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无论是由政府机构还是高等院校发起，几乎所有的智慧城市倡议最初都是作为试点项目推出，然后再推广至其他城市和地区。

　　其次，许多智慧城市技术在特定关键领域的推广是垂直的，如交通。在其他公共领域则是交互式的，如金融和旅游业，以及公共安全等。

　　最后，私人企业、合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在新技术研发和商业化应用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两国政治架构并不相同，中美在推广智慧城市技术中面临的挑战却是相似的。

　　中国的私人企业和政府机构都明确表示，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智慧城市和政府科技市场的年均增速却接近美国的7倍。

　　政府机构通常会选择通过第三方应用来服务居民，而非建立独立的基础设施，并让用户使用。例如，中国许多城市在微信中开发小程序来服务居民。在美国，我们也发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第三方平台。然而(美国各级)政府使用此类应用的速度比较慢。在中国，第三方平台并不仅仅是实验田，而已经成为与终端用户的最主要互动点。

　　尽管中美两国可能政治立场不同，但中国之行让我心怀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创造一个系统，为政府机构和我们服务的民众发掘更多可能性。(作者达斯汀·海斯勒，王晓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