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诫史学是明代前期史学中的重要内容。明初修撰的史书中，很多都体现出明显的警告和限制目的。作者对洪武年间《祖训录》、《永鉴录》等史书内容进行分析，将目标人群集中在明代宗室和文武权臣群体，深度剖析了明初史学形成这一特点的心理原因。既有朱元璋生性多疑的性格特点，也有其热衷读史的“殷鉴”心理。而最终将其上升至法律层面的，依然归结在明代高度集中的专制制度上，体现了史学和政治相结合的历史特点。这在某种程度上，奏响了明代史学走向衰落的挽歌。
作者简介
王传奇，男，山东烟台人，时为商丘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11期，109-111页
摘要：训诫史学是明初太祖时期开创并大兴的一种史学趋势，其最大特征是通过总结历史教训，为各级臣民树立起严格的行为规范，从而达到使社会各阶层完全效忠朱氏皇朝的目的，其兴起的原因除为了满足明初日益高涨的封建集权的需要外，更重要的是与明初两任帝王强烈地猜疑各级臣民的心理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训诫史学，特征，心理原因
所谓训诫史学，是一种与传统殷鉴史学有本质区别的史学形式。与后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为整个统治上层提供经验教训以维护王朝长治久安的特点相比，训诫史学的针对对象更具体，即借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规范除了皇帝以外的所有臣民的言行，以达到更好地为维护皇权服务的目的。
训诫史学这种完全针对臣民的做法，虽然各代皆有，但并未形成独立的意识形态和史书体例，而是散见于各正史的《外戚传》、《宗室传》。这种情况至明初太祖朝开始出现本质变化，朱元璋以“圣谕”的形式，要求内阁和翰林官员根据其意图有针对性地编纂了大量训诫类书籍，并亲自为其作《序》，这类书籍数量众多，根据顾颉刚《明代敕撰书考序》所言，有明一代出现的二百余种敕撰书籍中，其中成于洪武、永乐两朝者，“超过半数，洪武一朝又几两倍于永乐”。在这些敕撰书籍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训诫类的史书，其训斥对象包括了明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如文武权臣、宗室、外戚、后妃、文人等，对明代的政治、学术尤其是史学发展起到非常大的影响。
一、明初训诫史学的具体表现
明初出现的训诫类史书，数量众多，而洪武朝则尤其集中，仅根据《明史·艺文志》和《礼部志稿》两书统计，即有《昭鉴录》、《外戚事鉴》、《忠义录》、《醒贪简要录》、《女戒》等数十种，而成于永乐朝亦有《外戚传》、《圣学心法》、《务本之训》等，这些书籍为各级臣民制定了其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规范。而这些训诫类史书主要的训诫对象包括两类人：宗室和权臣外戚。
首先，明初仿效西汉，分封了为数众多的藩王，如何能在保证这些藩王的荣华富贵的同时又防止他们干权叛乱，朱元璋从分封之初就努力设法解决。太祖甫一统天下，即大封子孙为王，虽然出于防止地方叛乱考虑，亦曾为其人“置相傅，设官署，定礼仪”，且规定藩王原则上“列爵而不临民，分土而不任事”,（卷二百八·封建考·同姓封建）但因为明初特殊的军事局势，仍然有部分藩王掌握着庞大的藩国军民政权力，如朱棣等，为防其叛乱，朱元璋尝试通过大量罗列历史上出现的藩王叛乱以致最终囯灭的事实，求其警醒，故谕令编纂了大量针对宗室藩王的训诫史书。
太祖朝出现的此类史书书目众多，最重要者当属《祖训录》。
《祖训录》成于洪武六年（1373）四月，该书收录“汉唐以来藩王可为观戒者”，将汉唐以来藩王亡国的原因归纳为箴戒、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十三类，从政治、军事、日常生活等方面对藩王作出了严格限定，为进一步增强训诫色彩，明太祖亲自为该书作《序》，曰：“朕著《祖训录》，所以垂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为此书……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以乱旧章，是违祖训矣。”（卷十六）对后世藩王造反的可能性表现出强烈的担忧，为使子孙“知所守”以“永保天禄”，故作是书。为使子孙知所警惕，该书颁赐诸王后，朱元璋明确要求将该书“录于谨身殿及乾清宫东壁，命诸王亦书于王宫正殿、内宫东壁，以时观省”, （卷十一）为强调对该书内容的重视，洪武二十八年 （1395） 九月再次将该书颁布于内外文武诸司，且敕谕礼部，强调分封各国遵守该书规定的重要性，强令后世子孙“遵守成法”即可，因为其人“生长深宫，未谙世故”，不若开国之君“备历世故艰难，周知人情善恶”，唯恐“有奸贼之臣，狥权利作聪明者，上不能察而信之，任之，变更祖法，败乱国家，贻害天下”，故将该书定为“家法”，要求“子孙世世守之”，而有敢“言改更祖制者，即以奸臣论，无赦”。（卷一·垂法之训）几乎将该书定为国家宪法。
除《祖训录》外，太祖朝尚有《永鉴录》一书，亦为规范藩王行为而作。《永鉴录》成于洪武二十六年底，全书分为六“目”，除前两目“笃亲亲之义”、“失亲亲之义”为训朝廷诸臣外，其余四目“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立功国家”、“被奸陷害”则专为宗室而作，其内容尤重于“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序其事”, （卷十一）书成，颁赐诸王，再次强调宗藩当以历史为借鉴，当守法、远奸、去恶，以求安身保国。
其次，作为一位留心史学的帝王，太祖也很早就注意到历代封建王朝中因权臣和外戚干政而亡国的教训，故也注意对此两类人的训诫。
为最大程度限制外戚权力，除了限定后妃来源，要求选妃以民间秀女为主，禁止勋臣之女参选之外，太祖朝还通过编纂史书以警告外戚干政、奢侈等行为，如洪武年间编写《内训》、《祖训》，通过警告后妃的做法断绝内宫与外戚交通干预权力的可能性，永乐年间则编《外戚传》，专门收录“汉以后可为法戒者”，以历史事实打压外戚干预权力的可能性。
在明初所有臣民中，最为太祖所担心的，则非文武权臣莫属，故在洪武、永乐两朝尤其是前者时期，针对上述两个群体颁布的训诫类史书数量最多，措辞也最严厉。
对文臣的训诫类史书具体可以分为针对丞相和普通地方官员两种。前种以《相鉴》最具有代表性，该书成于洪武十三年（1380），全书共四卷，其宗旨乃是鉴于历代为臣者对《春秋》“纪贤不肖、政得失，昭如日星，验如影响”之特点皆耳熟能详，但行事之际却不能以古为鉴，“临事多谬，不从善而从恶之纪杂遍群书”，皆是因为其人“不能精知厉害也”, （卷十六·相鉴序）故作此书，全书收录历代为相者共一百零八人事迹，分为《贤臣》、《奸臣》两个部分，《贤臣》取“自萧何至文天祥八十二人为传”，《奸臣》取“自田蚡至贾似道二十六人为传”，太祖亲自为该书作了三篇《序》，以具体历史人物为案例，为为相者树立行为规范，并将其人能否遵守臣道上升到“宗姓”的高度，认为贤者可以善终且荣耀父母祖先，“有云死而不亡曰寿”、“所以事君者，若父母生，必荣贵之、厚养之以显之，此其所以孝也”，“不敢不忠君者，孝在安神魂於九泉。若或不忠，惟恐阴阳之道殊愆连父母”；（卷十一·相鉴贤臣传序）而为奸为恶者则皆“初欲荣父母而返累父母，本欲荣身而又杀身，必欲显父母而至于灭姓也”。（卷十一·相鉴奸臣传序）希望通过二者对比，使高级文臣能够有所警惕，自觉向“贤臣”的方向靠拢。
作为平民皇帝，朱元璋不仅关注中央高级官员干权的不良影响，同时也注意到基层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故又编纂《醒贪录》，“使之恤民”（卷十一）以配合明初为惩罚贪污腐败而颁布的各种法令。
明初武将多出身农民起义军，且在长期的军事战争中掌握了庞大的军事权力，故朱元璋对这批人也颇为担心，因此在统一天下之初，即颁布了《大诰武臣》，“上以武臣多出自行伍，罔知宪典，故所为往往逆法，乃制大诰三十一篇以训。”（卷十一）通过该书，朱元璋从各个君臣礼仪、日常行为等方面对武臣作出全面要求，为进一步严格对武臣的规范，至洪武二十一年（1388），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再次编纂了《武臣敕谕》、《武臣训诫录》、《古今武臣善恶事》等书。
为用事实说明群臣学习此类书籍、以历史为借鉴的重要性，胡蓝大狱后，朱元璋立即要求文臣编写了《逆臣录》、《昭示奸党录》等书籍，以本朝谋乱权臣的结局为例，显示了皇帝希望各级臣僚将自己的行为都限制在皇帝许可范围内的决心。
明初规范文武权臣的训诫类史书，除了上述几部外，尚有《志戒录》“采晋李克至宋刘正彦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诵，使知所鉴戒”, （卷十）《臣戒录》“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官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二十人……颁布中外之臣，俾知所警。”（卷一三二）《世臣总录》取“自鲁周公至唐刘兰止，各为论断”, （卷十一）《精诚录》将散见于《论语》、《孟子》、《国语》诸书中的史事分为“敬天”、“忠君”、“孝亲”三类，以期达到“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卷三·东阁大学士吴沉）的目的；等等。
明太祖鉴于历史上宗室和文武权臣对皇权造成巨大危害的事实，着重针对上述两类人编纂了大量的训诫类史书，但并不表示他们就忽视了对社会其他阶层的训诫，诸如后妃外戚、勋臣、商人、农民等阶层也都在其关注范围之内，只是其程度不若前者之严重。这类史书包括《稽制录》专为勋臣而作，警告其“家人及仪从户各有常数”，且“严公侯奢侈逾越之禁”, （卷一百三十二·李新传）在该书作用下，信国公汤和、曹国公李景隆立即削减自身仪从户、庄田数量；又《公子书》则采古事分为“良臣门”、“忠臣门”、“奸臣门”三类，“以训开国武臣之子弟”；（卷一百三十一）又《资世通训》同时涉及“君道”、“臣道”、“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内容，借具“劝导之意”；（卷九十八）又《务农技艺商贾书》“以民间农工商贾子弟所当务之事，直词解说，使之通晓”；（卷十一）等等。
二、明初训诫史学出现的心理原因
明初太祖统治时期大量编写训诫类史书的工作持续时间颇长，以洪武朝为例，从洪武六年即开始（《皇明祖训》），至洪武二十六年密集出现，至其驾崩，此类工作也未结束，以皇帝“谕旨”的形式出现了大量的训诫类史书，朱元璋甚至亲自为其中大部分作序，频繁强调其训诫内容不可改变，“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试图以这种做法为社会各个阶层树立起严格的行为规范，其迫切程度和采取的严厉手段，为历代所罕见。之所以会在明初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明初封建集权程度进一步增强有密切关系，但更重要的则是受到二帝尤其是前者对天下臣民强烈的不信任心理的影响。
而太祖对天下臣民的普遍怀疑，从其与太子朱标的一番对话中即可表露无疑：“太子谏高皇诛夷太过。上一日以棘杖遗地，命太子持，太子难之。上曰：‘汝弗能执，我润琢以遗汝，可乎？今所诛者，皆棘杖也。’”（卷三十·琢棘杖）认为文武权臣甚至宗室、外戚都有可能是朱氏后代的严重威胁。他的这种对天下臣民的普遍怀疑心理，虽然有某些现实依据，但更多的则是因为其出身卑微以致形成严重的对天下人的狐疑心理。
晚年朱元璋的狐疑心理非常严重，并经常以此兴起大狱，如明初名臣徐达、李善长等人都几乎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牵连致死，而表现更为明显的则是明初的文字狱。
朱元璋统治天下之时，曾以荐举、征召的方式号召天下文人入仕新朝，但南方士人的做法却大出其意料，如夏伯启、姚润、王谟等人皆避而不出，且称元末红巾军为“红寇”，朱元璋对此大为愤怒，认为南方文人此举“意有他忿”，讽刺他为“贼寇”，再加上当时武臣为与文臣争权，曾歪曲张士诚名字由来乃是其幕僚取《孟子》“士诚小人也”一语，明褒实贬，种种事例，遂使朱元璋形成天下文人皆为卖弄文字以沽名钓誉、对朱氏皇室阳奉阴违的印象。在此印象下，朱元璋遂因为文字读音、文字发挥等原因屠杀了大量文人。如江西府学教授林元亮作《写增俸表》内有“作则垂宪”，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万寿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皆认为“则”与“贼”谐音，故将其人全部处死；又如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尉氏县教谕许元作《万寿贺表》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结果“生”被读为“僧”，“法坤”被读为“发髡”，“藻饰太平”被读为“早失太平”，作者亦皆被处死。
而文人因所作文字被肆意发挥终获死罪者亦不在少数，如明初“吴中四杰”的高启因为其《题画犬》有“羊车半夜出深宫”、《题宫女图》有“夜深宫禁有谁来”等语，被认为是讽刺宫闱淫乱，故成为其最终被分尸的祸根：“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嫌之未发也。”（卷二百八十五·高启传）又有张尚礼《宫怨》诗因为触犯禁区被下蚕室而死，僧人来复献诗中有“殊域”、“无德”四字，“殊”被分为“歹朱”，“无德”本为来复自谦之语，亦被看成是讽刺朱元璋，故被诛；又僧人守仁《翡翠》诗、德祥《夏日西园》诗都被歪曲为讽刺法令严苛，亦被杀；与此相似的尚有陈养浩《吊时诗》、张信《绝句》等。
明太祖出于对文人的怀疑心理，肆意歪曲文人语言文字，并以此为借口大肆屠杀的做法，在明初造成了严重的文字恐怖气氛，给学术自由风气造成了严重破坏。
除了强烈的对群臣的不信任心理外，太祖好读史亦是导致明初尤其是太祖朝训诫史学兴盛的原因所在。
太祖好读史，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就阅读了包括《左传》、《史记》、《汉书》、《唐书》、《宋书》在内的大量史书，并从中总结历代兴衰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他独特的对保护朱氏皇权手段的认识，而在其所有认识中，他认为最重要的则莫过于限制丞相和武将的权利。
如在封建王朝设置丞相一职对皇权的影响方面，朱元璋将其过分夸大，他认为元朝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 （卷一一七）认为设置丞相隔断了君、民之间的联系，因此，洪武二十八年，他以秦、汉、唐、宋等朝“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为由，再次阐述取消丞相职位的重要性，认为“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炕，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卷二三九）
同样，如何处理武臣权力过分膨胀的问题，朱元璋也从历史中获得借鉴。他从赵匡胤朝“杯酒释兵权”的案例得到启发，“普诚贤相，使诸将不早解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认为武臣权力膨胀，会影响到朱氏王朝的安全，故其统一后，先后借胡党、蓝党等大狱，株杀了大量勋臣武将，彻底剥夺了武将对军队的统辖权力。
正是因为朱元璋个人原因，在其建立明朝以后，形成了强烈的对各级臣民的严重怀疑心理，正是在这种心理影响下，太祖朝试图通过总结历史上忠臣、奸臣的表现及其下场等具体案例，为天下臣民树立起严格的行为规范，希望以此达到维护朱氏王朝长期安定的目的。明太祖的这种做法，影响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明代史学甚至政治，成祖朝继续前朝工作，所编类似史书亦有十余部，成祖以后又有如宣帝时作《外戚事鉴》，取“宋汉以下历代戚里之臣”七十九人，按其“善恶之迹并其终所得吉凶”分类而成，以为外戚干权、奢侈之戒，又作《历代臣鉴》，取“春秋以下一千余年凡臣之行事，其善恶大概，简类录用之”，以为文武权臣篡夺、逾制之戒，作《五伦书》以宣扬“有关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者”；宪宗时作《文华大训》以赐皇太子，又谕夏英作《蒞阼典要》，以定“法祖”、“师古”（卷十一）之训，等等。但是随着明中后期皇帝逐渐惰于政事，这种新的史学形式对天下臣民的警戒作用也逐渐降低，并最终消沉下去。
信息采集：孙中奇
媒体编辑：刘书羽
文字编辑：刘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