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0戚家军惨遭屠杀？关于蓟州兵变，为何明朝兵部尚书和蓟辽总督要打|明神宗实录|兵变|东平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明忆

　　字数：5975，阅读时间：约16分钟

编者按：提到明朝万历年间的军事行动，除了明星级的万历三大征和萨尔浒之战外，还有一个重量级事件——蓟州兵变。那么为何在朝鲜的战争阴云还未消散，在明朝的京畿附近，竟然发生了这样一场似乎影响巨大的兵变事件呢？以及这个兵变到底发生了什么，戚家军真是在此次兵变中被杀光了吗?

　　关于“蓟州兵变”的过程，当今互联网上流行的主要说法，是“参考”了包括清朝编撰的《明史·王保传》在内多个史料德记载。

　　比如蓟州兵变中兵变军队是“戚家军”的说法，参考的就是《明史·王保传》中“蓟三协南营兵,戚继光所募也”，而蓟州兵变原因是因为欠发军饷，和北兵趁机大开杀戒，则是将《两朝平攘录》的记载“平壤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如松攻平壤时约先登者给银万两，南兵果先登）鼓噪于石门寨”和“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遂以激变耸惑军门”略加修改。

　　最后关于蓟州兵变三千人被杀，又是参考了《朝鲜宣祖实录》中，明朝旗牌官所说的“事觉，杀三千三百馀口，而其馀或遁或恕”。

　　网上这个主流说法，虽说的确都能找到相关的文献记载，而且也是足够吸睛，但如果与其他更多的史料就行对比，这些说法就很需要推敲一下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蓟州兵变中的兵变士兵，真的是刚刚参加万历朝鲜之役回国的戚家军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先说一下朝鲜之役中，入朝的蓟镇南兵成分和回国的始末。

　　戚继光的军旅生涯，也并非是一直在和沿海倭寇作战。隆庆二年（1568年），随着东南地区倭寇的威胁降低，戚继光被调到了北方的蓟镇。在蓟镇时期，戚继光共招募了九千名浙江籍的士兵前来戍卫，这也就形成了在晚明军事上，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群体——蓟镇南兵。

　　加入以戚继光本人招募、训练作为判定是否为戚家军的标准。那么从万历十年戚继光被调离蓟镇，到朝鲜之役爆发时，蓟镇南兵已经经历多次兵员替补，那么蓟镇南兵中，还能被称作是戚家军的士兵，虽然不能说一个都没有，但也肯定是寥寥无几。

　　而如果是以戚继光时代的战术作为评判标准，那么戚家军在蓟镇的消亡就更加迅速。因为在戚继光离开蓟镇后，蓟镇南兵本身的作战定位从野战兵团，迅速演变为驻守明朝在蓟镇的各个军事要塞和敌台的“台兵”。

　　在这种兵力配置下，到了朝鲜之役爆发时，用由九千南兵的蓟镇，反倒缺乏足够对抗倭寇经验的士兵戍卫沿海，防范日军可能对京畿沿海的侵扰。在此情况下，明朝不得不在今天秦皇岛市一带“将新设海防游击驻札乐亭县，地方南兵三千增募（《明神宗实录》）”。

　　之后援朝的南兵，也是“募南兵二千一百名，又抽台兵九百名，加设游击吴惟忠率之东援（《方众甫集·滦东平叛记》）”。可见明朝在蓟镇地区的海防力量，以及后续入朝作战的蓟镇南兵，绝大多数都是新招募的士兵，他们和俗称的戚家军，已经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蓟州兵变是援朝南兵在回国时发生的吗？先来看援朝南兵究竟是何时回国，万历二十二年一月，朝鲜宣祖李昖就亲自接见诸南兵将领，表示“……而诸大人，今皆撤还，小邦之危亡，迫在朝夕（《朝鲜宣祖实录》）”。依此推断，至少在一月时援朝的蓟镇南兵就已经开始准备回国。

　　到十月，明朝又对援朝南兵的安置进行安排“……东征稍有损伤宜仍募足三千七百名，就近给粮令驻札山海石门操练（《明神宗实录》）”。可以认定从万历二十二年一月开始，在朝鲜的南兵便已经开始逐步撤离，到了十月，蓟镇南兵就已经进行安置，而蓟州兵变则是发生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明史·王保传》和《两朝平攘录》中，记载援朝南兵是在回国途中发生兵变也可以证伪。

　　不过正如前文所说，援朝南兵在回国后进行了重新安置，这批南兵不仅被分别安置在山海和蓟州兵变发生的石门，而且这批南兵“还乡者若干，归台者若干，存者一千二百有奇（《方众甫集·滦东平叛记》）”。

　　为了填补兵员的亏空，蓟镇“今参将钱世祯奉文续募，留驻石门路，计三千五百九十有奇，称海防营兵（《方众甫集·滦东平叛记》）”。换言之，参加兵变的士兵真正的称呼应该是海防兵，这其中虽然是有援朝南兵，但也比例却不到一半，其他都是再次招募替补的新兵。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石门的海防兵为何要发动兵变呢？网上主流说法是蓟镇南兵因为欠饷兵变，源自《明史·王保传》和《两朝平攘录》。两者对于蓟州兵变原因的记载是“鼓噪,挟增月饷（《明史·王保传》）”和“以王赏不给（如松攻平壤时约先登者给银万两，南兵果先登）鼓噪于石门寨（《两朝平攘录》）”。

　　而按照“鼔众要索东征功赏及安家银，人各四五十两（《方众甫集·滦东平叛记》）”，以及同样可以提供作证的“以要挟双粮鼓噪（《明神宗实录》）”和“以离家日久，钱粮不加，含忿谋作乱（《朝鲜宣祖实录》）”，都记录海防兵兵变是为了索要额外的“加薪”，也就是加班费和福利补助之类。

　　但如果把这场蓟州兵变，单纯认为是一场武装提加薪，那也是存在问题。首先要明白一个事情是，与北方九边营兵由卫所兵和募兵混合而成不同，蓟镇南兵是纯粹的募兵组成，而且收到江浙地区商品经济繁荣的影响，蓟镇南兵表现的更加“嗜利无复恋家（《明神宗实录》）”。

　　在此基础上，这些在战时应募，来到蓟镇的海防兵，表现得就更加“自恃为非时调援，于本路不甚用命，且恋饷厚，乌合而芗羶之（《方众甫集·滦东平叛记》）”。简单地说，就是老板我胃不好,你给我画的饼我消化不了，所以你给钱吧！

　　实际上，真正引发蓟州兵变的，是一件重要，但似乎又和蓟州兵变没什么关系的事件——封贡日本。由于包括宋应昌在内，一众赴朝的明朝官员极力推进封贡日本，以至于谎报军情称日军已经全部撤出朝鲜，甚至不惜将朝鲜发生的日军行动，全部称为朝鲜“乱民”所谓。

　　作为当时封贡日本最大的支持者，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在得到前线明朝官员的奏报后，极力推动和日本议和的同时，兵部也开始“议撤沿海水陆官兵，檄蓟镇将永平防海南兵照天津议撤（《明神宗实录》）”。要知道对于海防兵超半数新募士兵来说，他们万历二十二年接受招募来到蓟镇，万历二十三年就要被遣散回家，兵部这种搞法着实有些搞人心态。

　　以至于石门一带的防海兵对此“顷倭议行款，言者以国诎，疏撤各路募兵，此曹见谓一朝褫去，遂怀洶洶（《方众甫集·滦东平叛记》）”。而作为兵变策划者的胡怀德、陈文通等人，也正是借此机会“于八月二十五日阴与怀德等倡谋，遍粘叛帖（《方众甫集·滦东平叛记》）”。

　　所以，蓟州兵变按镇压方的说法，是胡怀德、陈文通等数十人利用防海兵对兵部主张和日本议和已经裁撤防海兵的不满，趁机煽动了兵变事件。不过对胡怀德、陈文通等兵变核心人员的身份、官职，以及他们的行动动机这些笔者难以考证。（关于蓟州兵变主谋的审讯记录，收编于萧大亨所著《刑部奏议》，此书仅在日本存有孤本，笔者实在难以考证。）

　　所以只能是个罗生门了。

　　那么，最关键的，这场兵变到底是都发生了什么？

　　对于蓟州兵变的过程，在万历年间当时对此事的记载，依然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代表着明朝中央朝廷对蓟州兵变看法的《明神宗实录》，不乏批评总兵王保“欲张大其事冀以邀赏”，甚至将这起事件描述为“虽长平新安之杀降坑卒未为过之”。

　　而作为事件的另一个视角，时任蓟辽总督孙矿所著《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和参与镇压的兵备方应选所著《方众甫集》中，对这起事件记载的更加详细，这里选用《方众甫集》的记载：在十月初二到初三期间，海防兵“各兵连劫守台官兵，空者五十余座矣”，蓟镇的高层一开始也尝试和兵变士兵进行谈判，但因兵变领袖胡怀德等人的狮子大开口最后破裂。

　　初九，经过明军各路兵马汇集到石门，明军将领王保下令“……因令单骑分诱冲击，奋臂而前，擒斩八十余人。南兵犹愤战不下，复发火炮震惊，南兵始有惧色。时降旗四面遍竖，得降者百余，怀德等犹追杀降者一二，余党仍坚拒。冠军（王保）亲督精骑渐迫，擒斩又四十余人，众心且溃。（《方众甫集·滦东平叛记》）”

　　双方记载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当然有“叛兵亲戚播为此言，见吾等处之过当，且藉以掩护其过恶之意（《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与永平道书》）”的可能，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各自的立场。

　　结合当时明朝的政治态势，笔者本人有一个猜测，蓟镇官员的记载和朝廷中央的实录记载，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别，很有可能是当时蓟辽总督孙矿和兵部尚书石星之间，围绕朝廷是否对日本议和封贡所造成的。

　　简单一句话，对明朝的官员来说，事情的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党争。

　　时任兵部尚书的石星，出于对明朝本身的利益考量，和基于自身对在朝鲜的日军势力、朝鲜情况的认知，原本在出兵援朝时态度积极的石星，此时一反过去，转而反对继续在朝鲜和日本作战。

　　石星认为与其在朝鲜继续消耗明朝的国力，不如在对双方关系问题上，明朝退让一步，以封贡议和换取日本不再侵犯朝鲜的承诺。而与石星相反，蓟辽总督孙矿则日本更为强硬，要求“倭众尽数退还本岛，不得因封求贡，又不得侵掠朝鲜（《明神宗实录》）”。

　　同时，石星在收到描述了事情经过和伤亡人数的蓟镇塘报和孙矿的《致本兵石东泉书》后，却是用有拖延任凭事态发展的表示“疏中未及，不妨续报（《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与永平道书》）“。所以不排除以石星为首的兵部官员，为了打击作为主战派领袖的孙矿，而特意默许甚至可能参与到了舆论的控制。

　　不过说到这，蓟州兵变的过程还有一个小问题没说，那就是蓟州兵变真的存在“南北兵素不相能，乘其衅杀戮不免过当（《明神宗实录》）”的情况吗？对于这一点，有一点以往被大家忽略。

　　在蓟州兵变中，虽然明军是由总兵王保负责指挥，但是参与到镇压行动的并非都是北兵将领，比如在朝鲜称之为“南兵三营将”之一的南兵营游击王必迪，就参加了对兵变海防兵的围困，时任蓟辽总督的孙矿更是浙江余姚人。所以这事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南北兵矛盾来解释了。

　　还有，那就是蓟州兵变到底伤亡了多少人。按照孙矿的记载，从十月初九的冲突开始，到后续追讨逃跑叛贼的过程中“且今所擒杀止一百五六十人（《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奉沈阁下书》）”。方应选记载和这一数字接近，为“若曹自置戮百五十一人（《方众甫集·滦东平叛记》）”但这就是全部了吗？

　　在前文中提到，方应选的《方众甫集·滦东平叛记》记载，海防兵在兵变开始后“各兵连劫守台官兵，空者五十余座矣”，那么这期间是否有产生伤亡呢？在《万历邸抄》中，虽然记载“擒斩首恶一百二十一颗”，但之后遣返回浙江的，却只有“计二千五百余员名”。这与蓟州官员统计的“通计南兵除督府标下教师及于役与逋亡擒斩外，尚存三千二百四十有奇。（《方众甫集·滦东平叛记》）”有着700名士兵的差额。

　　他们是并非浙江籍士兵，还是被负责押运的“京营佐击陈云鸿游击职衔与原任游击季金（《明神宗实录》）”收入麾下，亦或是已经没有人头能去做统计，这就不好说了。

　　除此外，在《明神宗实录》记载镇压蓟州兵变的过程中，“传言杀南兵之夜，官军乘势劫掠，抢掳恣淫被害诸商，确有的证滥杀之心。”而无论是孙矿还是方应选，都在文章中强调了镇压过程中没

　　有滥杀兵变的海防兵，但是却对同样传到朝廷的“官军乘势劫掠”不置一词，这也同样值得玩味。

　　最后还是要说一下这次“兵变”对于戚家军的影响，按《两朝平攘录》的说法，蓟州兵变后“人心迄愤惋，故招募鲜有应者”。但实际上，万历二十五年因与日本的封贡和谈破裂后，为了应对战事再起，“新募南兵六千名（《明神宗实录》）”，除了户部对此表示“库贮不敷”外，并没有遇到其他什么阻碍。

　　至于为什么在兵部咨文中有“调发蓟镇南兵二千名，今召募未集，部伍不敷（《朝鲜宣祖实录》）”的表述，其实也非常简单，因为蓟镇南兵长期都用于戍卫内陆敌台，在海防兵已经被解散的情况下，仓促之间自然难以凑齐出征的队伍了。

　　所以，不能说蓟州兵变摧毁了戚家军。因为其实戚家军这个名号，都是后世喊出来的，明代官方文献中并没有记载。从戚继光嘉靖三十九年（1560）编练新军，到明末的那段时间里，他的部队都是被称为“浙兵”、“义乌兵”或“南兵”。戚家军这个称谓，最初是明末的《方众甫集》中提到“倭人目为戚家军”。等到清代张廷玉修《明史》的时候，才把“戚家军”这个名词，写入官方文献。

　　而蓟州兵变发生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距离戚继光去世的万历十六年（1588），已经过去7年了；距离戚继光被弹劾去职的万历十三年（1585年），已经过去10年了；距离张居正去世，戚继光被调往广州的万历十年（1582年），已经过去13年了；距离戚继光在北方大规模练兵的隆庆二年（1568年），已经过去27年了；距离戚继光嘉靖三十九年（1560）编练新军，更是过去35年了。

　　此时初代戚家军就算18岁入伍，也已经51岁了，而北方练出来的戚家军，也大多要45岁左右了，早过去了适合服役的年龄了。

　　所以，其实在蓟州兵变前，戚家军就已经没有了，因为对于大明来说，世间已无戚继光，更重要的是，世间已无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