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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檀 张林峰:清代中叶晋商在济南的经营特色 ——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许檀 张林峰:清代中叶晋商在济南的经营特色 ——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2020年07月03日 00:00 新浪网 作者 南开老彭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微观分析,发现清代晋商在济南经营的主要行业除历来擅长的金融和盐业之外,首饰业和药业占比之高是在其他城镇罕见的,特别是21家药业字号中竟有19家主营人参。晋商的这一行业选择,显然是为适应济南作为省会城市,高端消费群体相对庞大所采取的策略,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济南商业中奢侈性消费占比较高的特点。

  关 键 词:清代中叶/晋商/济南/商业/山陕会馆/捐款

  关于明清时期济南商业的研究,笔者所见只有陆敏和王丽亚等两篇论文,①而晋商在济南的经营活动未见涉及。本文主要利用山陕会馆碑刻资料,对清代中叶晋商在济南的经营特色进行考察。

  一、明清两代济南的城市人口与商业发展

  济南,古称历下,因位于历山之下而得名;济水从城北流过,宋代升齐州为济南府,“济南”之名遂行于世。《山东通志》记载:“济南府城,历城县附郭。元魏为济南郡治,唐复置齐州,宋升为府,建今治。”该城本为土城,“明洪武四年内外甃以砖石,周十二里四十八丈,髙三丈二尺,厚三丈,池阔五丈,深三丈。”②明清两代虽多次重修,但直到咸同年间修建土圩、石圩之前,一直保持原来的规模。

  济南城门有四:东曰齐川,西曰泺源,南曰历山,北曰会波。不过这四门并不相对,“其门南居中,东偏北,西徧南,北偏东,西去南近,东去北近”。③西门偏南,西门大街向东一直延伸至东城墙根;东门偏北,东门大街向西延伸至鹊华桥,过桥就是大明湖。大明湖居城内北部,故北门内“居民罕少”,亦无正街;④四门之中只有南门位置居中,而南、北二门也不相对。

  济南有“泉城”之美誉,大明湖“为诸泉所汇,当城中地三之一。……夏时芰荷满湖,苇荻成港,泛舟其中,景之绝胜者”。⑤大明湖以及位于西关之外的趵突泉等都是著名的风景区,明清两代有诸多文人雅士来此游览,康熙、乾隆皇帝也曾多次驾临,观泉游湖,登楼赋诗。

  明清两代济南都是山东的省会,以历城为附郭,省、府、县三级行政中心汇集一城。明代德藩王府是济南城内规模最大的建筑,建于成化二年,在“济南府治西,居会城中,占十之三”。⑥明末王府被毁,清初巡抚衙门移至德藩旧址。西门大街和南门大街呈丁字形相交于此,西为巡抚衙门,东为济南府署,故此处实为济南城的中心。布政司在抚院西北,地近大明湖,贡院和文庙在布政司迤东;济东道署在府治以东,历城县署在府治以北;盐运司和按察司在县治以西,地近东城墙。众多衙署占据了济南城中部的大部分空间。南城则多为军事机构,济南卫在“南门内,洪武十九年建”,下设五千户所,以及镇抚司、经历司,均在卫署之内;南门外建有演武厅、教场和军营。清代卫所裁撤,设抚标二营,左营参将署在尹家巷,左营守备署在历山顶;右营参将署在南城下,右营守备署在卫巷。⑦

  济南的城市人口,明代未见具体记载。除省、府、县三级行政机构的大小官吏人数众多之外,以德府为首的王公贵族以及为他们服务的诸多官吏仆役,是济南人口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德王朱见潾为英宗皇帝第二子,成化三年之藩。子嗣繁衍,到崇祯初济南城中已有郡王七,将军七,泰安王府、临朐王府在西门内,嘉祥王府、清平王府在府馆街,纪城王府在县庠西,宁海王府在南门内,宁阳王府在南门外。亲王、郡王各有一套自己的衙署,德王府的官署有:长史司、审理所、仪卫司、群牧所、纪善所、典宝所、典膳所、典簿所、典仪所、奉祀所、工正所、良医所,俱在德府前;郡王府则有教授、典膳、典杖三者。⑧

  乾隆《历城县志》较详细地记载了乾隆中叶济南城、乡的人口数字,共计72624户,280191口。其中,济南城内八约共有51条街,6117户,25946口;而近城部分计有62条街巷,44个村庄,共6394户,23188口,既包括居住于城关各街巷的人口,也包括近城各村的人口。如西关南保三,领街庄七:曰小仓街、捍石桥街、灵官庙街、姚家巷和陈家庄、王家庄、良家庄,共539户,1780口;北保二,领街庄十:包括铁塔街、东干面巷、西干面巷、太湖石巷、迎仙桥街、十王店街,以及五里沟、官家营、刘家庄、北大槐树,共627户,2071口。其中名为×街×巷者当为城关街巷,而称庄、称沟者当属“近城之村”。如果将城关街巷归入城市人口,各村庄归入乡村人口,乾隆中叶济南的城市人口9800余户,近4万口;若将近城各村人口一并计入,则城市人口计有12500余户,将近5万人。⑨实际上,这些“近城之村”在清代后期绝大部分变为建成区的一部分,道光咸丰年间济南的城市人口估计会增至六七万之谱。⑩表1是乾隆中叶济南城、厢人口统计,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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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济南人口中已经没有了昔日数量庞大的王公贵族,但省、府、县三级行政机构的文、武官员仍保持相当数量。此外,三年一次的乡试为济南带来的流动人口,清代似比明代有较大增长。济南贡院位于布政司以东,建于洪武初年,成化十九年增修“至公堂、明远楼、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四所,……号舍凡千二百有余间,地广八丈,长四十余丈”。其后,随着录取名额的增长,应考学子大幅度增加,号舍不断增修,明末“号舍增至六千余”,“雍正十年增建至一万”。乾隆年间因火灾毁损一部分,仅余7525间,道光六年知府钟祥请帑增建房屋“四十三连,为号五百七十四,共八千九十余间”,共花费“度支银六万二千百两有奇,制钱一千八百贯有奇”。(11)从号舍数量可以推定,清代参加乡试的学子至少会有五六千到七八千人之多。大批学子的涌入和滞留,对于常住人口只有四五万或者六七万的城市无疑是一个庞大而且特殊的消费群体。

  明代济南商业已十分繁荣。崇祯《历乘》记载:济南所产“不过稻秫蔬麦、枲麻布缕之类,至罗绮履舄皆取给于商”,(12)即高档消费品均由客商贩运而来。城内布政司街“贾廛错列”,当为外来客商的汇集之所;西关内外也是“民廛错列”,甚至瓮城之内也多“列为市廛”。城关附近则为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尤以西关最盛,如粮食市在西关丁字街,“辎辆云集,贸易无虚日,南、东门外皆逊西市”;筐市在丁字街北,菜市街在迎仙桥,藕市在五龙潭南,柴市在趵突泉北;炭市,“三关有六,西居其四;石炭市,三关各一”。此外,还有船巷、篦子巷、剪子巷、豆腐巷、干面巷等专业街巷。东关有粮食市、石炭市,而以果市最盛;南门外也设有粮食市、炭市,石炭市。(13)

  清代济南商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明末济南城内外街巷共67条;(14)乾隆年间城内街巷51条,城外街巷62条,合计113条,比明代增长了三分之二。(15)其中西门大街、布政司街、芙蓉街、抚院前街等都是重要的商业街。嘉庆“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夜,府西门大街火灾,延烧市四百余家”,(16)一条大街有市肆400余家,西门大街的商业之盛由此可见。光绪初年的记载称:“市肆以四隅头为最喧闹,果品、蔬品及山海异味陈列甚多,凡时物之自省外及南省新来者,各铺皆用红签书‘新到某物’,插于其上。精饮馔者过之,必购归尝新。”四隅头,即西门大街与南门大街交汇的丁字路口,这里是时鲜果蔬、山珍海错的汇聚之所。“书铺在大、小布政司街”;“南纸铺不下十余家,以艺林堂为最,在抚院前;次则容在堂,在布政司小街”,这里是诸多学子和文人墨客的流连之地;衣庄在西门大街和芙蓉街,靴帽铺、洋广货铺也多集中在芙蓉街和芙蓉巷;新泰厚等金融字号位于西门大街和芙蓉巷;“古董铺多在厚宰门”,药铺则散见于各街。还有一些高档酒楼分布于闹市区和大明湖附近,如鹿鸣园在厚宰门,中和园、最雅园在府学前,海山居、北渚楼在芙蓉街,福庆楼在金鞠巷,百花楼在百花桥,凤翥楼在王府池,九华楼在县西巷等,“坐客之满不亚都门,间有招妓侑酒者,则兼有沪上之风矣”。(17)

  大量客商云集,建立会馆,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济南商业的发展。江西会馆建于明代,当是济南建立最早的会馆,清代曾多次扩建重修。济东道陈守训所撰《江西会馆记》言:“江西会馆在后宰门北,建自前明,祀许旌阳真君,沿旧称万寿宫,为江右仕商宴会之所。国朝康熙四十六年价买张思恭基地,始扩而大之。乾隆五十年乙巳济东泰武临道陈守训、济南府知府曾廷橒率同乡重加增修,有真君正殿,前有头二门,外有屏墙,东西厢房各五间,后有房舍,规模大备,题额改署江西会馆。”(18)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三十六年,咸同年间重修(详下)。又据光绪初年的记载,湖广会馆、浙闽会馆、八旗奉直会馆均为同治年间创建,中州会馆为光绪初年;而浙绍乡祠、江南会馆被记作“创建已久”,(19)估计应是清代前期建立的。换言之,清代中叶至少已有大量江西、山陕、江浙商人活跃于济南。以地土之宜,江浙商人可能主要经营“罗绮履舄”,江西商人估计多经营磁器、纸张;至于山陕商人经营的行业,我们将在下一节借助会馆碑刻资料进行具体考察。

  二、从《重修山陕会馆碑记》看晋商的经营活动(20)

  与商业城市的会馆有所不同,济南的各省会馆大多为仕商合建,如江西会馆“为江右仕商宴会之所”,奉直会馆“官僚筵聚,往往假座于此”;(21)山陕会馆也为官、商共建,在咸同年间重修会馆的集资中官员捐款还高于商人(详下)。十分遗憾的是,清代济南的诸多会馆都未能保留下来。目前所能见到的会馆碑铭也只有光绪二年《重修山陕会馆碑记》,该碑为我们了解会馆的创建重修经过、会馆性质,特别是晋商的经营特色提供了很多珍贵信息。

  关于山陕会馆的创建和重修,该碑记载如下:

  东省布政司大街山陕会馆创自乾隆三十六年,其时规模未广,诸同人趋跄殿陛,每有势不能容之憾。窃忆前人创为斯举,非不欲宏阔壮丽也,亦非力能为而不为也,徒以限于地故,所以暂就朴略,以待后人踵事增华耳。今岁久渗漏,渐就破坏,诸乡友公议重修。适东邻王公鲁川以附近地基一段,长三丈六尺、阔八尺,布施神祠。于是推广基址,鸠工庀材,将旧日台榭殿廊一□而新之。大门向在巷内迤北,今则移□大街东向,增其式廓;大门内耳房、照壁及北重门为一段。入重门,北置小院,客座一区,西至三门为二段。三门内,面南牌楼为正门,两傍便门出入,南为对厅,西南为厨舍,东为溷圊,皆周以游廊、为第三段。牌楼北接照棚、戏台,两厢置楼,围以栏杆;北为正厅,东至更衣复室;东西两厢后复立茶灶、铺垫等房,为第四段。正厅影堂后为祠门,为穿堂;北殿三楹为神祠,中间设协天大帝盘龙龛,其像系自兖州憩马地仿照敬塑;东间仍供旧塑关帝像及旧日匾联,示不忘前人创始也;西间则添设财神像以为配享,此为第五段。其余殿傍隙地各置退厅,及一切灯彩什具莫不毕备。此举也,基阔于前,费亦增于旧,惟料欲其壮而坚,式欲其新而雅,宽厂轩豁,庶足畅前人未满之志,启后人奋兴之心。将见入斯馆也,瞻圣像之赫奕,求无愧于神;联几筵之欢燕,思无忝于友。必有争自濯磨,以为桑梓光者,岂第宏阔壮丽,徒以饰观云尔哉。工始于咸丰元年正月,董事者乔海明等经营筹画,日夜况瘁,惟乔君朗齐之力尤多。彼时东省多故,厥□未蒇。嗣后经理者毛遇春等,于同治二年前后垩艧,崭然一新。顾事难创始,尤贵有终。兹我同人,惧没前人义举,无以昭示来兹,于光绪丙子夏五月择吉泐石,□其实不取其文,并刊捐助者姓氏于后,非敢袭美,亦曰:光前烈即以启后之随时整饰者耳。(22)

  据该碑记载,会馆创建于乾隆三十六年,当时规模有限;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至道光末年该帮实力大有增长,遂于咸丰元年开工扩建,至同治二年竣工,并于光绪二年五月立碑,以昭后人。重修后的会馆建筑主要有大门、照壁、重门、牌楼、对厅、游廊、照棚、戏台、看楼、正厅、大殿等,并将原来位于巷内的大门移至布政司大街。从建筑规模看,山陕会馆的经济实力远比江西会馆大得多。

  济南山陕会馆为官商合建。在该碑所镌298个捐款名号中,有各级官员153人,共捐银9997两,占捐款总额的52.4%;有117家商号参与集资,共捐银8601两,占45.1%。在参与集资的官员中,捐银最多者为600两,最少为2两;官职最高者为河南巡抚李庆翱,捐银百两;前后两任济南知府陈宽、李天锡分别捐银二百和三百两。表2是据光绪二年《重修山陕会馆碑记》所镌官、商捐款所做的统计,(23)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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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与此次集资的商号中,捐银最多者为1000两,最少为4两。表3是对该碑所镌捐款商人所做的行业统计,请参见。由于会馆重修始于咸丰元年,同治二年完成,表3的统计大体可视作道光、咸丰年间晋商的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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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可见,在参与集资的117家商号中,以首饰和金融二业捐银最多,合计占到商人捐款的60%以上,是山陕商人中实力最强的行业;药、盐二业分别占8.8%和3.5%,也具有一定规模;“其他”一栏的13家商号,包括茶店、烟店、漆店、皮店、锅店、铁店等,除同春茶店捐银100两外,大多为十数两或数十两,最少者只有5两,规模都不太大。此外,有43家商号行业不详,商号数量虽占36.7%,但捐款金额只占总额的20.5%。

  我们还可做进一步的分析,首饰业的11家字号包括8家金店和3家银楼,店铺数量不多,但实力极强。其中和合金店捐银1000两,为此次集资之魁首;公盛、隆泰两家金店分别捐银500两和400两,宝三银楼也捐银400两,均属佼佼者。11家店铺合计捐银3145两,占商人捐款的36.6%,占集资总额的16.5%。表4所列是这11家店铺的名号及其捐款额,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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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业历来为晋商的强项,清代华北各地金融业大多为晋商所垄断。乾隆年间的记载称:“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24)天津、临清、泰安、周村、开封、朱仙镇等城镇的金融业大多为晋商经营。参与此次集资的金融字号包括6家当铺、12家银号、2家钱店以及日新中、天成亨、蔚盛长、新泰厚等4家票号。表5是这24家金融字号的捐款统计,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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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可见,在这24家金融字号中,以亨裕当捐款最多,为630两,正立当200两,隆裕当、光裕当、永吉当各100两,6家当铺合计捐银1200两,已超过24家商号捐款总额之半。银号各店中以震亨号实力最强,捐银220两;和盛号稍逊,为160两,12家银号合计为615两;4家票号共捐银390两,其中日新中捐银240两,其余三家各50两,规模相差较大;2家钱店规模较小,各捐银30两。从捐款数额来看,咸丰年间济南的金融业仍以传统的当铺实力最强,新兴的票号尚未成为行业翘楚。

  参与集资的4家票号中,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三家为道光六年成立,系由原在平遥城内开设的绸、布庄改组而成,且均属于著名的“蔚字五联号”成员。日新中是由日升昌票号出资于道光二十年前后开设的,在京师、张家口、归化城、营口、南京、苏州、镇江、芜湖、汉口、济南、周村等地设有分号。据日新中票号北京分号总结账统计,道光三十年京师与济南的往来汇兑金额只有1866两,到咸丰二年已达89046两,(25)增长十分迅速,故而在济南山陕会馆重修的集资中日新中捐款最多。不过,该票号只经营了20年左右,于咸丰十一年倒闭。(26)故在光绪初的记载中日新中已不见踪影,而新泰厚票号似已成为行业魁首。

  晋商经营的药业,规模虽远不及首饰和金融二业,但特色却十分鲜明。在参与集资的21家药业字号中有19家名为“参店”,当是以经营人参等高档药材为主的;名为“麟芝堂”者,估计是以经营灵芝为主;只有“洪源药行”一家可能经营一般药材。显然,这些字号都是以济南城中的高端消费群体为服务对象的。表6所列是这21家药业字号及其捐款金额,请参见。不过,据《历下志游》记载:济南的药铺“以益寿堂为最,在布政司大街;次则东育生堂,在抚院西”。(27)看来,晋商经营的药店还不是济南城内最著名的,益寿堂、东育生堂等药铺的经营规模应该更大。

许檀 张林峰:清代中叶晋商在济南的经营特色 ——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食盐是专卖商品,明代行开中制,山西商人多以此起家。清代,盐业仍是晋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如嘉道年间天津创建锅店街山西会馆,“盐、当诸商并各行字号”均参与捐款;(28)河南林县“操奇赢罗市利者率三晋之人为之,县属则泽、潞间人为盛,其大者则盐、当二商”;(29)孟津县“盐、当各商多晋人”;(30)山东馆陶县“凡自盐、当以及铁货、布庄、杂行、钱店各生意”均为晋商经营。(31)

  济南城北20里的泺口镇是山东食盐的转运枢纽。行销山东济南、泰安、兖州、曹州、东昌等府以及河南、苏北部分州县的引盐均在永阜场舂配,由大清河水运至泺口,然后转运各地。明代已有晋商在山东经营盐业,如泰安的山西会馆,即为盐、当两行商人在明末捐资修建;销行泰安的食盐系在泺口起岸,“陆路经历城、长清、肥城入本境”,(32)故晋商之在济南经营盐业估计也应始于明代。参与此次集资的盐商为历城、夏津、恩、曹、馆陶五县的盐公店,也就是说,销行这5个县的食盐都是由晋商经营的。

  三、与华北其他城镇的比较

  如果与华北其他城镇做一点比较,晋商在济南的经营特色或可更为明显。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聊城

  聊城位于运河沿线,水陆交通便利。清代中叶晋商在聊城至少有三四百家商号,最多时曾达八九百家,主要经营绸缎、布匹、烟草、纸张、茶叶、海味等商货的南北转运。图1是嘉庆年间聊城山陕会馆捐款的地域分布,可大致反映出该城商业的辐射范围。

许檀 张林峰:清代中叶晋商在济南的经营特色 ——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图1 嘉庆年间聊城山陕会馆捐款商号的地域分布

  图1可见,聊城商货的转运范围至少包括鲁北、冀南、豫东和晋中的广大地区;而张家口和归化城的出现,说明聊城也是恰克图商道的转运节点,张家口的德盛玉、合盛全等字号参与了此次集资,这两个字号在恰克图均设有店铺。(33)

   2.周村

  周村属济南府长山县,是山东中部的绸、布集散中心,它虽然只是一个镇,但商业规模相当可观。道光初年汇聚周村的晋商约有四五百家,其中以金融、绸、布等业实力较强。表7是道光四年周村重修山陕会馆集资金额的行业统计,请参见。

许檀 张林峰:清代中叶晋商在济南的经营特色 ——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上表可见,金融业捐款在总额中占到17%,为实力最强的行业。此外,晋商在周村经营的主要是丝绸和布匹,在重修会馆的集资中,绸、布两业仅20多家商号的捐款已占总额的20%以上。图2是此次集资捐款商号的地域分布,主要来自山东北部、直隶和山西南部以及东北,大体反映了周村晋商所经营的绸、布的集散范围。(34)

许檀 张林峰:清代中叶晋商在济南的经营特色 ——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图2 道光初年周村山陕会馆捐款商号的地域分布

   3.朱仙镇

  朱仙镇属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位于开封城南40余里。乾隆年间汇聚该镇的商号至少有一千数百家,其中绝大部分为晋商。该镇汇集的商货除很大一部分供应开封之外,转销范围还包括开封府属各州县,以及河南北部的归德、彰德、卫辉、河南等府。表8是乾隆年间朱仙镇山陕会馆捐资商号的行业统计,请参见。

许檀 张林峰:清代中叶晋商在济南的经营特色 ——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表8可见,晋商在朱仙镇经营的主要行业有杂货、金融、服饰、粮食、烟草等,各行捐款分别占总额的14.9%、13.6%、9.4%、8.5%和6.4%。其中,杂货业包括京货行、杂货行、杂货铺,还有汴城杂货铺,显然开封的杂货是从朱仙镇进货的;服饰业包括缨帽行铺、估衣铺、靴鞋铺、梭布行、缎店,主要也是供应开封的。金融业中,“祥邑众当商”公捐1100两,应主要来自开封,惟商号数目不详;朱仙镇的商货很大部分是供应开封的,故而吸引了开封金融业的大笔捐款。(35)

  再如,晋商在周口经营的主要是杂货业,周口山陕会馆道光十八年《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所镌捐款行业分为杂货、麻、油、丝、布、果、京货、西烟、山货、鱼米、竹木、药材等15行,在320家列名商号中,杂货一行就有180家,抽厘金额7915两,占行商抽厘总额的3/4。(36)晋商在洛阳经营的商货以绸缎、布匹、杂货为大宗。在乾隆年间创建潞泽会馆的集资中,有绸布商46家、布商38家、杂货商14家、广货商12家、铁货商5家、扪布坊53家、油坊57家,合计225家,共捐银36200余两。其中绸布商捐银27000余两,布商捐银6100余两,绸、布两业合计已占全部捐款的90%以上。这些商货有很大部分转销陕、甘二省。(37)

  以上考察可以看到,晋商在华北其他城镇经营的多属民生用品,且多以南北转运为主;像济南这样首饰业和药业占比之高在其他城镇实属罕见,这显然是以该城的高端消费群体为服务对象。

  四、结语

  济南作为山东省会,省、府、县三级行政中心汇集一城,诸多高官驻节,文人雅士云集,也吸引商人来此贸易。清代中叶至少已有大量江西、山陕、江浙商人活跃于此,晋商是其中实力最强的。

  与华北其他城镇相比,济南的晋商字号并不算多,但经营特色却十分明显。除历来擅长的金融和盐业之外,首饰业和药业占比之高是其他城镇罕见的,特别是21家药业字号中竟有19家主营人参。晋商的这一行业选择,显然是为适应该城高端消费群体相对庞大而采取的策略,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济南商业的重要特点:其一,济南商业主要是为本城居民服务的,转运贸易十分有限;其二,该城商业中奢侈性消费占比较大。

  注释:

   ①陆敏:《历史时期济南城市工商业区的演变》,《济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王丽亚、赵树国:《明清济南商业经济三题》,《济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②雍正《山东通志》卷4《城池志》,国家图书馆藏乾隆元年刻本。

   ③崇祯《历城县志》卷3《建置志上》,国家图书馆藏崇祯刻本。

   ④光绪《历下志游》正编卷3《城志》,国家图书馆藏本。

   ⑤王士性:《广志绎》卷3,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1981年,第54页。

   ⑥崇祯《历城县志》卷3《建置志上》。

   ⑦崇祯《历乘》卷5《公署》,国家图书馆藏本;道光《济南府志》卷9《公廨》,国家图书馆藏本。

   ⑧崇祯《历乘》卷5《公署》、《藩封》。

   ⑨乾隆《历城县志》卷3《里社》,国家图书馆藏本。

   ⑩民国《历城县志》卷4《户口》,民国十五年铅印本。据民国十五年的统计,济南城、厢人口已超过20万,扣除商埠四区的8300余户,32300余口,老城和城关人口共计37900余户,169000余人。

   (11)道光《济南府志》卷9《公廨》。

   (12)崇祯《历乘》卷14《风俗》。

   (13)崇祯《历城县志》卷3《建置志上》。

   (14)崇祯《历城县志》卷3《建置志上》。

   (15)乾隆《历城县志》卷3《里社》。

   (16)道光《济南府志》卷20《灾祥》。

   (17)光绪《历下志游》正编卷3《城志》。

   (18)道光《济南府志》卷66《艺文二》。

   (19)光绪《历下志游》正编卷3《城志》。

   (20)据笔者以往的考察,山陕会馆的捐款商号大多数是晋商。

   (21)光绪《历下志游》正编卷3《城志》。

   (22)光绪二年《重修山陕会馆碑记》,许檀编《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8-239页。

   (23)据许檀编《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第240-247页捐款统计,表3-表6同。

   (24)李燧:《晋游日记》卷3,黄鉴晖校注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0页。

   (25)张正明、邓泉:《平遥票号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30、134、140、144-145页。

   (26)张正明、邓泉:《平遥票号商》,第145页。

   (27)光绪《历下志游》正编卷3《城志》。

   (28)道光九年《初建山西会馆碑记》,许檀编《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第399页。

   (29)乾隆《林县志》卷5《风土志》,国家图书馆藏本。

   (30)嘉庆《孟津县志》卷4《风俗》,《中国方志丛书》本,第162页。

   (31)光绪《馆陶县乡土志》卷8《商务》,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

   (32)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76-377、216页。

   (33)关于聊城商业的具体考察,详请参见许檀《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5年第3期。

   (34)关于周村商业的具体考察,详请参见许檀《清代山东周村镇的商业》,《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

   (35)关于朱仙镇商业的具体考察,详请参见许檀《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36)详请参见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37)详请参见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9年第20191期 第1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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