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婚姻自由，谈恋爱的男女之间，没什么条件，三观一致，谈得来，建立了感情，就登记结婚，当然也有人要房要车要学历，尽管世俗了一些，其他方面还是很开放的。但是，在一百多年前，那时的男婚女嫁，必须要遵循封建礼教的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稍有不慎就会被人评论为：丢人现眼。
今天小编说一说想当年民国大名人，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一段轶事。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蔡家相当富裕，蔡元培的祖父蔡嘉谟是当地著名的商人，他的长子也就是蔡元培的父亲蔡光普是钱庄的经理。蔡光普性格善良，待人温和，他有七个孩子，蔡元培排行第四。蔡元培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他6岁进入私塾，学习《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书籍。11岁的时候，蔡元培的父亲不幸去世，好在蔡氏家族很大，有很多人照顾他，其中六叔蔡铭恩负责指导他学习，蔡元培很快就熟读四书五经，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
1883年，15岁的蔡元培考取了清朝的秀才。第二年，蔡元培开馆收徒教书，同时准备继续进学。1889年，21岁的蔡元培赶赴杭州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这一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第二年，他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再中进士，顺利进入翰林院担任了庶吉士的官职。身居清闲显要的职位，有了一些名声，按说新任翰林应该对生活感到惬意，可身处腐败无能的朝廷，满腔爱国热情的蔡元培深感报国无门的苦恼。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腐败的清王朝战败，于1895年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蔡元培对此满腔愤懑，他逐渐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开始接触西方的民主思想。
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开始鼓动光绪帝变法维新，蔡元培对此也非常支持。可百日维新很快失败，清政府还杀害了蔡元培非常钦佩的维新志士谭嗣同。蔡元培看透了外强中干的清政府，他毅然辞官南下，回到绍兴老家，担任了绍兴中西学堂的校长，创办新式教育。然而该所学校中守旧派势力很大，他们对蔡元培的改革妄加干涉，蔡元培对此无法忍受，又愤然辞职。
1901年7月，蔡元培奔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教师。这时蔡元培的妻子王昭已经因病去世，很多人知道了蔡元培丧偶的情况后，都劝刚刚33岁的蔡元培续弦，以照顾他的起居生活。这个事情很快传了出去，大批的媒人跑到蔡元培的住所，都想为声名在外的蔡元培保媒。
那个年代缔结婚姻关系，男女双方都必须严格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礼记·曲礼》："男女无媒不交"；"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婚姻的前期程序要符合"六礼"，"六礼"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合礼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六礼"程序来完成，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环节缺一不可。
蔡元培刚过而立之年，学贯中西名满天下，真是一个未婚女子们的香饽饽！媒人们趋之若鹜，轮番登门，络绎不绝。蔡元培被媒人们弄的焦头烂额，苦于应付，于是，他当机立断，大胆地在门口贴出了一个娶妻标准，这个标准等于在校园放了一个炸雷，把人们惊的目瞪口呆！
这个标准一共包括五点：
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
第二是识字的；
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
第四是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
第五是意见不合可以离婚。
这五点在那个年代来说，用离奇怪诞、惊世骇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大家弄清楚了，当时可是慈禧太后当政的大清朝，三寸金莲是当时的时髦，三房四方纳妾的比比皆是，女子不识字很正常，丈夫死了女子要守节，娶进门的媳妇不能离婚。然而，蔡元培的这五条大胆要求，突破了世俗的底线。看了这五条娶妻标准，说媒的人几乎全部吓跑了。可上海毕竟不是一般的小城镇，最不缺乏有胆有识的女子，其中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就为这五点标准所吸引，本来嘛，黄小姐知书达理，相貌出众，一双天足，舒展大方，思想开放，观点新颖，她寻了个媒人，主动出击，两人在朋友撮合下很快结婚。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不再是传统的中国婚礼程序，而是中西合璧，这也体现了蔡元培思想的转变。
婚后不久，蔡元培去日本游历。目睹日本在新式教育以后，全国已经出现锐意进取的势头，蔡元培大感震惊，他认为中日最大的差距就是在教育上，更深感清政府于民政策的毒害之大。他回国后开始公开谈论革命，并和陶成章一起在上海建立了光复会，被推为会长，密谋发动武装起义。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蔡元培经人介绍又加入了同盟会。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蔡元培剪掉了辫子、脱下长袍，与年轻学生一起搞起了军事训练，甚至传授给学生们暗杀的知识，希望用起义和暗杀来摧毁腐败的政权。
1907年5月，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蔡元培前往德国留学，就读于著名的莱比锡大学，前后学习了四年之久。蔡元培的此次留德是完全自费的行为，再加上上海的妻儿也靠他养活，所以他留学期间打了多份零工，不但给人当家庭教师，还为商务印书馆编写教材，翻译德文著作，日子过得相当艰苦。可就是在这样紧张而忙碌的氛围中，他从一个只读四书五经的旧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通晓西方教育精髓的教育者。为日后担任北大校长，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