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朱春光：永远是时刻准备的状态|纪录片

　　“我把自己作为一个机位，永远是stand by（时刻准备）的状态。”Discovery新锐导演，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最佳导演，央视《大国品牌》首席导演朱春光时时刻刻保持着自己的职业素养，习惯以电影人的视角去观察周围的一切。这一次，应江苏省委宣传部“艺术普及进校园”项目之邀，朱春光将观察的视角定在了中小学校园里。未来几年，他将带领南京的中小学生开启全新的电影拍摄尝试，教会更多的孩子如何在艺术世界里徜徉。

　　“做电视的人，肯定是希望能拍纪录片的嘛。04年，机会就这么来了。”

　　“我换件外套再出镜哦。”开始采访前，朱春光脱下了风衣，从包里掏出一件折叠整齐的改良版中式上衣，交领右衽，和笔挺的衬衫领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比较偏爱这一类服装，其实类似风格的裤子也有，在北京，这次没带到南京来。”换完衣服，朱春光坐进了灯光里，三盏大灯啪啪一照，艺术范儿居然就这么出来了。

　　今年51岁的朱春光，从事的行业对于很多读者来说不算特别大众——纪录片拍摄。和动辄大几十亿票房的电影拍摄相比，拍纪录片在外界眼中是一个算不得“占便宜”的活儿，同样的吃力，还不见得“讨好”。但对于朱春光而言，选择拍纪录片，是给自己圆梦。

　　“2003年，Discovery频道在中国做了一个新的发展计划，培养纪录片导演。当时我在央视做导演。做电视的人，肯定是希望能拍纪录片的嘛，于是，我就提交了一些题材，报过去参与竞争。04年，机会就这么来了。”2004年，朱春光在Discovery探索频道的选拔中获选新锐导演，正式转型，走上纪录片拍摄之路。

　　首次创作，朱春光将拍摄的落点选择在了湖北武汉的一条饮食街。城市大变革下，流浪艺人何去何从？朱春光耐下性子，连续追踪了两年，用镜头记录人间故事。这种不惜工本的创作模式，在一切都求快的节奏中显得格格不入。“纪录片必须是时间的累加，我们记录的这些时间即便是没有成片，它也有存在的价值。”朱春光说。

　　靠着拍纪录片，票房收入肯定不可能“大几十亿”，但朱春光有自己的坚持：“商业的电影更像是一个工业化流程的操作，依赖的是成熟的电影制作流程和体系。剧组的整个周期很长，涉及到的层面也很多，如项目管理、技术支持、拍摄、宣发……是一个庞大的团队去操作的。”与工业化的流程相比，朱春光更倾向于思维的表达，“纪录片是一个更纯粹的作者电影，允许‘特别独特’的存在。举个例子，这部片子我可以带着我的小团队拍摄，甚至是，如果所有的条件都不允许时，我一个人一台机器，都可以完成一次拍摄。换句话说，当你工业化程度不够的时候，或者是当你更倾向于自由自在的去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你可以去做记录片。”

　　“艺术与商业”是一个庞大而略显虚无的话题，朱春光选择讲现实：当下的纪录片市场，和过去相比已经好了太多。“伴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等一系列纪录片的火爆，我们印象里的‘卖不出价钱’已经很少出现了，一系列的纪录片都有着比较好的商业表现。从投入产出比来看，其实更划算一些。”

　　“我不太想用‘红’这个词。我觉得不能用‘红’来评价纪录片导演。”

　　让朱春光挑一部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他几乎是不假思索，报出了《爱上莎士比亚》的名字。这是朱春光在2007年拍摄一部纪录片，讲述的是河北承德的山村里，一群不懂英文的老师，带着一群孩子学习莎士比亚英文原版诗歌的故事。故事梗概看上去有着明显的逻辑漏洞：不懂英文，怎么教孩子英文原版诗？其实，这正是《爱上莎士比亚》的“亮点”，也是让朱春光在震惊之后产生好奇的原因所在。

　　带着“问号”奔赴承德，朱春光发现，老师们教孩子的方式居然是对口型！6岁的女孩郭鑫在“对口型教学”中一点一点“成长”，故事荒诞，又包含着“黑色幽默”。网友们坦言，“内容太荒谬，但是似乎又荒谬得有理。你就是找不到这个山村老师的做法的问题所在。”还有人表示，“笑点多的纪录片最伤感了！”

　　“直觉告诉我，在这个故事背后，是什么理念支撑着山村里的老师在做这件事，他所处的环境、周围人的不理解，种种矛盾加在一起，故事自然而然就到了。”朱春光表示，《爱上莎士比亚》让自己的导演技能更加成熟，思考问题也更深入了一些，“我开始更好的理解中国的社会。”

　　这样近乎于刁钻的拍摄角度，是寻常人不容易捕捉到的。“我之前的拍摄都是我自己操作的，后来慢慢的，自己的行业地位越来越高，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但我依然保证，手头有机器握在手里，哪怕是用手机拍摄。我会把自己作为一个机位，永远是stand by的状态。”朱春光将自己的这个习惯归结为“职业特性”，“这可能就是纪录片的习惯，永远以电影视角来观察社会。哪怕不拍片时，对自己感兴趣的题材也会保持思考：以什么样的形式去讲故事，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讲故事。有一天灵感忽然来了，那就行动。”

　　拍片多年，朱春光的身份也从Discovery新锐导演，升级成了这项新锐导演选拔计划的评审。“我对每个人都非常尊敬。他们都有着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朱春光如是总结自己。

　　在文化圈子里摸爬多年，如今算不算的上是“走红”？朱春光想了想，换了个词，“是‘小红’吧。我不太想用‘红’这个词。我觉得不能用‘红’来评价纪录片导演。”

　　朱春光坚持，自己从事的职业归属是“社会责任感”。“想不想红？肯定是想红的。但这个评价体系太单一了。做纪录片的人是个很特别的群体，对社会有责任感，心里怀揣着梦想，采取做纪录片。他们也许会和喧嚣的文化圈保持一定的距离。”

　　跨界！这一次，他要带着南京的中小学生“玩电影”。

　　此次应邀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艺术普及教育进校园”融媒行动的专家，朱春光表示，自己希望能够带着孩子们一起“玩电影”，点燃兴趣，共同探索，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春光电影教育团队准备了一整套教案，即将带着试点学校的孩子们，“真刀真枪”拍电影。

　　其实，这不是朱春光第一次将关注的重点落定在教育领域。此前，他曾经拍摄过一部名为《德国“制造”的孩子》的纪录片，跟踪过德国幼儿园的娃娃们。“德国人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做得非常到位，拍摄前，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和幼儿园、当地政府、每一个可能会被拍到的孩子的家长进行沟通。得到许可的孩子才能在镜头里出现，家长若是不同意，在拍摄时，这一部分孩子会被安排其他的活动内容。”做思想工作的过程耗时费力又磨人，但却让朱春光对于教育领域的兴趣逐渐加深。

　　“带一些已经读到电影学院的学生时，你会发现他们缺乏创意，我就在想，这些东西能否从孩子小时候抓起。”朱春光有着自己的教学计划，“我教给学生的不是简单的‘远景’‘中景’‘近景’，而是‘电影语言’。通过思维的启发，让他们更加具有创造力。”他举了个例子，假如在南京的乌衣巷里，出现两个人物，时空、年龄等都没有预设，在这样的半命题情况下，孩子们能拍出的作品，兴许会是古人王导谢安的对话，也可能是现代人在巷子里的“穿越”。如何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进行电影时空的转化？放手给学生们发挥的空间太大了！

　　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孩子将来都会考入电影学院，但艺术的熏陶渐染，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包括自己的孩子在内，朱春光都坚持的是“潜移默化”式的教育。“我没有‘规定’或是‘要求’孩子去一定要去做些什么，但他多少会受到一点熏陶。孩子很小的时候，我给他送过一个傻瓜相机，后来他拍出来的照片，很多角度让我都觉得挺惊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