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建议不是为了抑制平台的发展，只希望企业健健康康，也像青年人一样天天向上。

　　记者 | 王仲昀

　　“我们对外卖，真是既爱又恨。下单的时候非常方便，但一边吃一边还要揣摩，吃下去是不是安全。”两年前，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李国华提到外卖平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两年后，外卖平台解决了很多问题，其体量发展迅猛，国家的新经济政策，又给平台经济发展插上了翅膀。然而发展中一些新问题，让我们又多了一份担忧。李国华说，现在“爱恨交加”，总体来说，特别是通过疫情，爱的成分就更多。

　　对于外卖平台在内的平台经济，李国华始终保持着关注。2021年3月4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在京开幕。此次会议，在今年全国两会前一个月，李国华还在上海两会上递交了一份关于加强平台企业监管的提案。李国华委员从当前平台经济涉及的相关主体出发，提交了《关于加大保护平台经济领域相关主体的建议》。

　　事实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以来，李国华围绕着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进行调研。在上述相关提案中，既有明确的态度与建议，亦有详实的数据支撑，“在这些专业领域，我和我们团队始终在用对待科研的态度来做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李国华。摄影 | 沈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国华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他谈到了近几年持续聚焦平台经济的缘由与动力。同时，李国华也再次提出：“如今的平台经济，从体量上看，已经足够壮大，甚至是庞大。但是，我们更要追求它们内在的健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能够持续发展，迸发活力，为社会造福百年或更多。”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平台经济正处于发展的“春天”。

　　聚焦民生找短板

　　首先想请问您是从何时开始，出于怎样的缘由，关注到“平台经济”这一议题？

　　《新民周刊》：

　　李国华：最早能关注到这话题，主要还是和我本人的履职有关。一方面，我在新区分管的主要是教育与医疗领域。其中，食品安全是重要内容。前几年，我们就注意到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点外卖，通过疫情，外卖也已经成为百姓生活中离不开方式。另一方面，作为政协委员，现在参政议政、提出精品提案，这个精就是精准，围绕百姓关心的，聚焦市民关注的，准就是要找短板、问题，能落到实处、点上。

　　2018年，有媒体曾报道美团外送的骑手在给客人送餐时恶意吃外送的餐点，还回吐咀嚼物至餐盒的事件。了解到相关情况，那年上海两会，我和其他委员提交了一份《加强外送平台监管的建议》。从那时开始，我们收到的外卖包装上有了安全搭扣，贴上了封条，这是外卖食品卫生的改进。

　　从当时的外卖配送，到现在平台经济，这是从点上发现问题，再扩展到面的过程。从最早关于外卖商品安全搭扣的建议，到如今提出加强对平台经济领域相关主体的保护，这几年间您和团队持续对这一行业保持关注，背后又有怎样的动力？

　　《新民周刊》：

　　李国华：平台经济本质上属于互联网经济。它与传统经济有很大区别，是一种特殊的数字经济形式。它们当中很多和最新的科技密不可分，从业人员接受新事物快，思想束缚少，这是优势，是发展迅速的理由。但是，正是由于发展得过快，就更需要有一种道德伦理去支撑企业发展，就是那种向善的理念，不能以宝贵的生命或是“一家之大”的垄断地位来换取短时利益，企业必须要有对社会责任的承诺。

　　强调这种“向善的理念”，是因为未来社会会愈发数字化，而这些平台企业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想要为老百姓持续提供服务，眼光就得长远，而不是只聚焦眼下的盈利。历史上的“百年名企”，都有这种向善的理念在支撑。

　　目前看来，在平台经济已经存在的一些问题上，让企业主动承担更多责任可能比较难，这才凸显出创新监管的难能可贵。所以我这些年一直通过提案来呼吁，不仅要加强监管，更要“创新监管”。

　　“创新监管”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作为新经济形式，创新要在监管之下，管得住才能放得开。另外，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经济的治理规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新课题。近些年，出于呵护新产业、新业态的考虑，我国对平台企业监管一直十分审慎。这要求我们的监管部门，接下来要更加灵活创新。

　　法律监管、企业文化、

　　党建推进，亟需创新

　　鉴于现在平台经济的规模愈发庞大，有观点认为其属于“造福和方便公众的新经济”，也有人指出它“形成垄断侵犯相关主体权益”。在这两极之间，您觉得应当如何用好平台经济，从而真正地为老百姓带去更多便利？

　　《新民周刊》：

　　李国华：我是医学出身。平台经济，我把它比喻成一款“药”。用得好，就是“补药”。日常生活中，它创造了大量劳动岗位，帮助解决就业，这些已经说得比较多，暂且不谈。在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很多人都离不开平台经济。它帮助解决了很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之余，也为疫情防控贡献很多。抵御疫情，它也算一种特殊的药。

　　但是，是药就会有毒性，同样是疫情期间，餐饮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商家，面对线下亏损，不得不上线外卖平台，以此提高人气、增加现金流。然而平台的高额抽成，使得他们也苦不堪言，不上平台揽不到客，上平台赚不到钱。

　　因此，需要靠社会各界把握它的药性，用创新的模式驯服、减弱它的毒性。用好平台经济，也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享受优点和便利，暂时也要包容他的不足。在此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在不断探索他的发展规律。我们不仅需要《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这类规范性指导文件的出台，更需要尽快探索符合数字经济特点的创新平台企业监管机制。您今年最新提案中也提到，治理平台经济领域问题任重道远。现在看来，治理的“任重道远”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最新的货拉拉事件，又把类似的网约货运平台问题呈现出来。您觉得和外卖平台相比，其中有哪些相似和不同？

　　《新民周刊》：

　　李国华：我觉得平台经济作为新经济的一种形式，总有新问题出现。今年两会召开前，货拉拉事件引发社会关注，我看到后也感到很痛心。一方面，涉案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抢着接下一单，然后女孩害怕后做出一系列举动，司机居然无动于衷，甚至还去‘软暴力’。这暴露出平台对于司机的安全和法律教育非常不够，也暴露出企业对于底线的思考和要求是缺失的。

　　另一方面，像货拉拉这样，一个新的企业从诞生到发展起来非常快，它可能还没搞明白自己到底需要怎样的安全意识。这还是以前我们常常说到的平台经济“野蛮生长”，还是旧矛盾，只不过现在又有了新的表现，以宝贵的生命作为代价。司机也是劳动者，也需要生存，关键还是平台能否给这些司机提供必需的社会保障。

　　交警队通过直播对骑手宣讲文明骑行知识

　　既然谈到平台经济的新问题，还有一个也值得反思，那就是今天很多互联网企业都存在的“996加班文化”。很多企业和员工现在都默认“996”是企业文化，但它如果真的按之前新闻所言，让员工每个月工作300小时甚至更多，这显然违背了劳动法。企业文化必不可能凌驾在法律之上。但为什么现在外界没能一致认为它有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换句话说，必须真正地改善大环境，使得企业和员工都要有这种法律观念。

　　不管企业雇佣劳动力的周期是多久，双方都必须要遵纪守法。现在互联网企业里，年轻人居多，他们的青春岁月非常宝贵，理应体验更丰富的人生，理应承担更多对社会与家庭的承诺。其实这就像春夏秋冬四季，不能为了短暂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其他人生的美好，就如同春天过完直接到了秋天，看起来赚了钱，但也许失去了更多。

　　我始终认为，平台经济相关的企业，他们在中国是非常幸运的，得益于我们的制度优势，所以发展得很快。我的建议不是为了抑制平台的发展，只希望企业健健康康，也像青年人一样天天向上。您刚刚提到了与传统企业相比，平台企业在“企业文化”等方面的一些不同之处。除此以外，我注意到您最新提案中涉及到平台企业的党建话题。在您看来，如何从党建这一块，加强对平台企业的建设？

　　《新民周刊》：

　　李国华：平台经济是一个全新的组织形式，对党建也提出了新要求。以美团为例，2020年员工数量约5万人，但是从美团获得收益的骑手规模超过295.2万人。如此的庞大的群体，党建工作如何开展，对我们党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

　　它是全新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去中心化”，调研有企业反映，在平台上建立党组织，如“沙中堡垒”，缺乏稳定性；二是“去雇主化”，即平台上有很多外包骑手，双方没有形成正式的劳动雇佣关系，这部分群体难以进入平台党组织。下一步的重点就是把这部分个体从业者也能完全纳入党建体系中，真正做到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