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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藏书漫谈:独树一帜的学者型藏书家

胡适藏书漫谈:独树一帜的学者型藏书家
2020年08月02日 17:35 新浪网 作者 西部网

  无论是从收藏的规模、藏品的珍稀、对藏书的喜好,还是从版本、目录、校勘等知识的掌握,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胡适都够得上藏书家的资格,尽管这一称号对获得过三十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名誉博士、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来说并不能增加多少光环。

  更有意思的是,不少人并不认可胡适的这顶藏书家头衔,甚至就连胡适本人也开玩笑地自嘲,自己“不是藏书家,只是一个爱读书能用书的书生”(胡适《找书的快乐》)。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和王謇的《续补藏书纪事诗》,两书专为近现代藏书家立传,网罗大大小小藏书家三百多人,竟然都没给胡适留一个位置。这无疑是个遗憾,也是有失公允的。

  胡适本人早年曾说自己“有书癖,每见佳书,辄徘徊不忍去,囊中虽无一文,亦必借贷以市之”(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之《余之书癖》),可见他虽然谦虚地说自己不是藏书家,但还是十分喜爱购书藏书的。

  而且老实地说,在这三百多位藏书家中,有相当多人的藏书不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质量来说都赶不上胡适。自然,笔者写作此文也并非专为胡适鸣冤之类,不过是借藏书这一视角来观照胡适的人生世界,以达到对其人其思想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

  先说胡适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胡适一生购书藏书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为界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胡适藏书漫谈:独树一帜的学者型藏书家

  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书房(本文图片均转载自微信公号“古代小说网”)

  其第一阶段的藏书有据可查的,有一百〇二箱,约一两万册。实际上加上散落别处的图书和资料,还不止这个数。这些藏书基本上都留在北京,他只带走了一套甲戌本《红楼梦》作为纪念。

  到美国和台湾地区后,胡适重新开始聚书,日积月累,自己的购买加上朋友的大量赠送,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据他本人的描述是,“现在住的地方堆满了”(胡适《找书的快乐》)。

  不过,如果从藏书的规模和质量来看,第二个阶段自然无法同第一个阶段相比。因为他对自己晚年的藏书也并不满意,认为都是一些不相干的书,自己本行的书一本也没有,还需要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其他一些图书馆的藏书才能进行学术研究。

  因此,讲胡适藏书的齐备和珍稀,自然主要讲其第一个阶段。

  说到齐备,胡适是无法同很多藏书家相比的,因为他收藏图书与其他通常意义上的藏书家在动机上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而且其研究多为实证式研究,注重考据,讲求版本、校勘,这就必须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胡适的搜集资料往往是那种竭泽而渔似的搜集。

  比如他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此类资料就置备得特别多,据熟悉其藏书情况的罗尔纲先生介绍,“《道藏》就一部,连在清代不算著名的经学家王闿运的丛书都收有”(罗尔纲《胡适琐记》)。

  比如为研究《水经注》,他广收博集,竟然看到了六十多种版本,这即使是在今天,很多学者也难做到。因此,胡适的图书收藏往往与其学术研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围绕着其研究课题而开展。在一个时间内研究什么课题,相关领域的图书就收集得特别齐备。

  胡适一生研究兴趣特别广泛,文史哲各个领域皆曾涉猎,其收书的广泛也就可以想象了。可以说胡适的图书收藏为专题式收藏,自有其特色在。

  这样,如果从藏书门类的系统完整这个角度来讲,胡适的藏书自然没有多少值得夸耀处,因为他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典籍都没有,“史部只有一部殿本《廿四史》,编年类《资治通鉴》、政书类《文献通考》等一本都没有,却例外竟有一本《大清律例》,那是他研究《红楼梦》时特地买的。文集部连《昭明文选》《杜工部集》《苏东坡集》都没有”(罗尔纲《胡适琐记》)。

胡适藏书漫谈:独树一帜的学者型藏书家

  胡适在查阅资料

  但如果就某一领域而言,其藏书则可谓无人能比。比如为了研究《水经注》,他竟然翻阅了多达六十多种版本,至于收藏,据其本人说,“凡《水经注》的刻本,除宋元刻本外,我全收得了”(胡适1947年3月27日日记)。

  再比如其通俗文学类和哲学类图书收藏,与其他藏书家比起来并不逊色,仅《水浒传》一书,他就藏有多种珍贵的版本。

  说到珍稀,在胡适的藏书中也确实是有一些珍本秘籍的,比如甲戌本《红楼梦》,可谓海内孤本,令海内外藏书家羡慕不已。其他如程乙本《红楼梦》、稿本《四松堂集》、明刻本《欢喜冤家》、嘉靖刻本《二郎宝卷》等,也都是世间少见的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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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戌本《红楼梦》

  在这方面,胡适的显赫名声也为其收藏带来了不少便利,比如甲戌本《红楼梦》就是书商主动送上门来的。再如他在购买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水经注》时,声言自己买不起太贵的书,来薰阁老板陈济川则坦言:“别人须出六十万元,胡先生买,我只要三十万元。”(胡适1947年3月27日日记)

  再说以胡适其人在学术文化史上的显赫名声和地位,即使是其收藏的普通图书,特别是其本人或他人的签名、题字本也都有着重要文物和学术价值,如今无疑也都是藏书家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收藏,这是其他大多藏书家所无法享受的荣誉。由于胡适一生交游特别广泛,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不少,这类来往相赠的图书的数量自然也很可观。

  可以说胡适是不经意间成为收藏家的,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与那些刻意经营的藏书家不同。因此,他对藏书的态度也就显得较为开明和豁达,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爱惜书,但他拿得起,放得下,知道收藏和利用的协调和轻重。

  当年他在离开北京时,对一百多箱藏书无疑是难以割舍的,但颇于形势,只带走一本,到了美国后固然心情不好,处境不佳,曾度过几年暗淡的寓公生活,但他也没有因失书而显得特别沮丧。

  自然,最令人称道的还是胡适的慷慨借书之举。1948年夏,当时正处于内战的关键时刻,兵荒马乱,千头万绪,但就是在这样纷乱复杂的局势下,胡适还是极为耐心地帮助年轻的周汝昌,对其《红楼梦》研究“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见胡适在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来信上的眉批)。在与周汝昌仅一面之交的情况下,慨然把甲戌本《红楼梦》借给他,并不再过问。

  后来周汝昌兄弟私自主张,抄录了一个副本,胡适也没有怪罪,让周氏兄弟收藏了这一副本。这一胸襟相信是多数藏书家所不具有的,也只有胡适能做得出。

  正如周汝昌当时所说的:“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凭他携去,我觉得这样的事,旁人不是都能做得来的”,“我觉得学者们的学问见识固然重要,而其襟怀风度也同样要紧。我既钦先生前者,尤佩先生后者”。(见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9月19日致胡适书信)应该说,这才是一个藏书家应该具有的宽广胸怀。

胡适藏书漫谈:独树一帜的学者型藏书家

  年轻时期的周汝昌

  而且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中国近现代藏书史上,胡适也是应该重重写上一笔的。因为他开一代风气之先,发起对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研究,而且身体力行,进行此类图书的购藏,孕育了通俗文学的收藏风气。

  在此之前,虽然也有一些藏书家如黄丕烈、钱曾等收藏通俗文学,但多出于个人兴趣,且偏重宋元旧本,不成规模,也未能形成风气。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展开,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通俗文学收藏成为一股新的藏书风气,改变了以往图书收藏偏重经史的格局,并出现了一些专收通俗文学的藏书家,如马廉、郑振铎、阿英等,私人收藏之外,不少公共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也开始通俗文学的收藏。

  一时间,很多以前不受重视的通俗文学书籍身价大涨,成为藏书家争相购藏的珍品,这些收藏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研究,形成通俗文学收藏与研究的良性互动关系。

  也正是为此,胡适的功劳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本人也是有意培养这种风气的。比如1920年,他以五十元的价格买了一套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后来有位朋友告诉他:这本书买亏了,因为这是书商在黑市上以两元钱买的。

  但胡适并没有因此而后悔,反而颇为豁达地说:“不然。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五十元买一部古本《水浒》,《水浒》和其他小说的古本就会跑出来了。”这正是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型藏书家比一般藏书家高明之处。

  1948年12月,胡适极为匆促地离开了北京,临走时只带走了甲戌本《红楼梦》和一些有关《水经注》的手稿,连他十分看重的《中国哲学史》中卷手稿都未能来得及带走,其藏书及大量个人资料虽已装成一百〇二个箱子,但也同样未能带出。

  这些藏书和资料后来分存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57年春,胡适立下遗嘱,其中第二条专门交代了其留在大陆的藏书、资料的处理办法:“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胡适的遗嘱并未得到执行,这些藏书资料到目前为止仍然分存三处,给相关研究带来很多不便。虽然有学者如陈平原先生呼吁要建立胡适文库(参见其《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设想》一文);虽然有媒体关注,比如《中国读书报》1998年12月2日曾刊登过题为《胡适藏书今何在》的文章,但并无实际效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以战火硝烟为背景的歧见与偏执、仇恨和误解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沧海桑田,物是人非,20世纪的大门缓缓闭上,人类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该是坦然、理性地对待历史问题和评价父祖辈人物的时候了。

  我们有很多工作可做,胡适藏书的妥善处置即为其中一个环节,毕竟这些藏书和资料是胡适数十年心血之所聚,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妥善处理、保存好这些藏书资料,并使其最大程度地得到开掘和研究,也是对这位历史人物在天之灵、对一段历史的一个公平交代。

胡适藏书漫谈:独树一帜的学者型藏书家

  本文经授权摘选自《远去的书香》(苗怀明 著,凤凰出版社·“凤凰枝文丛”,2020年6月)

  编辑:秦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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