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战争意味着受伤甚至死亡，令人畏惧却也令人反省，生活中的战争又何尝不是如此？有的时候，唯有经历过某种生活的战争，你才更懂得珍惜现在的拥有，更懂得心怀感恩。

　　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走进父母的房间安顿妈妈上床睡觉。我会躺在她旁边，直到爸爸上楼或我不得不去做家庭作业。我们会坐在那儿聊天，我会拨弄她的头发，给她的手机插上电源，开她的玩笑，她也会反过来调侃我。我会关掉灯，亲亲她的额头，拍拍她的肩膀，和她说晚安。这是我诸多比较独特的习惯之一，但妈妈在心灵和身体上的存在才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事情之一。

　　我记得那是二月里异常暖和的一天，尤其是对佛蒙特州来说。那年冬天一直很暖和，草特别绿，宜人的金色太阳悬挂在万里无云的天空。我跳下校车，发现妈妈的车停在家门前的车道上。我当时就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劲了。我的胃紧缩起来，心脏怦怦直跳，灌了铅似的双脚终于把我带到了门口。妈妈正在哭。

　　妈妈用红肿的双眼看着我说：“我得了乳腺癌。”我坐在她腿上，我们相拥而泣。那时我上五年级，才刚刚告别那些玩组装毛毛虫玩具、在攀爬架翻上翻下和睡前抱抱的岁月，我感到恐惧和困惑。五年前，我姥姥也得了乳腺癌。她给我看过那些被金属钉以无比奇怪的方式把皮肤拢在一起的地方。那将会发生在我妈妈身上吗？

　　随着妈妈通知了亲戚们，安排了各种预约，还买了一顶假发以供化疗开始时用，我们哭了好多次。我陪着她去帮她挑假发，不过她不喜欢我选的那个，反而买了一顶短卷发，颜色比她正常的发色浅一两个色度。在这段时间里，她为了我们一直保持坚强，我也渐渐习惯了与眼泪为伴。

　　三月的时候妈妈去医院切除肿瘤。我需要分散一下注意力，于是去了学校。手术那天上午，爸爸打电话给我的老师，报告最新消息。接着在默读时间，当时我坐在我最要好的两个朋友中间，老师微笑着告诉我：“她做完手术了。”

　　当化疗开始时，勇士围巾与粉红丝带就有了比“支持防治乳腺癌事业”更多的意义，变成“支持我妈妈”。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家的美发师——妈妈的一个密友——带着理发器来到了我们家。我们在地上铺了一条床单，转眼间妈妈的头发就只有半英寸长了。很快那半英寸长的头发也掉落了，只留下平滑铮亮的苍白头皮。在家时她会在光头上戴个头巾。我们都不喜欢看那个头巾。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做到不会一想到她的光头就哭。在她所有头发都剪掉之前，我让她把一些头发放在她的枕头底下留给“头发仙女”。为了迁就我，她同意了。我趁她睡着时溜进她的房间，将一个两角五分的硬币放在了她枕头下面——妈妈到现在还随身带着那枚硬币。

　　她变得离我们远了，无论是心灵上还是身体上。我记得爸爸告诉我和弟弟要安安静静地玩，因为“妈妈需要休息”。

　　那年夏天我感觉自己就像没有妈妈一样。那些记忆里没有她，她就是不在那儿。尽管要做化疗和放疗，但她还是继续工作，不过却总是疲惫不堪。在家的时候她不是在睡觉就是处于“化疗脑”状态(编注：指病人在接受化疗后出现的思维不清和记忆衰退症状)。对于她新发现的这个健忘症，她总是一笑了之，还打趣说她的脑袋要不是长在身上，她可能都会把脑袋弄丢了。尽管她也会看着我努力倾听，但她经常不能理解我在说什么。

　　今年春天，妈妈摆脱癌症五年了。她的头发已经长回来了，是卷发，而且没有像她担心的那样变成灰白色。有些时候她声称自己仍有“化疗脑”，但现在这真的只是个玩笑而已。那顶假发就放在我的书架上；我们的勇士围巾则不断积聚着灰尘；我们家到处都还留着粉红丝带。她与癌症作战的这些残迹如今遍布在我们的生活中，像是我们藉以向全世界炫耀的战斗伤疤。在那以泪洗面的艰难的一年后，我的妈妈回来了，在我身边帮助我解决高中那些简单的问题。

　　所以我不会和妈妈争吵，我不会故意不理她，也不会说她的不好。她现在身体健康、强壮，任何意义上都存在着。她又是我的妈妈了。每天晚上， 我会安顿她睡觉， 关掉灯，亲亲她的脸颊，因为我知道我们是幸运的—世界上还有很多女孩，她们的妈妈没能及早发现自己的乳腺癌。我从未对我的妈妈如此心存感激，从未对她就在我的身边如此感恩。

　　From teenink.com，译 / 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