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本报记者 周洋  牛小曼

　　撰稿  赵静

　　正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经山历海》，讲述了基层党员干部们的平凡故事，展现了新时代新农村的变化，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带有烟火气的乡村振兴的画卷。近日，《经山历海》导演杨亚洲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杨亚洲多次提及“真实”二字，称这部戏里讲述的都是平凡的人，你能感受到他们的酸甜苦辣，跟着他们一起哭一起笑，“这些有温度的故事你都摸的着”。此外，杨亚洲表示，拍这部戏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山历海”。

　　触摸有温度的故事

　　环球时报：《经山历海》主要刻画了吴小蒿和贺丰收这两个基层干部的变化与成长。这两个角色代表了基层干部的哪些特征？在影视化呈现上，突出了人物的哪些“变化”与“成长”？

　　杨亚洲：我们既然要拍这些变化，首先就要拍这些人，我们不只是拍了吴小蒿和贺丰收这两个人物，我们是拍以他们为代表的一群基层党员干部的群像。我们拍了100天，其中有80天白天拍完戏，晚上还会把这些原型叫过来，他们会给我提供新的创作灵感，通过他们的讲述，“脱贫攻坚”“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这些政策在他们嘴里从口号变得可以触摸。我们的戏里没有一个坏人，都是平凡的人，通过他们对待家庭、对待事业、对待工作、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你能感受到他们的酸甜苦辣，你能看到他们的努力，你跟着他们一起哭一起笑，这些有温度的故事你都摸得着。

　　原著小说写的时间比较早，十几年前的农村和现在的农村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新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镇上及其管辖的村子已经相当富有了；村民都不再是渔民了，现在他们成立了渔业有限公司，把大部分的工作都承包出去了；村民们也开始研究如何运用科技捕捞，开展科学养殖，他们在向精神脱贫的方向迈进。我们的改编，要写“今天”，写当下的基层工作，写我们眼前的这群人。

　　在山东日照的半年，从创作阶段的构思、提炼、打磨，到拍摄阶段的还原、再现，整个主创团队再次感受山海，到一句台词，是不是符合人物的真实性，是不是能展现出党员和群众每个人的变化，通过这些变化能不能体现出咱们中国乡村的改变。没有大道理，只有朴素的情感。一天一天，这些剧中的人物和我们一同完成成长蜕变。如果说我们的主创人员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还是在宾馆里头开着空调自说自话，那真的是没有资格拍我们国家这些年发生的这些变化。

　　生活中的大多数最触动我

　　环球时报：您曾说过，“这部戏让我成长了许多”。对您个人而言，“成长”在哪些方面？

　　杨亚洲：我在中央戏剧学院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一定要观察生活，我们都是去北京人最多的地方，在王府井、北京站、天安门广场上睁大眼睛去看生活中的人和物。观察回来之后要做5-6个角色小品，这些小品就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察的习惯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求学期间最大的收获，让我学到了塑造人物的本领。 自从我拍了《经山历海》，我想研究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我一直在琢磨这群人，前段时间中央明确未来中国乡村发展方向以及要做哪些具体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在关注。在没拍这部剧之前可能不太会注意，但是现在我与当地的村民、干部、乡镇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连接。

　　我拍了这么多年戏，拍了十几部电影，拿过金鸡奖、华表奖最佳导演，四部电影在国际A级电影节竞赛单元全部获奖；我也拍过无数部电视剧，拿了飞天奖、金鹰奖最佳导演。但其实当导演非常苦，白天黑夜的熬，片子大火了，功劳是编剧的、是演员的、是大家的。片子不好了，就是导演一个人的错。但为什么我还能坚持这么些年，其实坐在监视器前看每一个镜头，这种创造的快乐让我非常享受。只要是我的创作方法和态度对了，我什么题材都敢拍，现实题材永远是我的首选，那些生活中的普通人，那些生活中的大多数，是最触动我的。

　　环球时报：对于党员特别是基层党员的影视化呈现，过去很多观众会有人物刻板化、不够接地气的印象。您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避免这种现象？

　　杨亚洲：《经山历海》中的事是真的事，人是活生生的人，留给我们自己的难题是，得让观众能看到真实，看到感人。我在都市情感方面是有积累的，但是对于那些基层党员干部的生活、工作、及人物关系我完全是陌生的。他们会遇到什么事，他们遇到事要怎么解决，他们每年防火、防台风、防水灾要做什么，他们如何处理跟其他干部之间的关系，他们跟父母、伴侣、子女是如何相处……必须要了解清楚这些之后作用在我们人物和人物关系上，才可以让人物更生动、更真实、更富有人物性格。

　　每一位基层干部的成长经历和工作经验是不同的，这就决定着他们的工作方法肯定不一样。有的基层干部会挨家挨户跟村民做工作，有的基层干部会通过村支书、妇女主任等村里领导班子去跟村民沟通，只要行之有效，这些工作方法都是好方法。这也是新农村新变化的一个真实写照，如果不去亲身了解，我们可能就会陷入那些假大空、口号性的、概念性的、脸谱化的人物和情节塑造，从而塑造出高大全、伟光正的人物，很难引起观众的共情。 谢天谢地我们这部戏的整个创作过程得到了山东省日照市领导的全面支持，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我们有需要，这些基层干部们就随时给我们讲述他们工作、生活中的故事，每个人都会讲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工作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当下乡镇基层工作的生态。是他们的故事，让这部从小说到影视的改编作品，在我心里有了底色。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山历海”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农村故事、党员故事，如何与新一代年轻观众在情感上“形成共振”？

　　杨亚洲：我们虽然拍了很多新变化和具体的事，但这些变化和事是通过人的情感去表达的。我们剧里也有年轻人，他也要谈情说爱啊，他也要承上启下呀，怎么面对自己的孩子，面对自己的父母，面对自己的职业……我觉得重要的是拍人，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年轻人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只要能够展现真实的人物关系、人物情感，很真诚地去面对这些人，你能被这些人的故事所打动，你就一定能够吸引年轻的观众去看。

　　环球时报：对于现实题材的创作，您说过——“你看见了，你摸到了，你心里有了，你就能拍好它。”如何做到“看见”“摸到”“心里有”？影视创作者们为此该做哪些努力和尝试？

　　杨亚洲：现实题材应该成为我们影视创作上的一个主体，但现实题材特别不好拍，也确确实实面临着很多现实问题。中国14亿人口大多数都是普通人，拍英雄人物、拍帝王将相大概率会赚钱，但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我当导演30多年了，关注的人物从来没有离开社会当中默默无闻、不给国家添麻烦的小人物。我对这些人物偏爱的原因是我看得见、摸得着，我能真正意义上走进这些人物心里，这让我更踏实。改革开放这40多年里头，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群体，就叫农民工，他们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他们的血汗换来了高楼大厦和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拍了部电影《泥鳅也是鱼》讲的是农民工，我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八兄弟》，讲的也是农民工，我觉得这两部作品能够留得住。

　　现实题材在创作上还有个难点，就是所有的观众都是评委和专家，因为这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他们可以挑出各自喜欢和不喜欢的内容，所有人都能提意见，如果上面管的多就更影响创作。如果说《经山历海》这部作品在这种限制下还能够引起一些反响的话，我觉得是宣传部门和平台的领导给了我们现实题材创作的余地和空间。拍这部戏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山历海”。市面上为什么有的现实题材作品不好看，为什么没有引起什么共鸣，就是因为不真实。

　　环球时报：父子二人联合执导多部作品，在创作上有分歧吗？

　　杨亚洲：我特别享受跟杨博在一起创作的时刻。他跟同龄的孩子有一点点不一样，他不贪婪，不会一味地索取，而且拍一部戏给多少钱无所谓，只要他愿意。他从5岁开始就演戏，后来演到上中学，怕耽误学业就不让他演了，但他骨子里头还是爱这行。

　　我每一部戏都是不同的风格，我们两个发生的矛盾争执都让我受益。因为他是我儿子，他不会跟我说假话，我们两个在工作方面的磨合争执成就了他，也成就了我。我们两个拍过一部戏，我带着一组拍，他带着另一个组拍，我们俩一个月都没见面，但是我在剪辑的时候看，真的像是一个人拍，我觉得只有父子才会有这种默契。我们之所以还能够在一起拍戏，其实也是在享受着父子之间的生活和创作带给我们的快乐。

　　《环球时报》2021年4月16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