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埃博拉被称为“世界上杀伤力最强的瘟疫”，如果对这场瘟疫的抗击可以被称作战争的话，那么奋斗在疫区进行报道的记者所面对的生理和心理考验则都远远超过普通的战地记者。因为枪林弹雨带来的危险尚可通过经验和方法预防，埃博拉带来的威胁和恐惧却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被感染的危险，还有日后被梦魇缠绕的痛苦……

　　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一间酒吧里，围坐一桌的记者们正在设法面对一条令人不安的消息：詹姆斯•弗利被“伊斯兰国”组织处决了。谈论一位遇害的同行虽然让人心情低落，却能使他们暂时忘却周遭的混乱。

　　那是8月中旬，距离西非发现首例埃博拉病例已将近五个月。感染者人数正在持续上升。落后的医疗保健系统和松懈的边境管理增加了隔离患者的难度。已有900多名塞拉利昂居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死亡人数超过370人。聚在弗里敦那间酒吧里的这群人中就有受命报道这场灾难的外国记者。

　　有些人每天的工作就是从一间病房赶往另一间病房，拍摄医疗人员不惜一切隔离病患的工作场景。另一些人则深入农村地区，将那些被病毒重创的村庄公诸于世。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在情况瞬息万变的危机中工作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他们有报道叛乱战争的经验，对工作中那些无法预料的风险——比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绑架或自杀式炸弹袭击的风险——已习以为常。但是这次与以往不同。这些经验丰富的记者们这回报道的实质上是一场看不见的暴乱。

　　“敬弗利一杯！”皮特•穆勒举杯向那位被害的记者致敬。这位美国摄影记者看着自己的酒杯和同事们的酒杯碰在一起，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该死！”他心中暗想，因为他发现自己居然忘记了首要法则——不要接触他人。“万一我们之中有谁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可怎么办？”

　　8月，穆勒受《华盛顿邮报》委派，在塞拉利昂工作了11天，主要负责从塞拉利昂东部与利比里亚交界的凯拉洪地区发回报道。穆勒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他曾被派往近十年来冲突最为激烈的一些地区：阿富汗、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约旦河西岸和马里。他也曾在南苏丹驻守过3年。但是他说，在报道埃博拉危机的过程中体会到的那种无休无止的恐惧让他刻骨铭心。

　　“在有冲突的那种地区工作，尤其是在具有被绑架风险的地区工作，焦虑是肯定存在的，”穆勒对我说，“但……对于埃博拉病毒，你无法确切地知道它在哪儿。这让人极其紧张，可以说你始终处于坐立不安中。”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战争地带，它们其实并不会完全被炮火和爆炸所吞噬。穆勒说，战地无疑是非常危险的环境，但是记者们有许多办法可以保护自己。例如，雇来的司机和接洽人(即安排采访事宜的当地人)可以帮助记者们降低遭遇危险的可能性。去年11月，在报道刚果境内发生的一场叛乱时，穆勒亲眼目睹了民兵划定明确的势力范围(在一些情况下会修建战壕)。这类边界向记者发出信号，所以指引他们远离潜在的敌对冲突。

　　但是在西非的埃博拉疫区，“病毒可能存在于任何地方，”穆勒说。

　　在病房里站错地方，你就很容易沾上被病毒污染的液体。就算胳膊碰一下出汗的医生，你也会有感染的风险。防弹背心和头盔或许能保护战地摄影师不被弹片击中，但旨在防止皮肤与病毒接触的一体式防护服本身就具有潜在的致命危险。比如，如果摘手套的方式不正确，就可能被感染。

　　在交战地区，为了避免遭到绑架或杀害，记者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行动路线，比如更换旅馆，搭乘不同的出租车，不重复在同一家餐厅就餐。然而，为了避免埃博拉病毒感染，记者们则需要严格遵循一成不变的程式：每次拍照都要站在安全距离之外，杜绝与人接触的风险。每一次都必须如此。

　　穆勒经常问身边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官员，走近一些拍照是否安全。他使用的只有定焦镜头，无法把镜头向患者推近。美联社驻非洲首席摄影记者杰罗姆•迪雷最近在文章中写道，他用氯水清洗手脚已经达到了“着魔”的程度，而这最终已成为一种“规范”。

　　“无论危险因子是什么，我可不会为了一张照片而送命。”穆勒说。

　　但是，由于肩负着拍摄埃博拉患者的使命，摄影记者们需要走进具有高度传染风险的医疗诊所，并且在安全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靠近患者拍摄。否则，他们将无法充分记录这场危机。

　　“我曾差点在一次汽车炸弹袭击中丧命，也曾差点被狙击手击中，还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惊险场面，但那都不能跟我在塞拉利昂时始终紧张不安的感觉相提并论。”法新社摄影记者卡尔•德苏萨对我说。

　　“无论是战场还是埃博拉疫情，为了拍到最好的照片，摄影记者都必须置身其中，”多伦多《环球邮报》驻非洲记者杰弗里•约克表示，“而作为文字记者，我可以待在离事发区稍远一点的地方。”他最近在利比里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报道。

　　摄影记者们用影像记录下由埃博拉出血热引起的血淋淋的、触目惊心的死亡，而在被疫情困扰的国家，他们的这份努力都未必被视为壮举。在细致记录埃博拉患者病情的照片——照片中的许多患者都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体液里——见诸报端后，利比里亚的卫生官员针对媒体报道此次危机实行了新的规定：在利比里亚进行报道的记者现在需要事先征得埃博拉患者的同意才能为他们拍照。

　　德苏萨原本计划在塞拉利昂边境地区进行为期两周的报道。但他刚刚抵达那里，就听到了来自西非的航班即将禁飞的传闻。他的妻子再过几周就将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由于担心会被困在塞拉利昂，在紧张地报道了六天之后，他离开了。然而，这次任务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让他心绪不宁。

　　以往，无论是从利比亚革命还是巴基斯坦的动乱中执行完拍摄任务回来，德苏萨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回归正常生活。“在冲突地区工作，我从来不会做噩梦，也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他说，“想哭的时候我就哭，该怕的地方我会怕。但之后我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能从中完全走出来。”

　　可是，埃博拉病毒长达三周的潜伏期却给这位摄影记者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迟疑着不敢亲吻自己的妻子，担心自己已经携带了埃博拉病毒。他不进卧室，晚上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他每天测量数十次体温，监测自己是否出现了埃博拉感染的症状。“我过得不开心，”他回忆道。

　　“在冲突地区，你出门后，知道自己能听见枪炮声，”德苏萨补充说，“然而，但如果对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恐怖。”

　　（By Sam Sturg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