有人口重新定义为土耳其人的一个范例。但1920年8月协约国与战败国奥斯曼在巴黎城外签订的《色佛尔条约》，提出了建立一个库尔德人国家的可能性，而三年后土耳其与列强签订的《洛桑条约》却没有再提到这回事。同样地，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公布的新宪法也未提到之前的库尔德人自治计划。

　　    帝国的崩溃使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纽带——苏丹制、伊斯兰教法及哈里发化为乌有，而1923年10月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时的第一任总统凯末尔想要建立的，是一个现代化的世俗国家，不可能容忍一个固执传统的民族自治，他们必须被拉入新的时代。依照法律，库尔德人也就成了土耳其人。

　　    在历史上，奥斯曼只承认非穆斯林为少数族群，身为穆斯林和土耳其公民的库尔德人被视为土耳其人，他们和任何血统纯正的土耳其人一样。以至于日后许多土耳其人不能理解，为何欧盟把库尔德人看成少数民族。

　　    1925年2月，在土耳其东南部的迪亚巴克尔省北方爆发了所谓的谢赫赛义德叛乱，这只是1930年以前库尔德省份一系列反抗活动的第一起。早在1923年，库尔德人的地下组织就已经开始讨论组织起义的可能性。1924年，被英国人审问的反抗者表达的不满不只是要求废黜哈里发制，他们也不满最近政府禁止在公共场合说库尔德语，又在教学中使用土耳其语，剥夺了库尔德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地理书籍还禁止使用“库尔德斯坦”一词，土耳其军队更侵入库尔德人村庄，掠夺牲畜及粮食。1925年2月13日，政府派出宪兵，试图以“强盗”的罪名逮捕谢赫赛义德的10名族人，但他们拒绝向宪兵投降，发动起义。双方僵持了三周，许多库尔德人加入起义，至3月7日，他们包围了迪亚巴克尔省首府迪亚巴克尔城，起义蔓延至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广大地区。地方部队武力镇压起义者，政府又自各地抽调军队增援，才在大量流血冲突后镇压了起义。4月15日，包围迪亚巴克尔的起义军投降，5月底，起义彻底被扑灭。许多库尔德人被处以绞刑，另有许多人被流放西部地区。据说，土耳其陆军在镇压此次起义的战役中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土耳其独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