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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时深度】菲律宾是怎么成为“亚洲绑架之国”的?

【环时深度】菲律宾是怎么成为“亚洲绑架之国”的?
2024年07月11日 06:59 新浪网 作者 环球网

  【环球时报驻菲律宾特约记者 郑新 环球时报记者 胡雨薇】编者的话: 近日,国内两家医疗器械公司的两名高管为洽谈海外业务赴菲律宾后遭绑架并被“撕票”,引发广泛关注。7月9日,菲警方表示,已掌握涉嫌绑架并杀害中国公民案件中8名嫌疑人的姓名,他们之中有外籍人士,也有菲律宾人。不过,在此次事件登上中国网络热搜的同时,在菲律宾工作多年的《环球时报》记者却观察到,绑架、“撕票”其实多年来频繁出现在菲律宾国内新闻中。如果关注菲律宾华人群体的自媒体账号,甚至每周都会看到至少两起此类事件。那么,为什么绑架案件如此频繁地在菲律宾发生?菲律宾自身的历史、制度等为绑架案提供了怎样的土壤?这些绑架案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条钱权勾结的链条呢?

  “如果我不打电话,妈妈就会以为我被绑架了”

  据此前报道,绑架并杀害中国公民案件中的遇害者是一名中国公民和一名美籍华人。他们于6月20日抵达菲律宾,本计划与潜在商业伙伴会面,却不幸遭到绑架。据被害人家属透露,绑匪一开始索要500万元人民币赎金,随后降至300万元并已支付,但此后绑匪失联。6月24日,菲律宾警方发现二人已经遇害,初步判断死亡原因为窒息,遗体有生前受过虐待的痕迹。7月9日,菲警方表示,已掌握8名嫌疑人的姓名,其中既有外籍人士,也有菲律宾人,还包括6月20日到机场接机的人。

  回顾历史,对于菲律宾华人社区来说,1990年代曾是一个危险、可怕、风声鹤唳的年代。1992年,马尼拉被《纽约时报》称为“亚洲绑架之都”。该报当时刊登题为《华人在菲律宾被绑架折磨》的文章称,一些菲律宾华裔家庭的孩子去上学时,会带着当时颇为奢侈的“大哥大”手机,几乎每小时都要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如果我不打电话,妈妈就会以为我被绑架了,或者出了其他意外。”一名10岁的华裔男孩说。当时,有能力的菲律宾华人父母会送孩子出国,甚至出售或关闭自家的公司和店面,移民去更安全的国家。

  在“恢复治安运动”等菲律宾华人组织的带领下,华人群体团结一致,与绑匪团伙殊死搏斗,与罪犯们在安全部门和政坛的“保护伞”针锋相对。华人群体在与受害者及其家人、良善的警察和正义的检察官的合作之下,历经艰辛,终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股持续约10年的绑架“风潮”。不过,虽然针对绑匪的逮捕、审判、定罪、判刑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但这些胜利与实际发生的绑架案件数量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辛勤的劳动者,沉默的受害者”,菲律宾《问讯者报》2014年这样形容在菲成为绑架目标的华人群体。据报道,在菲律宾当时的绑架勒索赎金事件受害者中,有高达七成都是菲律宾籍华裔。尽管他们仅占菲人口的1.2%,却是绑架者的首选受害者。《纽约时报》分析认为:“华人在菲律宾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这使他们成为被敲诈勒索的目标。”

  而近些年,犯罪团伙经过周密策划,到别国实施针对中国人或外籍华人的绑架案,是此类案件呈现出的新特点。更让人心痛的是,按照先例,绑匪出于逃避警察追捕和人质报复等目的,都会最终故意杀害人质。这些受害者有的在救援行动中意外死亡,成了警匪对峙中的“人体盾牌”;有的则多年下落不明,其家人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甚至无法给他们办一场适当的葬礼。

  谈及菲律宾近些年绑架“风潮”再度出现并呈现新特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盛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背后的重要原因是该国猖獗的网络博彩业,这为滋生不法事件提供了土壤。此外,菲律宾社会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也是重要因素,当地一些不法集团与腐败分子勾结,广泛渗透在网络博彩、诈骗的各个环节。不过,李开盛认为最近的这起事件和目前相对紧张的中菲两国关系并没有必然联系,更多反映的还是当地社会治安存在极大漏洞。

  钱权勾结,连成菲绑架黑色产业链

  不少在菲华人告诉《环球时报》驻菲律宾记者,菲律宾博彩业受到权贵阶层的保护甚至支持,钱权勾结连成了一条菲绑架黑色产业链。正是因为菲警察等强力部门与绑匪形成的利益共生关系,才导致华人圈经常发生绑架案件。

  据记者了解,菲律宾的赌博文化历史悠久。早在16世纪,菲律宾被西班牙占领后,占领者就发现菲律宾人喜欢斗鸡赌博而耽误干活。于是,西班牙占领者开展了菲历史上第一次禁赌行动,但许多菲律宾人仍会利用各种手段逃避禁令。比如,由于“赌博只有在葬礼上才能进行”的规定,有的菲律宾人甚至不惜租用一具尸体放在旁边“打掩护”。菲律宾被美国占领后,美国吸取教训,不再禁赌,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慈善事业”,进行管理、控制和收税。

  1946年,美国同意菲律宾独立后,菲国内政坛经过几轮博弈,时任总统马科斯(现任总统小马科斯的父亲)签署总统令,设立菲律宾娱乐博彩公司(PAGCOR),管理全国的博彩产业。该公司拥有经营赌场和发放牌照的权力,并对每家持牌博彩公司收取利润5%-20%不等的监管税。PAGCOR由菲总统办公室控制,公司收入名义上是“为菲政府的社会公民和国家发展计划创造收入”,但实际上基本都落入总统的个人腰包。1986年马科斯被迫流亡夏威夷后,这个机构保留了下来,成为后来历任总统的“小金库”。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菲律宾线下博彩开始向线上发展,并很快被PAGCOR纳入监管。由于线上博彩不需要场地,PAGCOR规定,一张正式牌照下可以允许存在5个子牌照。不过,子牌照下面往往会经营多个“盘口”(即网络博彩平台),分包给不同的“小老板”负责,这些“盘口”是没有数量限制的。事实上,没有人知道菲律宾的盘口到底有多少,哪怕PAGCOR也并不完全清楚国内盘根错节的博彩网络。

  除持有牌照的合法博彩公司外,菲律宾还有很多从事非法博彩、诈骗的公司和园区。据《环球时报》驻菲律宾记者调查,非法博彩业在菲同样受到权贵阶层的保护,很多菲政坛高层人士都从中获得了巨额经济利益。

  近些年,随着一些非法博彩公司被突击搜查,一方面菲政府和警方发现大量相关证据,打击了非法网络博彩诈骗,解救了不少无辜受害者;但另一方面,这些行动只遣返了部分底层人员,中层和高层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加之中国国内反电诈宣传日益深入人心,很多“盘口”越来越难赚到钱。于是,这些人只得进行“产业转移”,也就是绑架。选择绑架作为“新业务”,是因为监禁室、人手、窝藏据点等都是曾经从事非法博彩时就有的,只需在原本绑人、殴打、拘禁等程序的基础上增加索要赎金的环节。于是,原来的“小老板”,只需要买上几把枪,再雇几名菲律宾打手、司机,摇身一变就成了绑匪。

  事实上,不少菲律宾华人富商都与网络博彩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是网赌办公楼的房东,有的是园区搞服务业的老板,甚至有的就是网络博彩业的一环,从事洗钱、销赃的买卖。这些人富有、底细清楚、行踪固定,且本身做的生意“见不得光”,被绑匪视为最好的目标。不过,绑匪们后来发现,绑架这些人的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这些人中很多都是本地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同菲律宾的官与民、警与匪同时有着密切联系,绑架他们会带来后患。另一方面,即便是没有关系的本地华商,也开始大量雇佣保镖,重视安全防范。于是,绑匪集团开始把目标从本地华人转向中国人和外籍华人,特别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人员。

  金钱成为菲律宾定义“合法”和“违法”的界限

  至于绑架案为何偏偏在菲律宾如此猖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菲司法系统的腐败渎职,包括警察、执法部门、检察官办公室、法院等。绑匪们早已摸清司法系统的习惯,掌握多种逃脱制裁的手段。即便是证据确凿、绑匪被当场抓获的案件,也会在审理上拖延多年。

  以2013年的“菲律宾华裔商人蔡莎莉被绑架勒索赎金案”为例,受害者蔡莎莉7月5日在马尼拉自家公司内被6名武装人员绑架,7月11日其家人与绑匪商定在达沃市一家银行提取约定赎金。当日,蔡莎莉被达沃市警方救出,1名绑匪被当场抓获,3名绑匪被当场击毙,此后两名绑匪也被抓获。据当地媒体报道,其中一名被击毙的绑匪莫特霍还是一名菲现役军人。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将近11年后的今年3月,菲法院才宣布一审判决,绑匪至今还有上诉的权利。

  相比蔡莎莉案件,此次两名医疗公司高管被杀害的案件上了网络热搜,并引起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菲警方有了较快的行动。但从以前多起此类案件看,菲警方经常以“受害人的直系亲友不在菲律宾”为由不予立案,或以“案子太多,没法立刻行动,需要等”为由无限期拖延,又或者在抓到绑匪后,让一些不重要的底层人员顶罪。如今,菲法律和司法体系已对绑匪失去威慑力,导致一个又一个惨剧的发生。

  《环球时报》记者驻菲律宾工作时,发现菲律宾人很喜欢谈论“法”。那么“法”在菲律宾人心中是如何定义的,又是谁来给“法”下定义呢?据了解,菲律宾国家级法律制定的基本流程是:由议员提出草案,众议院表决通过后送达参议院审议,参议院表决通过后送达总统确认。除国家级法律外,菲律宾还有市律和省律,流程也大致相似。

  然而,法律制定流程和批准程序实际上都由政客决定,而菲律宾政客主要来源于各大政治家族,这些政治家族长期控制菲律宾的各行各业,包括政界、军界、商界,制定法律、授权执行法律、建立执法部门、给执法人员升职加薪的都是这些政客。

  此外,菲律宾的法律执行也十分灵活。在菲律宾,很多违法行为,只要缴纳一定费用,就可以被豁免,金钱成了菲律宾定义“合法”和“违法”的界限。而且大部分菲律宾普通民众也并不会被严格执法,真正被处罚的几乎都是外国人。比如菲律宾政府的“禁烟令”最后几乎成了专门针对外国人的法律,也成了执法部门敲诈的借口。

  李开盛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向菲提出加大对博彩业打击力度的要求,希望对其予以取缔。但菲律宾政府考虑到税收等各方面影响,一直未能下定决心。而这次绑架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双方政府应在治安层面有更多合作,这也是双边关系推进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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