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蔡登山
梁启超的名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说是如雷贯耳！诗人、外交家黄遵宪称许他：“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除此而外，梁启超还有一项是其他人羡慕不来的——他共有九个子女，九人皆成材，且还“一门三院士”，分别是：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在儿女的教育上，梁启超既是慈父、导师，又是亲密的朋友。爱而不溺，严而不苛，充分尊重孩子的个性兴趣，如此才能让儿女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充分发展，而成为专家。
梁启超对子女的恋爱婚姻至为关心，他深知“包办婚姻”之害，于是当子女谈婚论嫁时，坚决不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一套。他探索出了“父母选择，子女做主”的方式。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中梁启超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而有“梁上君子，林下美人”之誉的梁思成与林徽音的婚恋，也是梁启超“精心策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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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和林徽音的父亲林长民（宗孟）其实早就熟识了。1913年5月林长民任进步党政务部部长，他与梁启超、汤化龙等均为进步党的领导人物。1917年7月林长民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梁启超则为段内阁的财政总长，只是他们都同时只干了三个月就辞职了。林长民还刻了一颗“三月司寇”之印，为人书件，每喜用之。他们两人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有着同样的抱负理想。而恰好梁启超有一子，林长民有一女，遂有结为儿女亲家之约。
1919年，在两位老爹的撮合下，梁思成与林徽音在北京见了面，此时梁思成才18岁，而林徽音更小，只有15岁。林长民深爱他的掌上明珠，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正如徐志摩在《伤双栝老人》中所说：“这父女不是寻常的父女”。他们是父女，更是知己。林长民就曾不无骄傲地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1920年林长民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成员的身份被派赴欧洲访问考察。他带着16岁的女儿徽音同行，并对她说：“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在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他们游历了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比利时的一些城市。这是父亲教女儿放眼看世界的方式。在英国期间，当林长民发觉徐志摩正热烈地追求徽音，身为父亲的他断然带着女儿不告而别提前回国，因为他和梁启超先前有成言在先，徽音未来是梁家的媳妇。而不久徐志摩才发觉林徽音已返国，也赶紧追回北京，继续对林徽音用情。于是后来梁启超忍不住出手了，他在1923年1月2日给徐志摩写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放弃对林徽音的追求。梁启超的“善意”劝诫，徐志摩不但不予理会，更是据情力争。他回复老师梁启超的信有“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之语，于是仅过五日，梁启超终于拿出最后的撒手锏。他在给思顺的信中说：“思成与徽音已互定终身。”其动作简直迅雷不及掩耳。
除了外患，梁启超还要面对内忧，因为妻子李蕙仙对林徽音的观感不佳，认为她很不“大家闺秀”，认为梁思成娶她是不会幸福的。即使到了1924年7月，两人都已双双赴美留学了，梁思成还是经常收到姐姐思顺的来信，反复传达的是母亲对林徽音的反感，坚决反对他们结婚。李蕙仙的一票否决，令所有人苦恼万分，直到同年9月李蕙仙因病去世，危机才告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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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不常。1925年12月24日，林长民在东北因郭松龄叛变而死于流弹，消息传来，京城震惊，很多人都为这个不世之才的惨死极为惋惜。梁启超、章士钊都写有挽联，福建耆宿、曾任溥仪老师的陈宝琛更挽以联有：“丧身乱世非关命，感旧儒门惜此才”之叹。而当时远在美国求学的林徽音并不知道父亲的噩耗，最后还是从梁启超的急电中得到了讯息。听闻父亲的惨死，她几乎哭晕过去，大家都担心她经受不住如此的打击而自寻短见。因此梁启超在12月27日给思成写了一封长信，让他多关照徽音：“第一，你自己要十分镇定，不可因刺激太剧致伤自己的身体……令万里外的老父为你寝食不宁，这是第一层。徽音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才能安慰他（她），这是第二层。”
父亲的离世，令林徽音顿失经济来源，她不得不想到打工挣钱。梁启超得知后立刻阻止她，并筹集了2000美元用来给她留学之用。梁启超并在给思成的同信中写道：“你可以将我的话告诉她：我和林叔的关系，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以你们两个的关系。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一样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度过她目前的苦境。”“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国留学便了，你们不必因此着急。”从此林徽音的学费生活费，及其生母之赡养费，均全赖梁家来照料。此种恩情，已逼使林徽音的爱情必须修成正果的境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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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林徽音在宾州大学美术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又转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半年。同年2月，梁思成也完成了宾州大学课程，获建筑学士学位。为了研究东方建筑，他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半年之后，他将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1928年2月，他们各自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在学成归国之前，梁启超便开始操劳他们的婚事了。梁林两人为了纪念李诫这位中国古代著名建筑学家，于是选在1928年3月21日结婚，因为当天是宋代为工部侍郎李诫立碑刻的纪念日，梁启超主张用外国最庄严的仪式举行，由在加拿大任总领事的女婿周希哲和女儿思顺帮助筹划，婚礼在温哥华举行。
而在结婚之前，由于双方的长辈和亲人都在国内，于是订婚、行文定礼等一切都按老规矩操办。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我们得知，1927年11月25日和12月4日，梁启超尽管在天津卧病中，仍两次致函北京的卓君庸，请他与远在福建的林氏族人商谈林徽音与梁思成的文定事细节。
卓君庸，名定谋（1884—1965），号自青榭主人，福建闽侯人，早年东渡日本，毕业于日本大学商科大学部。归国后任教于北平大学法学院、女子文理学院经济系、私立中法大学文学院、辅仁大学社会经济学系，他是写“天天天蓝”的诗人、画家卓以玉的祖父。卓君庸娶了林徽音之三姑林嫄民，林徽音与姑丈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梁启超给卓君庸的信中说：“小儿与徽音行聘礼事，承公已函闽中邻家接洽，至感。……交聘以一玉器为主，外更用一小金如意配之（两家所用可同一样），公谓何如？大媒此间拟请宰平（按：梁启超的好友、哲学家林宰平），林家请何人，公当代定。双方庚帖，今求宰平缮书何如？”
据《年谱长编初稿》，梁启超在1927年12月12日有给女儿思顺一信中说：“这几天家里忙着为思成行文定礼，已定于十八日在京寓举行，因婚礼十有八九是在美举行，所以此次行文定礼特别庄严慎重些。晨起谒祖告聘，男女两家皆用全帖遍拜长亲，午间大宴，晚间家族欢宴。我本拟是日入京，但（一）因京中近日风潮正来，（二）因养病正见效，入京数日，起居饮食不能如法，恐或再发旧病，故二叔及王姨皆极力主张我勿往，一切由二叔代为执行，也是一样的。”信中说文定之礼由思顺的二叔来主持，二叔也就是梁启超的大弟梁启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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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勋（1876－1965），字仲策，他比梁启超小三岁，因年龄相近，两人关系甚为亲密，梁启勋后来成为著名的词学家、翻译家。
其实在这之前，在天津的梁启超一直和在北京的梁启勋保持通信，只是这些信件后来在丁文江编《年谱长编初稿》（按：1936年编成）时，梁启勋并未拿出来，因此世人并不知筹办文定礼的细节及梁启超的一番苦心。直到2012年匡时国际拍卖公司的拍品“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公开（南长街54号是梁启勋在北京的居所，也是当时梁思成、林徽音文定礼举办的地方），赫然有梁启超写给梁启勋的二百二十六封书札，其中就有1927年12月2日、3日、7日、17日、19日、28日的信函，都是谈及有关此次文定礼的事情。尤以12月7日的信最为详尽，首先梁启超要梁启勋去拜访卓君庸当面相谈相关事宜。再者说：“庚帖已面请君庸书写（宰平主张者，因君庸堂上具庆夫妇齐眉，儿女成行），可下一‘全红夹单帖’正式奉请。”再者又说：“大媒已请定林宰平。”而对于给林家的拜帖，梁启超更是十分讲究，免得失礼，他说：“其拜主婚帖（即拜宗孟之弟及其弟妇者）例用双福（五开全红），写‘忝姻愚弟梁○○偕簉室王氏顿首裣衽拜’，封套写林亲家二老爷、二太太’。另一帖（都是五开全红）用王姨名拜徽音生母帖写‘归安定簉室王氏裣衽拜’，封套写‘林亲家姨太太’（其二姨太太似宜别下一帖）。”在这里，簉室王氏是指梁启超的侧室王桂荃（也就是给思顺信中说的王姨），而姨太太是指林徽音的生母何雪媛，因为林长民的元配叶氏是指腹为婚的，后来过世后林长民再娶何雪媛，二姨太太是指林长民的小妾程桂林，林徽音的弟妹均为程氏所生。
至于“聘物林家用一玉印，据君庸言该印本是一对，故当仲恕未购定玉佩以前，曾与君庸言两家各购其一，印文互刻新郎新妇名。今我家既已购定，本来最好是林家并购双印送我，但不便作此要求，仍由我家购其一便是。但我家所购者印文拟不刻徽音名，但刻‘长宜子孙’（告君庸言预备彼夫妇可通用，故刻一吉祥语）四字阴文，请托君庸代购代刻。该印据君庸说双印共索金三百余元，今我购其一，须一百五十元内外。另刻资恐须二三十元，又托君庸代购庚帖（虽所费极微），可先拨百八十元交君庸为代购印刻印及各杂费之用。前曾告君庸欲双方各用一‘寸许之小金如意’，但恐定制费时赶不上，免去可耳（若有现成者则不妨购，一并托君庸便是）。”
至于“行礼之日，家中大门易挂一红绿绸彩（简单两段绸子便是），向祖宗神位前行告聘礼，将聘物陈在祭桌上，祭毕乃交大宾将去。另有告辞一篇别纸抄上，可用红帖写好，届时弟代我行礼。启雄或思永读告辞。行礼最好是在上午，礼毕即在家里请大宾宴（午餐），可询君庸林家所请大宾为谁，一并先下请帖。请帖用我兄弟三人名义（用红柬），不必书明为何事，但用‘洁尊候教’字样便得。”梁启超认为婚姻之事不能草率，况且林长民去世不久，把文定礼办得郑重一些，也算是给林家的一个安慰。因此，他在信中对林家人的安排格外用心，比如在安排座席时，他特别嘱咐梁启勋“座位是林家大媒首席，我家大媒次之，汝代表主人须亲自送酒定席”，并要梁启勋将他“不便到京之理由，请向两大宾及君庸前道歉”。
而在文定礼的前一天，梁启超再度从天津写信给梁启勋说：“此书到时或已礼成矣。为我谢诸宾，当弗以慢见罪也。自青榭诗明日当试为之。”而12月19日又有信说：“昨日事想都办，众宾欢耶。廷灿日内若来津，则聘物可交彼带来，双方庚谱一并带出亦可。……自青榭诗尚未成（我作诗本甚艰），……但旬日内终当践约耳，希告君庸。”
梁启超在天津抱病，却大小事指挥若定，包括为答谢卓君庸（自青榭），他答应写诗为赠，但还没写成，深以为歉，但保证在旬日内会完成！到了12月28日梁启超再写信告知梁启勋说：“庚帖照片收，当即寄美，如此清晰甚难得也。”
至此文定礼总算大功告成了，由这些书信，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为文定礼的设想之周到，几乎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从聘礼的红绿庚帖，到大媒人选的择定，都是事必躬亲，甚至买一件交聘的玉器，从选料到玉牌孔眼的大小方圆，都考虑得面面俱到。虽然染病在身，但仍心系爱子的婚事，依足文定礼数，差遣梁启勋督办，他拳拳的父爱其意殷殷，其情绵绵，即便今日看来，也是极为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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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繁琐的事情虽让梁启超劳累不堪，但他心里却有难以掩饰的高兴。他在12月18日同时又给思成一封信中说：“这几天为你们的聘礼，我精神上非常愉快，你想，从抱在怀里‘小不点点’（是经过千灾百难的），一个孩子盼到成人，品性学问都还算有出息，眼看着就要缔结美满的婚姻，而且不久就要返国，回到怀里，如何不高兴呢？今天的北京家里典礼极庄严热闹，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妹们极快乐的玩了半天。想起你妈妈不能小待数年，看见今日，不免有些伤感，但她脱离尘恼，在彼岸上一定是含笑的。除在北京由二叔正式告庙外，今晨已命达达等在神位前默祷达此诚意。”
梁思成和林徽音在温哥华结婚后，就依照梁启超力荐给他们的回国路线兼度蜜月旅行，路线是：“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附带着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
1928年4月26日他们还收到梁启超的来信：“……一家的冢嗣，成此大礼，老人欣悦情怀可想而知。尤其令我喜欢者，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是的，从十年前梁启超与林徽音的初次见面，他就一心想要林徽音成为他的媳妇。在这十年里，梁启超运筹帷幄，玉汝于成，成就此一段姻缘。“十年辛苦不寻常”，哪能不高兴的？难怪他会得意洋洋地说：“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按：第一回是梁思顺与周希哲）。而更令世人高兴的是，梁启超的苦心栽培，为我们缔造出中国建筑史上一双杰出的建筑家——梁思成与林徽音！
“徽音”与“徽因”
林长民为爱女取名“徽音”，取自《诗经》中的诗句“大姒嗣徽音”。
1935年，“因避免与上海一位男性多产无聊写家林微音名字相混”，林徽音自己将名字改为了“林徽因”。
本文讲述的内容发生在1920年代，故用“林徽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