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涯屏(左)与父亲(右)

　　 我的家乡在湖南中部,翻过九峰山就是曾国藩故居,站在院门口就看得到罗泽南故居,是湘军的源头所在。对于湘军,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特点:领头的大多是读书人。读书人讲究“耕读传家”,耕以谋口食、读以知礼义。现在农村光靠“耕”仅能糊口,所以在“读”字上下功夫也关乎生计。爷爷奶奶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故此舍命送子女上学。子女也争气,大都会读书,好几个考上大学,但因此以免于耕的只有二叔一人。父亲曾考上过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和武汉一所军事院校,还曾考上过飞行员。因为海外关系,政审都没过。大叔、小姑也卡在这里。和父亲同届考上的还有两位叔叔,一位去读了大学,后来做过市长;一位没读成大学,是因为嗓子好,被县里留在文工团唱花鼓戏。三个同学,三种命运。文工团下乡演出,借住在我家,团里有会画画的,在我书桌上画了两张山水画送给我父亲。那是我第一次看别人画国画。

　　 父亲的大学梦破灭后,务过农,学过手艺,还做了二十二年民办教师。干了农活赶着去上课,上完课又赶着回去干农活。到我们兄妹读中学时,微薄的薪水已不足以支撑我们读书,好在已经改革开放,所以,他辞职经商了。

　　 我哥读书认真,没让父亲操多少心,高考填志愿时填了中南工业大学,也就是以前的中南矿冶学院,算是给父亲还了个心愿。我让父亲操碎了心,但姚家这块会读书的招牌还是毁在了我手里。我玩心太大,把书闲抛闲掷,最后不可收拾了,只得转学。在新的学校里,与同班几个爱画画的同学凑在一块,竟想把画画当主业弄起来。父亲也认识些画家,深知这个行当的困窘,心底里并不希望我学画画,只是拗不过我的坚持,加上他的老师唐菊芳奶奶做他工作,因此也就同意了。虽然他心里并不希望我走上这条道路,但这件事情决定后,他一直尽全力支持。买材料买画册,甚至专门跑趟北京看古画展览这种在当年绝对奢侈的事情,父亲都是支持的。

　　 我的美术启蒙老师是父亲的同学郭世培先生。郭老师是全能型的,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同学大都跟随学西画和工艺美术。父亲也希望我学工艺美术,将来在致用方面能有个出路。而我只想学国画,父亲又带我拜在王憨山先生门下。王憨山先生比我父亲大二十岁,却也是旧交。六七十年前,我家附近有个“评事完全小学”,“评事”二字是纪念乡前贤明代大理寺右评事贺宗的。王憨山先生的堂叔王思斋先生在评事完小任教。父亲在“评事完全小学”读书,是思斋先生特别器重的学生。王憨山先生读过南京艺专、杭州艺专,解放前加入地方兵团,入伍隶属四野,却长期偃蹇于乡里,用他自己的话,是“跌一跤,且坐坐”,这一坐,就坐到了从文化馆提前退休,回到乡下,一心画画。因为思斋先生的缘故,与父亲素有往来,故看在父亲的面上,允我列了门墙。

　　 在我心目中,父亲一直是坚强的代名词。几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父亲老了。虽然作为1943年生人,身体状况还是一等一的康健,但毕竟上了年纪,已经会对子女说“听你们安排”了。人生不过百年,风风雨雨,读书也好,生意也罢,看淡些,回家颐养天年了。

　　 现在父亲年近八十,在老家院子里种了近百种花,每种花上还挂块铭牌。我自小就喜欢种花,那时乡里没有花盆卖,用破缶之类盛之。父亲对我不出格的爱好都会支持,他去陶器厂定制了30个花盆,每盆可盛一担土。乡人不知是花盆,问:“姚老师准备晒辣酱啊?怎么缸底有个窿?要让师傅重做哦。”现在院子里还有好几个是当年定制的那批。

　　 除了种花,就是写写字。前几天,郭老师在微信里和我谈到我父亲的书法。书法可能算不上,父亲写个堂屋家仙、红白喜事对联,十里八乡也算好的了,也曾想抓住我练几个字。顽劣如我,估计练的字还不如挨的打多。现在轮到我了,看着儿子的字抓狂,而儿子只把我说的话当耳边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