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太平天国的外国雇佣军，为何成中国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军队|左宗棠|太平军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尤金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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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进入21世纪，一些或拥有超越大部分正规军技战术水平和战斗意志，或有着优质的兵员来源，“死的起”的雇佣兵，开始在各个战场上大放异彩。而在历史上，无论是在罗马迦太基逐鹿时代的环地中海、还是中世纪的欧陆、抑或是几次陷入混战的中亚与南亚，这种“雇佣兵比正规军更堪用”的情况都屡见不鲜。而在东方的中国，很难界定那些来自地方或者少数民族的军队，在为中原王朝的军事目标而战时是否属于雇佣兵。不过，我们本文要讨论的并非那些颇具争议争议古老年代的东西，而是距今一百到二百年间的，在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清王朝治下的土地上作战的两群各具特色的外籍雇佣兵部队英式的“洋枪队”（常胜军）与法式的“常捷军”。

　　尽管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但中国军队的火器化步伐却并不快。甚至还随着清中期的军事政策变动出现过大规模倒退。至鸦片战争先后失败后，出于现实的国防需要，清军开始提升部队火器化程度并将购买和装备火器的权限下放。

　　此举尽管提升了清军整体的武器现代化程度，但对于清军战斗力的提升却相当有限，绝大多数部队增购的都是已经落后的火绳枪与旧式燧发枪，炮兵单位也大多由虎蹲炮、抬枪与类似于隼炮的轻型火炮组成，非常孱弱。

　　即便有少数清军装备了新型枪械和火炮，但其本身也缺乏对于这些武器的运用经验。其指挥官对于欧洲经由拿破仑战争与之后的多次殖民战争所发展出来的战略战术与军队应用思想，也大多一无所知。

　　这使得清军中的绝大多数都仿佛现今世界各个地区的军阀武装一样，尽管手握着现代的武器，却并不完全掌握它们的应用方法，以及现代军队所需的战略战术。而这最终也让他们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与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吃尽了苦头。

　　但就在这个大清王朝的至暗时刻。晚清三巨头——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三人，却都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军队与西式军队的差距。为了尽快让自己的军队掌握这些舶来的武器装备与技术，他们迅速成立了各自的西式雇佣兵部队。由于大量雇佣洋人，使用新的西式线膛枪，这些部队也被当时的国人统称为“洋枪队”。

　　其中李鸿章成立的淮军系西式雇佣兵创始人为美国冒险家华尔。这支军队在1860年成立，起初以滞留上海的欧美盲流组成，编制不过数十人，主要职责为在上海周遭拦截进攻的太平军部队，并在松江一线对前出的太平军进行打击。

　　其部队指挥混乱，战斗力也偏低，唯一的优势便是使用英语，可以更好地阅读并理解进口枪炮的使用说明。但很快，在英国人的介入下，这支军队开始向正规化转型，以英军的操典进行训练，并使用与英国军队同一制式的编制与火炮，并获得了英军长江舰队的装甲舰艇和火炮的支援与加强，部队战力得以迅速提升。

　　为了充分利用这支军队的价值，淮军开始抽调人员进入该部，这些士兵也被称为“华勇”。“洋枪队”也在随后更名为“中外混合军”，并最终更名为“常胜军”，其兵力也成几何式增长，最多时达5000人。

　　由于采用了新式操典，且配有米尼弹步枪，甚至柯尔特转轮手枪等新式武器。他们极善于中近距离散兵突击战术，通常在清军与太平军主力接战后再从侧翼杀出，并猛攻太平军侧翼乃至穿插后方使其阵脚混乱，以此帮助清军获取胜利。

　　当然，就整体而言，“常胜军”其实是一支难符其名的部队，他们打的胜仗并不多。相比西方的正规军，“常胜军”对于操典的学习和应用能力也只能用“照猫画虎”来形容。人员参差不齐的劣势让他们经常在不利态势下崩溃；军纪奇差，不受清廷管束，不服从指挥，且经常劫掠民间、地方甚至友军，甚至还有被俘后转而效力太平军的，军纪道德败之程度令人发指。

　　除此之外，这支军队的效忠对象也并非其雇主，而是环太平军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其本质上依旧是一支英国政府用以参与到中国大陆内部事务中的一枚棋子，而这最终也导致了该部在镇压太平天国后被迅速解散。就整体而言，这支军队除了帮助淮军及其精锐士兵更快地掌握西式枪支与火炮武器外，并没有对提升清军战斗力起到太大作用。

　　相较而言，“常捷军”的作用就要大得多。这支军队的前身是由浙江巡抚左宗棠经由谈判后，委托法国驻宁波舰队司令勒伯勒东及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在宁波组建的“中法联合军”。其经费由宁波善后局提供，基础战力全部由宁波当地精选招募的近千名中国士兵组成，领导层与士官参与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与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的法国海军陆战队组成，并完全参照法国海军陆战队配置武器装备与进行训练。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训练强度高，许多士兵无法达到法方所需的标准。而清廷又急于让这支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勒伯勒东又从菲律宾招募了少量老练佣兵，以其充当重要的侦察与通讯人员。

　　在1862年秋冬季节投入战斗时，该部已经拥有了一百多名法国和菲律宾士兵与一千五百名左右的中国士兵。这支军队与法军一样既善于利用地利，也以炮兵和步枪的射击精准见长。在面对太平军的战斗中，该部总是能灵活且游刃有余地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并取得胜利。

　　正因为此，“中法联合军”很快便被更名为“常捷军”。而左宗棠也看准时机，为法国军官配备中国副官，并请求法国指挥官对中国军官实施“讲武”，并顺势准许法军将“常捷军”扩编至3000多人。这支军队中开始出现了成建制的炮兵与类似于龙骑兵的侦察骑兵单位，并配置了武装舢板用以提升沿河作战效率。

　　扩编后的常捷军开始执行更为苦难的作战任务，但新加入的部队还没有完成成体系的训练，各单位间的配合也开始出现松动。因为老练侦查人员比例下降，在作战中侦察不足进而导致整队佣兵陷入险境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比较典型的战斗发生在1862年12月底的绍兴：在勒伯勒东的指挥下，常捷军使用武装舢板跨过曹娥江奇袭了数处太平军沿江沿路部署的据点，并于一月中旬攻至绍兴城下，对昌安门发起进攻。

　　但由于长期交火，该部人马俱疲，装备和弹药补给状态也极为糟糕。在进攻城门的战斗中，常捷军在炮兵掩护下发起散兵冲击，一度突破了夺取了城墙与倒塌的城楼。但随后便在进攻中失去统一指挥，陷入了与敌绝对优势兵力的不利混战。

　　为了拯救战局，勒伯勒东开始亲自指挥炮兵轰击太平军，但随着他身侧野战炮的炸膛，勒伯勒东被当场炸死。失去了炮兵和指挥官的常捷军攻城单位阵脚大乱而崩溃，伤亡数百。但常捷军本阵还是勉强维持了秩序，勉强击退了试图从城头上冲下的太平军，在2天后撤回了曹娥江防线。

　　在经历了欧洲的几次大战后，法军对于刺刀训练其实是相当重视的。但即便如此，在面对数量占优且受过专业训练的专业冷兵器的士兵时，也依旧难免处于下风。从这一战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常捷军尽管战力强悍，甚至可以进行步炮支援协同。

　　但其堪用兵力太少，在大规模交锋时更是缺乏可以投入战局扭转态势的预备队。当然，这些缺点也并非只属于这支军队。时至今日，这也同样是大部分主打“小而全”的作战单位的缺点。

　　此后，常捷军迅速替换了指挥官，补充兵力，又参加了之后的绍兴、富阳、杭州、湖州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这支军队尽管先后损失了数位指挥官，但还是充分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再未出现过过度前出而陷入围攻，以及发生大规模白刃战的情况。而左宗棠的其他部队也一直在观摩着这支部队的战术战法，并将之吸收到自己的作战体系中来。

　　尽管同样也是外部势力干涉中国的工具，但“常捷军”的存在方式明显更接近于罗曼诺夫王朝于17世纪组建，用于引进新式战术和培训本国指战员的“日耳曼步兵团”。当时的俄国先后组建了4个以外籍雇佣兵士官和军官为基础的大团，而后逐步轮换出其中的俄国军人，并通过他们组建新的“特选步兵团”，以此掌握新的武器装备、训练方法与战术。

　　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常捷军解散。这支军队中的中国官兵被重新分配到作为教官，用以强化左宗棠各部的战斗力。有趣的是，“常捷军”中近半的法国顾问也选择了留在中国。

　　他们有的加入了海关与缉私部门，有的继续留在左宗棠治下，为其所部水陆军队提供训练指导。这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很可能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作战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此后更是辅佐左宗棠开始了楚系新军化改革。而正是他们参与培训出来的这支军队，最终敲响大清王朝的丧钟。

　　而在这些留中法人中还有一位特例中的特例，那就是勒伯勒东的副手，常捷军帮统日意格。这位极负责任的技术军官给左宗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左宗棠对他的重视与重用，也最终为他赢得了这位法国上尉的忠诚与好感。

　　为了完成左宗棠引进造船与先进军事技术的任务。这位小小的法国尉官甚至敢于越级上书，花费大量资源获得觐见拿破仑三世皇帝的机会。在他的全力帮助下，福州船政局也终告成立，而日意格也如愿以偿地担任了船政局的正监督。

　　就历史价值意义而言，船政局对于中国的意义，要远胜于本文中所提到的任何一支军队与个人。在之后的上百年时间里，这一日意格创建的机构一直在发挥着作用。船政局下属的马尾船厂自主设计建造了全东亚的第一艘巡洋舰、第一艘铁甲舰，以及中国的第一架水上飞机。其下属的新式水师学堂所培养出的军事、政治与科技人才，更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