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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与少年
FLOWER AND YOUTH
《花儿与少年》小说版本
开成花灾的玫瑰不是灿烂，而是荒凉。
——《花儿与少年》
内容简介
2018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篇小说集《花儿与少年》
《花儿与少年》成书初版于2004年1月
《北京文学》2005年中篇小说排行榜榜首
十年前，三十多岁的前舞蹈演员徐晚江，为了摆脱眼前的生活困境，也为了寻求所谓的“幸福生活”，在无奈与憧憬的矛盾心境中，离开了她深爱的丈夫洪敏与儿子九华, 带着四岁的女儿仁仁踏上了“新移民”的人生旅程 。她嫁的丈夫瀚夫瑞是一个长她三十岁、功成名就、已经办了退休手续的美国富人。于是她得到了她所希望的房子、车子和票子等。同时也承受着文化错位和失却自由所带来的身心压力。六年前，儿子九华来了。两年前,前夫洪敏也来了。于是，这个看上去尚且稳定、秩序井然的家，正孕育着新的风浪。
文学评荐
《花儿与少年》是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又一座高峰。作品通过一个中国家庭的解体和一个美国家庭的建立,反映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冲突,揭示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抑制与排斥,以及弱势文化的抗争与自守。对新移民的“失语”状态和“文化边缘人”身份、对人性在异族语境下的迷失和挣扎,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文本结构的开放性,为读者的“重新书写”提供了可能。
《花儿与少年》个多么富有诱惑力的题目！你也许会觉得，一场浪漫纯情、缠绵悱恻的故事就要开始了。如果你怀着这样的“期待视野”打开小说的话，那么，随着阅读的进行，你的期待或许会受挫。《花儿与少年》中确实有“花儿”与“少年”，但严歌苓的主旨并不在于“言情”。小说通过一个中国家庭的解体和一个美国家庭的建立，反映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冲突，揭示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征服与抑制，以及弱势文化的抗争与自守。作者对人性在异族语境下的迷失和挣扎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新移民的“失语”状态和“文化边缘人”的身份深表忧虑和关切。虽然这些都是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一贯主旨，但毫无疑问，《花儿与少年》将这一主题意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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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年移民来说最使人心灵痛楚的莫过于文化迁移”方面，他们割断了与母语文化相连的脐带，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在新大陆上植根，适应异族文化的价值规范，并力求获得对方的认同。在严歌苓看来，这种“迁移”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荒诞的是，我们也无法彻底回归祖国的文化，首先因为我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间离。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迁移之后的又一次迁移，也是形归神莫属了。”严歌苓把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尴尬称作“错位归属”，亦即“无所归属”。它是新移民们无法化解的文化情结”。这种文化尴尬对于新移民无疑是一种心理负荷和精神压力，但对于文学创作，确是极好的素材。
这种文化错位的最直接表征是“失语症”。大部分成年移民初到异国，都曾经历过这种“失语”的焦虑。他们拼命地背单词，参加各种语言培训班，希望能最快地跨过这融入异族文化的第一道门槛。许多人成功了，但也有一些人永远被门槛阻隔。九华就属于后者。九华不会忘记他初到瀚夫瑞家（也是他的新家）的那个晚上那时他十四岁，在此之前他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英语训练。那天晚上的餐宴不可谓不丰盛可九华基本上没吃什么。语言的障碍使九华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与隔绝，而言必称请”“谢谢”、“对不起”等更让九华不适应，因为这些文明用语在中国人看来更多地表示一种礼貌和客套，用起来给人一种陌生感和距离感，尤其在家庭环境中，但在这里却必不可少。......最初的挫折使九华滋生了强烈的文化自卑感，以至于在学校里老师提问时他也是一言不发，因此，这个老实、规矩的孩子在十七岁时不得不辍学，干起了开车替人送盒饭的苦活，最终被瀚夫瑞的家庭排挤出局。
九华的不成器”使瀚夫瑞非常痛心失望不否认瀚夫瑞对九华具有一种继父的责任，甚至某种程度的关怀但更主要地体现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专制与排斥。瀚夫瑞有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他要用美国的价值标准、理想模式来教化和“塑造”九华，“瀚夫瑞讨厌任何原生土著的东西，像所有生长在殖民地的人样他对一切纯粹的乡土产物很轻蔑。任何纯正的乡语或民歌，任何正宗的风俗和民情，在他看来就是低劣，是野蛮。没有受过泊来文化同化的东西，对瀚夫瑞来说都上不得台面”。这是典型的东方主义”文化价值观！在瀚夫瑞的眼里只有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才是文明的、先进的代表历史潮流的；其他文化尤其是他们眼里的“东方”，只是未开化的、“低劣”而“野蛮”的“他者”。这种“他者”更多的是出于他们的想象，与真实的“东方”相去甚远，但他们需要这种想象”。因为只有把其他民族的文化想象成“低劣”与“野蛮”，才能凸显出西方中心主义的优势，才能顺理成章而理直气壮地向“东方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念，才能使他们的话语霸权具有合法性。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策略在这里昭然若揭。
如果说瀚夫瑞对九华的“塑造”以失败而告终，那么他对仁仁的“栽培”却硕果累累。仁仁来时刚刚四岁，母语尚未学全，更不要说母语文化的浸润了。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瀚夫瑞从小抓起：教她弹钢琴，背莎士比亚；从点滴抓起：比如，有一次瀚夫瑞开车送仁仁上学，仁仁下了车已经走远了，他突然把她喊了回来，问她“忘了什么”？仁仁虽然很窘迫，但还是走了回来吻了一下瀚夫瑞的脸说：“下午见。”诸如此类的细节作品中随处可见。瀚夫瑞的心血没有白费，“仁仁正按照瀚夫瑞的理想长成一位上流淑女。”到了十四岁，仁仁除了头发、皮肤还是龙的传人，语言、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已经全盘美国化了。她成了瀚夫瑞的宠物，成了他精心雕塑的一件杰作，瞧一瞧他在老校友面前要仁仁一遍又一遍地背莎士比亚时的得意模样吧。更要紧的是，仁仁也对他产生了认同感。仁仁的生父想见她，她要“考虑考虑，有没有必要见个她并不记得的父亲”。对生父的乡音俚语，她感到“真恶心”。她觉得：“人大概不能选择母亲，但能选择父亲，父亲是晚辈的榜样，是理想。最重要的，对父亲的认同，是人格认同。”仁仁对生父的疏离与对继父的认同，留给我们的思考应该是深远的。如果说文学是一种隐喻或象征的话，那么，透过瀚夫瑞与仁仁的关系，我们可否联想到中美关系中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以及某些国人的心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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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晚江的新生活里，不仅自由成了奢侈，她同时还要经受着人性中本我与自我、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激烈冲突的折磨和考验，她与路易（瀚夫瑞的儿子）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跨越最后的“雷池”，但那隐秘的心理活动和肌肤相亲的情调，却已明显地超出了继母与养子的关系她主动与路易接近，与其说是要把路易的注意力从女儿身上吸引过来，以便保护女儿不如说是自己本能欲望的流露；而路易早在五年前就对她眉目传情，那目光是朦胧含混的，超越辈分关系的。路易为继母照相的那个场面，充满了类似于情人之间的温馨与欢快。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路易为晚江捶背时，两个人都沉浸在欲望之河，明明肌肤相亲了，却偏要在内心里为自己开脱：“一万种不可能使她和他十分安全。发生的只是肌肤和肌肤的事；肌肤偷着求欢他们怎么办呢？肌肤是不够高贵，缺乏廉耻的，它们偷了空就要揩油。肌肤楷了瀚夫瑞的油，是怪不得他们的。”明明是自己在偷欢却认为是肌肤在偷欢；明明是自己不够高贵，却认为肌肤缺乏廉耻。这种可笑的、自欺欺人式的自我安慰与开脱是“天理”与“人欲”激烈交锋的心理表征。一方面是活脱脱的感性生命，一方面是母子人伦。在灵与肉的撞击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人性的叹息与呻吟。“一万种不可能”已经成为“可能”，并且随时可能演进成更大的“可能。
——节选自余学玉《文化错位与人性迷失》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2
余学玉，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皖西学院教授
短篇小说《约会》、《红罗裙》和长篇小说《花儿与少年》则是三个相通的故事，都是讲述年轻的中国母亲带着儿子嫁给年长的美国华裔老头的故事。在这些小说中，作家关注的并不是异国婚恋本身，而是以隐秘的心理和复杂的人性作为探寻的主旨，揭示母子关系在异国婚姻的情感迷失中承载的复杂情爱。五娟（《约会》）、海云（《红罗裙》）和徐晚江（《花儿与少年》）为了现实的种种考虑嫁给了美国华裔老头，她们的跨国婚姻往往只是改变生活状况的工具，这种满足彼此现实需求的交易式的婚姻无法拥有两情相悦的爱情。
五娟是为了儿子才嫁到美国，丈夫没有给予她尊重和自由；海云也只是把丈夫看作自己和儿子的经济来源和生存依靠，丈夫则把海云看成从中国大陆贩来的“货”，信任和关怀无从谈起；徐晚江则在维护现实的无爱婚姻时，暗中关爱着儿子和前夫，幻想着有朝一日重新回归曾经的家庭生活。她们在交易式的婚姻和无爱家庭中都有一颗孤寂的心灵，身处异国他乡更是加深了这种孤独无助，只有儿子成为她们唯一的情感支撑。母子间的真诚关心给她们的人生带来一丝亮色，这使她们将青春尚存的生命活力和雌性之爱全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于是年少英俊的儿子与成熟温柔的母亲既是血缘关系的母子，也是一对彼此吸引的异性，母亲与儿子成为最为亲密的朋友、亲人甚至恋人。这种暖昧难明的母子、男女关系，既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恋母情结和畸恋心理，又呈现出人性在异族语境下复杂而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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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陌生的异国和无爱的婚姻中，母子血缘的联系显得格外牢固和异常珍贵。儿子成为母亲情感的寄托，母亲则可以与儿子亲密无间地交谈、相处甚至撒娇，这种超越了一般母子的依恋关系将亲情、感情、性爱融为了一体。
——李燕《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与影视作品研究》
第二章跨界书写：严歌苓小说题材的跨文化阐释
第二节移民题材：三 新移民女性在婚恋中的情感迷失
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新移民们面临的生活困境主要有二：一是物质生活压力；二是精神生活压抑。《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吴川是个黄女孩》和《无出路咖啡馆》中的主人公们都是同时面对着这两个层面上的生存难题。其实，她们也并非只能处于两难的境地，身为女性，只要能够仅执着于一面，愿意放弃另一面，生活中的结往往不难打开。相较而言，更轻松的选择似乎是委屈精神、将就物质。然而，在《花儿与少年》和《密语者》中，严歌苓通过聚焦那些已经走出抉择困境的新移民们，揭示出她们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残酷差距，同时以沉重的方式向她们做出的选择提出质疑。
文化主题在《花儿与少年》中比较明显。余学玉（2005）认为“小说通过一个中国家庭的解体和一个美国家庭的建立，反映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冲突，揭示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征服与抑制，以及弱势文化的抗争与自守。”计红芳（2013）在撰文对《花儿与少年》《红罗裙》《约会》三篇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主要是继父、继子—进行总结、分析后指出：这三篇小说中的继父、继子“代表着各自的文化立场。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就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较量”。作为新移民们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之一，文化冲突其实算得上老生常谈。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在这部小说中，隐含作者主要的伦理意向并非仅仅呈现这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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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虽然仍以表现移民处境为核心情节，但是可以看到，隐含作者的伦理立场已经不再是一味的同情与理解。文本中代表强势文化的瀚夫瑞被塑造为一个执着于自己的文化理念、对家庭成员尽职尽责并乐于理解人伦天性的人物。“表面上看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处处压制着弱势文化的东方话语，继子们无法逃脱被孤立、隔绝、排挤的命运，但实际上可以看到西方文化代表的继父虽然强势却显得极其可笑又可怜。”（计红芳，2013）与其说瀚夫瑞是“可笑又可怜”的，倒不如说他是“可悲”的：他因为留恋青春的感觉而迎娶了一位别有用心的少妻，并沦为这妻子与前夫和继子“共谋”的对象。
与此同时，自视为弱者的晚江则在叙述者“无情”的聚焦下展现出虚伪、矛盾的本质：她不能也不愿承认自己对物质的依赖早已超越对精神和情感的需求—她对路易和瀚夫瑞做出的生理上的反应实际上也从侧面表现出这一点。她似乎困惑于自己的表现，叙述者对她的聚焦与透视却能替她解惑。晚江的故事不再是单纯的强势文化压迫制造出的悲剧，物质上的贪欲来自人类天性的缺陷。移民们对此不愿承认、不想面对，便只能导致自己长期的情感矛盾与精神压抑。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晚江的“寄居的存在方式与一种历史因袭的被殖民心态密切相关……这种被殖民心态的形成与其说是他者压制不如说更多的是来自海外华人自身的参与建构，他们自身参与并助长了这种被殖民心态的继承”（吴楠，2012）。
——节选自董娜《严歌苓小说的叙事伦理》
P74~82，第二章 从文化对抗到人性反思：
变焦中的文化伦理，对人性缺陷的挖掘与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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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