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陶希圣的人生一直挣扎在学术和政治之间。

　　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黄冈人，名汇曾，字希圣。考入北京大学法科。

　　五四运动期间，陶希圣参与了"火烧赵家楼"事件。1922年夏 ，他即将大学毕业，和现在的很多大学生一样，他也在为找工作发愁。最终，他在安徽法政专门学校谋到一个教职。当时的法专，可以说是学潮的中心，学生赶走教师甚至校长并不稀奇。

　　初出茅庐的陶希圣怕自己镇不住学生，每次上课前，他都要做足功课。几次课下来，学生们似乎接受了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老师。可接下来的事证明，他还是太年轻太单纯。期末考试将要来临，学生们向往年一样划定考试范围，陶希圣拗不过，只好划出了考试范围——156页讲义，划出130多页。

　　这和没划有什么区别？学生们气势汹汹找到他，责问北京大学考试都要划范围，他为什么不划，陶希圣说"在校时，我也骂那些不划范围的先生；出校后，我骂那些划范围的先生。我宁可现在让你们骂我一顿，不能叫你们出校之后骂我一世。"学生们只得悻悻而退。

　　松了一口气的陶希圣没有想到，学生们居然以罢课要挟校方。陶希圣愤而辞去教职，在商务印书馆做起了编辑。这段时间里，陶希圣广泛阅读各类书籍，这位他成为知名理论家打下了学识基础。

　　在周佛海的推荐下，他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欣喜的陶希圣满心以为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没想到接下来的一连串政治事变让他的性命几乎不保，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才逃出生天。狼狈逃回上海的陶希圣痛下决心，再不要参与政治，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中国社会史研究上，才有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书中，他认为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残存着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社会，存在着的封建势力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是造成农民痛苦的根源所在。

　　此论一出，立即引发了一场"中国社会史论战"，陶希圣因此声名大噪。1931年，他的母校，北京大学聘任他做了教员。北大任职期间，陶希圣又创办了致力于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食货》杂志，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其立场中间偏左。以此为阵地，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食货学派。"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请他去庐山谈话，希望他弃学从政，指导国民党的宣传。陶希圣听罢，惊讶地问:"总裁，国民党有四个单位四个组织，我指导谁？"

　　蒋介石说:"我叫他们听你的话。"

　　离开办公室，陶希圣忙问自己的老朋友陈布雷，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命令。"陈布雷没有解释，只有这句简短的回答。

　　陶希圣就此弃学从政，第二个月就加入到侍从室，负责起国际宣传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屡屡失利，一股悲观情绪开始在高层蔓延，一些学者政客，如胡适、熊式辉、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人，就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时局，认为取得抗战胜利，只是"唱高调"，只有通过外交与日本达成和议才能拯救中国。后来，胡适将这个非正式组织起名为"低调俱乐部"。

　　1938年底，陶希圣等人追随汪精卫出走河内，宣布与日本议和。第二年五月，陶希圣来到上海，此时他已明白，日本并没有打消灭亡中国的野心，和谈只是诱饵罢了。

　　汪精卫另立中央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大为震怒，当即给汪精卫、陈璧君等人下了通缉令，但不知是为了分化为汪伪阵营，还是觉得陶希圣毕竟是学者，蒋介石特意从名单中勾掉了陶希圣。这下，汪伪政权内部成员纷纷猜疑起陶希圣和蒋介石还有联系，被严密监视。

　　走错了路的陶希圣决心拔出腿来。可面对无孔不入的日本宪兵队，他犯了难。通过杜月笙的帮助，他与高宗武一起，坐船离开了上海，逃亡香港。得知消息后的汪精卫找到他的夫人万冰如，问，"你一个人去，能劝希圣回上海吗？"

　　万冰如说，他可以回来，但要答应她的条件。得到汪精卫同意后，旁边的陈璧君又问:"你怎样去法？"

　　万冰如答道:"带两个小孩去。三个大孩子，还在这里上学。"

　　听到这句话，陈璧君放了心，就让她带着两个孩子去了香港。妻子到港后，陶希圣一方面，稳住汪精卫，发电报表示马上返回上海。一方面，又在通过上海黑帮将自己的另外三个孩子转移出去。安顿好家眷后，高陶二人将汪伪政权的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公之于众，给汪精卫卖国逆流以沉重打击，这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

　　回到重庆的陶希圣，继续在侍从室任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中央日报》总主笔，起草了《中国之命运》，就此成为国民党内权威的理论家。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陶希圣跟着去了台湾。晚年的他，说他一生是教授，是记者，唯独不提政治，他也告诫子女不要从政。

　　1988年，陶希圣走完了自己漫长的人生。临死前，他这样评价自己：

　　"书生论政，论政犹是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