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边疆地区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中，东北一直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东北的得失关系到一代王朝的兴衰。东北边疆问题一直引起社会关注。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专制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及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边疆治理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时期。东北边疆是满洲的发祥地和清朝的龙兴之地，也是清朝最为重要的边疆地区。清朝视东北边疆为其“根本之地”，一改历代中央在这里所实行的羁縻政策，正式设立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分区统辖，派新旧满洲八旗，分城驻防，对边疆各族因俗而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大一统中央王朝对东北边疆的完全统一和直接管辖。因此，清代东北边疆史的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东北边疆危机的加剧，对东北边疆的研究不断深入，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引发国内外学术界对东北边疆史研究的关注，在此前后出版了一系列论著。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苏联关系紧张，以沙俄侵华史为主的东北史研究成果相继出版。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东北边疆史的研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而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成果丰硕，新的观点、新的研究方法、新的史料不断涌现，但研究的空间还很大，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和思考。本文仅就清代东北边疆史研究的状况对其相关问题做一简要论述。

　　―、中国边疆史研究与清代东北边疆史研究

　　清代东北边疆史的研究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边疆史研究是随着近代中国边疆危机的加剧而展开的。早在20世纪20—40年代，葛绥成《中国边疆沿革史》（中华书局，1926年）、顾颉刚和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先后出版，这些作者对中国边疆历史沿革进行宏观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此后，中国通史、地方史、民族史、外交史等方面的学者都对边疆史有所研究。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对中国近百年中国边疆史研究进行了述评和总结。对清代边疆问题的研究著作有：马汝珩和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马汝珩和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及成崇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边疆民族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等。这些论著虽然没有对清代东北边疆史进行专门的论述和研究，但都是在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框架下将东北边疆史作为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从宏观上和理论上对边疆的概念进行阐释。马大正在“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总序中，对边疆的概念、中国边疆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等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他总结中外文献，对边疆的定义是“把边疆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而“历史上的中国边疆形式上是由国家政权的统治中心区到域外的过渡区域，即由治向不治过度的特定区域”（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页）。清代是东北边疆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因此，清代东北边疆的概念，既有中国传统边疆的含义，也有现代国际公认的含义。康熙二十八年，中俄两国经过谈判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该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即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岭南属于中国，岭北属于俄罗斯。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这样，中俄两国之间在东北地区有了边界。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前，中国东北边疆是以中国传统的边疆概念为主，即由治向不治过度的特定区域。实际上，早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前，努尔哈赤及皇太极就已经完成了东北地区的统一。清崇德七年，皇太极明确宣布“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蒙古大元及朝鲜国，悉入版图。”（《清太宗实录》卷六一，崇德七年六月辛丑）在这里，东北海滨是指鄂霍次克海滨，西北海滨是贝加尔湖畔。由此可见，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前，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北直到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的广大区域，包括朝鲜半岛在内，都已经成为清朝的疆域。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东北边疆便按国际公认的边疆概念，东北成为名副其实的边疆地区（指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但到目前为止，清代东北边疆的概念和范围等在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如中俄划分边界后，传统的概念是否还适用于东北边疆研究？朝鲜算不算中国的东北边疆？盛京地区是不是东北边疆等。由此可见，在中国边疆史及清代边疆史的研究体系中，清代东北边疆史不可或缺。但清代东北边疆研究在中国边疆研究中占何种地位？有何特点？还需深入研究。

　　二、中国东北史研究与清代东北边疆史研究

　　清代东北边疆史的研究既是中国东北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卢明辉主编的《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东北地区是满洲的发祥地和清朝的龙兴之地。清代又是东北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边疆遭受外敌入侵，发生巨变的重要时期。因此东北史的研究成为地方史研究的热点领域，成果丰硕。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有董万仑《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薛虹和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宁梦辰《东北地方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杨余练等编著《清代东北史（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等。而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这部著作不仅被列入“中国边疆通史丛书”系列，而且涉及东北边疆史的研究范围、历史分期、东北本土族群历史地位等基础性、理论性问题都给予论证，其中有专门的章节对清代东北边疆进行论述。

　　已出版的东北史论著，多为通史性质，遵循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大一统”的原则，记载从史前到秦汉以降直至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东北历史。与此同时，东北地区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隶属关系。从向周朝进贡的肃慎到受封的箕子朝鲜，此后，历代大一统中央王朝对东北边疆的管理不断加强。唐朝时期，东北地区在河北道的统辖之下，先后设立了安东都护府和松漠、渤海、黑水、室韦4个都督府。元朝时东北地区属于辽阳行中书省管辖。明朝时期，东北地区为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管辖。在这些问题研究的论著中往往把清代东北边疆史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充分证明了清代东北边疆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对以往历代中央王朝边疆统治的继承和发展。与此同时，以东北边疆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也不断涌现。马大正主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收入了很多清代东北边疆方面的研究论文，使东北边疆史的研究有所深入。此外，王景泽、李德山《中国东北边疆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是第一部以东北边疆史命名的学术性专著，丰富了清代东北边疆史研究的内容。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阐述东北古代边疆机构设置和边界走向的重要历史专著，其中也对清代东北疆域加以研究。总体而言，中国东北历史研究确实促进和丰富了清代东北边疆史的研究，但这些著作大多偏重历史过程及事件的叙述，缺少运用边疆理论对相关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三、清代东北边疆民族的研究

　　东北历来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故民族问题是东北边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清代是东北边疆民族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清代，东北边疆除了汉族移民外，主要生活着满洲、蒙古、达斡尔、索伦（鄂温克）、鄂伦春、赫哲、费雅喀、柯尔克孜、锡伯、回族、朝鲜族等很多少数民族，东北边疆的大部分世居民族就是在这一时期告别了其原始的社会生活，进入了新的民族发展时期，完成了从古代民族向近代民族的过渡。清代东北边疆民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如魏国忠《东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杨学琛《清代民族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和《清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赵永春主编《中国东北民族关系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程妮娜编《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中华书局，2011年）等，都不同程度地对清代东北民族展开研究。清代东北边疆民族研究成果中，相对较为全面论述清代民族史当属周喜峰的《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该书对明末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到乾隆末期共二百年间黑龙江流域的满族、汉族、蒙古、回族、达斡尔、赫哲等各个民族的族源、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宗教文化、生活习俗以及抗击沙俄入侵、驻防巡边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对清朝政府统一与治理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历史过程及各民族间关系加以探索。虽然清代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大多集中在黑龙江流域，但该书侧重清朝前期和东北北部地区各民族的研究。另一部学术专著就是张杰、张丹卉《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该书以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为中心，对清代东北封禁、新满洲的构成、东北满洲学校与科举、萨满与索罗杆及其反击沙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和史实描述。

　　总体看来，东北边疆民族的研究，虽然有一些著作涉及清代东北边疆民族的相关问题，但缺乏一部系统完整的专著，还有很大的研究发展空间。

　　四、清代东北边疆移民研究

　　清代是东北边疆移民的重要时期，既有以中原汉族为主体的移民，亦有少数民族的移民。东北移民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项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刘选民《清代东三省移民与开垦》（《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1938年）、萧一山《清代东北之屯垦与移民》（《东北集刊》第4、5期，1942、1943年）等，对清代汉人向东北移民的政策、过程及作用等加以研究，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通史类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如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路遇、腾泽之编著《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均有专章讨论清代东北移民问题，涉及清代东北移民政策、移民数量及移民意义等问题。李德滨、石方编《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对清代黑龙江地区的国内外移民进行研究，李兴盛《东北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论述了清代东北流人的历史，张士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探讨了清代关内移民东北的过程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上述研究成果，多侧重东北移民政策、移民原因、移民过程及其作用的论述，将移民史与边疆史结合起来，或从移民史视角对边疆史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

　　五、清代东北边疆治理与政策研究

　　边疆治理与政策研究成果，余梓东《清代民族政策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全面系统地叙述了我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设置、发展及完备，探讨了历代边疆民族管理体制的异同、运行规律及其继承与革新，并总结了其历史经验教训，其中包括清朝时期的相关内容。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集中阐述了清代边疆政策的得失。最具代表性的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着重阐述三个问题：一是各朝各代的边疆经略，二是各朝各代的边疆政策，三是各朝各代的边疆管理机构。由此可见，清代东北边疆治理与政策研究只是作为中国历代或清代疆治理与政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缺乏专门的论著。

　　六、清代东北疆域变迁是沙俄侵华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有清一代，东北边疆发生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与沙俄及日本的入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也成为沙俄侵华史、日本侵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与沙俄的交往是从清代开始的，因此，两国的边界沿革、边疆变迁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有代表性的如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著《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徐景学《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刘民声和孟宪章《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编年史》（中华书局，1989年）等，这些著作都详细地叙述了沙俄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并记载东北边疆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通过这些著作，人们了解了沙俄対中国东北侵略的历史过程。沙俄是最早对中国东北边疆进行侵略的国家。明末清初，沙俄侵入贝加尔湖以东的中国东北边疆地区，在黑龙江流域攻城略地，烧杀抢掠。康熙帝在统一全国后，指令中国军队在雅克萨打败沙俄侵略军。康熙二十八年，中俄两国经过谈判，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该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即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岭南属于中国，岭北属于俄国。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咸丰十年，沙俄趁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出逃承德之机，强迫软弱的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该条约在承认中俄《瑷珲条约》的基础上，又将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失去了东北地区对鄂霍茨克海和日本海的出海口。沙俄侵华史的研究为清代东北边疆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史实依据，丰富了边疆史研究的内容，对清代东北边疆变迁研究意义重大。

　　七、国外一些学者关于清代东北边疆研究的“奇谈怪论”

　　近代以来，一些国外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中国的边疆问题进行研究，出版了—些著作，提出了很多“奇谈怪论”，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和批判。

　　在关于清代中俄东北边界变迁史研究方面，沙俄、前苏联的很多著述把中国东北领土说成是“无主土地”颂扬俄国侵略者为“新土地发现者”，从学术上为其侵略中国东北寻找理论依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格•瓦•麦利霍夫著、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译的《满洲人在东北（十七世纪）》（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30、131页），将入侵中国的俄罗斯人称为“阿穆尔河”（黑龙江）上俄罗斯新土地的发现者，并把清军收复雅克萨地区称为“清帝国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领土扩张”。他公然提出：位于法特哈和松花江以北以及黑尔苏门西北的地区，今之中国黑龙江省和苏联的阿穆尔沿岸地区，不属于清帝国控制范围内的疆土，并且位于清帝国与之直接接壤的疆土边界以外。他甚至还强调：就是在俄罗斯人开发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以后，在两国领土之间仍然有一片辽阔广大的中间地带，这一中间地带包括松花江下游及其支流嫩江流域、阿穆尔河右岸地区到乌苏里江和乌苏里江流域。所有这些土地无论是在17世纪50年代，还是在17世纪80年代都未纳入清帝国的版图。沙俄及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对现代俄罗斯学界影响较大，值得中国学界的重视和关注。

　　清朝末年，中国东北边疆危机日益加深。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也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光绪二十年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经过激烈的海战和陆战，中国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灭，清军节节败退。最终腐朽的清政府向日本求和谈判，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根据该条约的有关东北地区的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并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这样，朝鲜失去了清朝藩属国的地位，脱离中国，不久为日本所吞并。《马关条约》签订后，沙俄为了其在东北的自身利益，联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强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最终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才将辽东半岛“赎回”。这样，清朝保住了包括辽东半岛的东北边疆，却失去了朝鲜半岛这一藩属边疆。为了继续加强对中国东北边疆的侵略，近代以来，日本的一些学者打着对中国东北边疆进行考察研究的幌子。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为其侵略中国制造理论依据。具有代表性的，有白鸟库吉的“满洲中立论”（《白鸟库吉文集》第8卷，岩波书店，1969年），认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蒙古、通古斯等民族，其民族族源流、历史发展与本体文化等方面都与中国是割裂的，东北地区的民族有其独立发展脉络，是一个“中立地区”。稻叶岩吉也在其《满洲发达史》（日本评论社，1938年）中公然提出“满蒙独立发展论”，他否认满洲地区是中国的东北边疆。此外，池内宏、矢野仁一及冈崎文夫等人也都发出“满蒙非支那领土”的论调。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东北边疆的研究也发表了一些论著。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他通过对中国东北、蒙古、新疆等地的考察，完成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U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提出了“内陆亚洲”“农牧循环对立”与“长城边疆”的论点。对于东北边疆，拉铁摩尔认为“满洲”作为“长城边疆”的东段，其历史民族作为游牧民族的典型代表，自然与汉民相对立。受拉铁摩尔“中国边疆理论”的影响，以欧立德为代表的所谓美国“新清史”，认为“满洲”是“内陆亚洲”的组成部分，而非“中国边疆”，与中国存在本质上的区分。而“满洲”地区的女真、满族，也不是中国的历史民族，而是在蒙古传统上兴起、发展的“内亚”民族，在民族认同与文化层面都与汉族有着根本不同。因此，女真、满族建立的清朝，也不是唐、宋、明一样的典型中国政权。“新清史”否认东北是中国的边疆，否认满洲是中国的民族，实际上与苏俄、日本一些学者的东北土地“无主论”“满蒙非中国领土”等论调如出一辙，背离了基本的历史事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国外的学者，不去钻研中国丰富而翔实的历史资料，或许根本就看不懂，而只是使用西方所谓的边疆理论和概念，通过表象的社会考察，便主观臆断地提出一种观点，再采取以概念解释概念、以理论推演理论的方式，便得出中国东北边疆的各种结论。这些结论既经不起推敲，更不值得一驳，但也必须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和警惕。

　　总之，清代东北边疆史的研究，虽然有很多相关专著的出版，也有大量相关论文的发表，但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首先是目前还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清代东北边疆史专著，也没有清代东北边疆的专门史问世，需要相关部门组织专家，立项研究；其次是如何科学地运用中国的传统边疆理论与西方的边疆理论来研究清代东北边疆的历史问题，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扩大国际学术影响，需要解放思想，走出去请进来，多组织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多发文章，宣传正确的历史观点。最后是在深入研究和使用汉文史料的基础上，注重满文档案资料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献资料的使用和发掘，同时也不忽略俄文、日文、英文等外文资料的使用，各种资料合理使用，相互印证，使清代东北边疆史更为全面、翔实。东北边疆的发展对国家的安危影响巨大。清代东北边疆史的研究还在继续，相信在未来的时期，清代东北边疆史的研究会取得巨大的进展。

　　按：作者周喜峰为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原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6期。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