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莹颖案凶手何以判不成死刑?

章莹颖案凶手何以判不成死刑?
2019年07月21日 17:50 新浪网 作者 中国经营报

文/陶短房

当地时间7月18日,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利亚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沙迪德根据陪审团裁决,宣判已于6月24日被裁定一项绑架导致死亡和两项伪证罪罪名成立、涉嫌在2017年6月9日杀害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中国留学生、26岁章莹颖的被告——同校克里斯滕森终身监禁,不得减刑或假释。

章莹颖案凶手何以判不成死刑?

克里斯滕森此前已经承认自己的确绑架、强奸并虐杀了受害人,但既不承认有罪、又始终拒绝交代藏尸地点,更在庭审过程中表现得毫无愧悔之意,在得知未被判处死刑后竟露出诡异笑容,这让许多笃信“杀人偿命”古老中国原则的全球华人同胞感到愤懑不已。不少人指责美国司法体制“纵容罪犯”,更有人对仍保留死刑的美国司法体系居然无法将这名令人发指的罪犯置之极刑而感到大惑不解。

尽管一些经常活跃在中国内地中文社交平台的“北美法律大V”曾言之凿凿,称“被告一定会被判死”,但更多熟悉北美法律情况的人士早已指出,这一结果丝毫未出乎意外。为什么这样说?

由于控辩双方均未能在庭审前或庭审期间达成谅解共识,这一案件的定罪、量刑,都被交给一个由12名各界人士(5女7男)组成的陪审团来裁定。按照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涉及死刑的案件,其量刑裁决必须由全部陪审团成员一致认定才能作出。在本案定罪过程中,多数陪审团成员裁定克里斯滕森有罪,因此仅用90分钟就完成了定罪程序;而在量刑过程中,陪审团耗费了足足8小时时间,仍有2名陪审员坚持“不能判死”,在“陪审团无一致认定”情况下,最终结果自然毫无悬念。

长达3天零2小时的量刑听证会期间,克里斯滕森本人始终一言不发,而他的辩护团队和家人则强调被告“无犯罪前科”“因酗酒和滥用毒品导致工作和学业受挫”“有家族酗酒史”“存在精神问题”“曾经表现良好”,这些虽然是所谓“北美套路式辩护”,但的确是有效的辩护手段,北美司法体系中的精神问题鉴定门槛很低,而在2011年即已“废死”的伊利诺伊州,愿意听进这些为被告辩护开解之词,从而网开一面的陪审员甚至法官,是大有人在的。

必须公平地指出,不论法官沙迪德,3名检察官米尔希瑟尔、尼尔森(助理检察官)和米勒(定罪听证会时的助理检察官),还是绝大多数陪审员,都成功避开了被告及其辩护团队设下的各种“机关”,依法作出公正裁决,这在类似案件庭审中已属罕见。但在“陪审团一致”原则下,作出死刑裁决的门槛本就很高(全美国联邦司法系统包括军队,2018年待决死刑犯也只有区区62人),仅被认定一例命案的谋杀嫌犯“判死”概率更低,12名陪审员中有10人同意“判死”,已堪称奇迹(且另2人也认同被告“罪行严重,手段残忍”)——2007年《纽约时报》曾刊文指出,平均每300桩已被认定罪名成立的谋杀案,才会有1名被告被判处死刑,在“废死”呼声更高的今天,这个比例显然只会更低。

且即便此次得以成功将克里斯滕森判处死刑,从“判死”到执行也是一个漫长到几乎看不见尽头的过程:美国死刑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如果死刑裁决系联邦法院超越州级司法系统作出,其执行率是极为低下的,自1988年美国恢复联邦层面的死刑至今(美国1967年联邦层面废除死刑,1976年法理上恢复,但直到1988年才正式恢复),一共仅有3名死刑犯被真正执行了死刑,且他们从“判死”到真正被送上电椅或注射死刑台,也无不经历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冗长等待和反复司法博弈(死刑裁决作出后被告可以上诉,减刑乃至翻案的比率不低,即便无减刑、无翻案,也会经历漫长而痛苦的折腾)。

正因如此,在一个已有21个州(包括案发地和庭审所在地伊利诺伊州)已废除死刑、死刑判决门槛高且过程艰难的国度,在嫌犯狡诈、冷血和顽固,辩护律师手法专业且娴熟(公正地说这无可厚非,律师谋求委托人利益最大化是理所当然的事,且因被告拒绝指定律师,其律师团队核心成员塔瑟夫是法庭指定的公设辩护律师)、嫌犯父母不断“催泪”的情况下,法官、检察官和大多数陪审员仍能排除干扰,坚持法律原则,严格依照证据链和案例定罪、量刑,作出了让罪犯“终身牢底坐穿”的司法裁定,以该国标准而言,已堪称“顶格量刑”,这一断语虽嫌冷酷,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裁决出台后的陈述可知,受害人亲属对量刑的反应是“不满意,但可以接受”,这恐怕也是绝大多数关注此案同胞的内心感受吧。

章莹颖案凶手何以判不成死刑?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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