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华轩
他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外交家。他曾任民国内阁总统秘书、外务部顾问。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美国、英国等多国公使。1919年和1921年，他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1945年，他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后来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等职。1985年逝世，享年98岁。
他，叫顾维钧！
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是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早年于光绪末年，由家乡江苏嘉定来到上海，当了上海道尹(相当于市长)袁观澜的师爷。顾晴川本是青衣一衿，家境清寒，为生活计，只得到上海来作小吏。顾维钧从小聪颖过人，4岁时入私塾读书。12岁跟了父亲来上海读书。不久，便考入南京市育才中学。
当时同在袁观澜幕府的，还有一人叫张衡山。此人的文字修养不及顾晴川，但他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能看相。道尹衙门中的大小官员，不少人他都看过，据说十分灵验。那时道尹袁观澜之子袁履登和顾维钧同在育才读书，两人很要好，课后常一起在衙门里玩。张衡山说，这两个孩子都非等闲之辈，惟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来果然沦为汉奸）；维钧将来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衡山常常买些点心给他们吃，但内心真正喜爱的只有顾维钧，对于袁道尹的儿子，不过敷衍而已。
张衡山膝下有一娇女，与顾维钧年龄相当，张衡山很想招顾维钧为东床快婿，就托人做媒。从当时两家的景况看，张家比顾家好得多，况且张衡山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顾晴川觉得这门亲事有点高攀了，岂有不乐意之理，顾维钧那时年龄还小，自然没什么意见，就由双方家长订了婚。
那一年，出国留学回来的顾维钧向准岳丈张衡山提出要见见未婚妻。那时风气初开，大家闺秀还不能抛头露面。虽然父亲已经应允，女儿却羞答答地躲在房内，死也不肯出来。顾维钧大为失望，他觉得他的未婚妻太不大方，将来不能在交际场中和他很不匹配，配不上他这位留美博士，顿时兴趣索然，闷闷地喝了两杯酒，就告辞了。据说，顾所以亟亟一见未婚妻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说未婚妻的裙下，是一对三寸金莲，有点不时髦了，那时的开放女子已经都是天足了。
1912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顾维钧回国不久，就由他的准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唐绍仪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以留美博士的资格，在唐手下当了一个外交部三等秘书。他少年翩翩，公余出入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唐宝玥没有出过洋，对外洋向往羡慕，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英俊，更打动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后，二人形影不离。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简直像乘直升飞机一样。顾维钧每有什么想法，唐宝玥就死缠着唐绍仪，不怕她老子不答应。
顾在北京两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远在上海的张衡山高兴得很，以为得此乘龙快婿，证明他的看相功夫很是高超。于是函电顾维钧回上海举行婚礼。顾维钧的心里矛盾重重，拖拉着置之不复，后来张衡山终于得知他和唐小姐的情况，把老脸都气黄了，并写了一封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请唐将顾送回上海。唐绍仪阅信后，勃然大怒，当即把顾维钧叫来训斥了一顿，令他立即返沪。顾虽然不愿离开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责备和亲友的劝导，只得收拾行李，预备南下。
顾就要回沪的消息，马上被唐女知道了，她哭哭啼啼地跑在父亲面前道："孩儿若不能和维钧结合，一定削发为尼！"唐女苦苦哀求父亲出面干预此事。其时，唐绍仪已晋升为国务总理，总觉得不该凭着自己的权势，去强夺人家的女婿，没有答应。唐小姐仍不罢休，为了示威与恐吓，跑到了北京郊外的白云庵，并叫人通知她父亲说：已择期落发，唐绍仪仍未理睬。女公子见此计不成，再生一计，她又回到城里，使人通知她父亲，说再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只好到八大胡同（旧时北京娼妓集中区）去做生意，并且挂上现任国务总理小姐玫瑰的金字招牌。这一记闷棍，果然把唐绍仪打昏了。他立刻请回了自己的女儿，宣布"无条件投降"。
接下来，顾维钧和唐宝玥顺利结合。
顾维钧和唐宝玥婚后感情笃深。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夫人唐宝玥一同前往，同年他们的长子顾德昌在美国降生。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正在为爱妻的去世深深悲痛。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席卷全球，被称作西班牙流感。唐宝玥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儿一女。
顾维钧丧妻后，有过一次著名的外交活动。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战败后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也就是继续霸占山东。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日本代表牧野哑口无言。
这次外交活动中顾维钧的表现，一直被传为佳话。
1920年，经历了巴黎和会的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誉与日俱增。此时，顾维钧正任国联（一战后成立的一个类似于联合国的组织）理事。经人介绍，在纽约与慕名前来的号称"亚洲糖业大王"的华侨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相识，很快就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黄某为英伦华侨第一巨富，死时积财500万镑。他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但长得并不漂亮，可是华美的衣着、贵重的首饰，把她打扮得使任何男人都要动心。她嫁过人，前夫是英国的一位爵士，结婚不久便死了。高贵的门第，关不住春色，她仍旧出入于豪华的交际场所。早在唐宝玥未死之前，她对顾维钧已是种下了相思种子，据说日夜祈祷着唐某早亡。那知天从人愿，她便狂热地追起顾维钧来。那时顾还年轻，虽羡慕她的豪富，但不满于她的容貌，那黄小姐却大胆出击，狂追猛攻，生怕顾维钧为旁人夺去。有一天晚上，她老练而坦白地对顾说："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来开始合作吧。"
顾维钧对这个女人，仍旧有点犹豫，当时虽未拒绝，亦未慨然应允。翌日，他找了一位英伦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英镑的酬劳，为他卦占这门婚姻的后果。卦占结果：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顾维钧这才决定与黄结合，时人称为"一镑缘"。两人于同年10月11日在伦敦结婚。
黄蕙兰女士精通几国语言，婚后跟随丈夫顾维钧活跃于国际政坛上，处处都能为丈夫助一臂之力。在我国驻外使节的夫人中，黄蕙兰女士是最出色的了。黄蕙兰生有二子，顾裕昌和顾福昌。
顾维钧和黄蕙兰女士在一起生活了30余年，直到他1956年从驻美大使衔上卸任退休。大概是由于夫妻之间性格上的差异，最终劳燕分飞。
对于他们夫妻之间的这段姻缘，在黄蕙兰女士著的《没有不散的宴席》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顾维钧与黄蕙兰女士分手后，住在纽约。
顾维钧的最后一位夫人是严幼韵女士。严女士是一位出身上海富商家庭的大家闺秀，早年为复旦大学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杨留美时，也曾任《中国留学生月刊》的主编，只不过比顾维钧先生晚10年。回国后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那时的杨光泩与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因此，夫人严幼韵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顾维钧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不久，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杨光泩先生以身殉职。严幼韵女士与杨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孩。
顾维钧与严女士走到了一起。严幼韵女士小顾维钧20岁。婚后，严女士对顾维钧关爱有加。在顾维钧看来，在他的四位夫人中，他最喜欢的是严幼韵女士。严幼韵带过来的三个孩子后来自然也成了顾维钧先生的三个继女，他们早年丧父，顾维钧视她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顾先生如同亲生的父亲一般。
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这部回忆录历时十七年，能坚持不懈的完成，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
他们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这就是顾维钧先生四次婚姻(也可以叫三次半)的故事，坎坎坷坷，起起伏伏，跌跌荡荡。有惋惜，有叹息，也有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