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民间信仰是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发展与演变是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的直接反映。“长城作为边疆及过渡地带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区——长城文化带。它既是中原王朝的边防带；又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带，既是农、牧经济相互渗透的过渡带，又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汇聚带。”从这个意义上讲，微观环境下对长城沿线的城堡聚落民间信仰的研究有着多重意义。本文对板厂峪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明清时期当地经济、文化、社会秩序与运行。根据碑刻、家谱及田野调查所得材料，与地方文献相互印证、补充，阐述明清板厂峪及周边地区城堡聚落民间信仰的情况与特点，以及蓟镇边境经济、政治、军事与社会信仰的相互影响。
关键词：板厂峪 长城 聚落 民间信仰
陈厉辞：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研究室主任，馆员，东北大学硕士研究生。
董劭伟：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社科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2017年6月，板厂峪村中心位置，旧堡处，村民张贵华、许国臣住宅间空地发现碑刻，长122厘米，高125厘米，厚15厘米，上刻有五道、虫王、龙王、山神等多个民间神祇（后称碑一）。同年7月，明代山海兵部分司主事南直人吴光义撰写的石刻《天然洞碑记》在板厂峪鹿场被发现（后称碑二）。该碑长2米，宽1米，厚0.18米，现断裂为两段，拼接如一。碑刻原立于板厂峪天然洞洞口处，建国后消失，光绪《永平府志》等文献记载了碑刻前半篇洞天福地的自然景观及在此修炼的翟尚儒的人生历程等内容，后半篇撰文、丹书的人物、官职已失记载，今誊写弥补。该碑刻与乾隆年间立于天然洞左侧的《天然洞增修三间大殿碑记》（高2.21米，宽0.85米，厚0.18米）、《天然洞增修正殿三间碑记》（高2.25米，宽0.83米，厚0.18米）相互佐证（后称碑三、碑四）。两块碑刻的面世，对揭示板厂峪及周临地区民间信仰演变有一定的意义。本文结合当地碑刻、家谱及相关史料围绕两块新发现碑刻展开讨论。
一、碑文原文
碑一：“五道之神位/虫王之神位/龙王之神位/山神之神位/土地之神位”。
碑二：“《天然洞碑记》/海内外称洞天福地三十有六，皆不可穷诘。予登吴山，云是洞天之一，山势奇拔窈幻，喜怒揖让情性形体，诸态毕具。中有丁仙人遗蜕/在焉。东四十里为法相寺，幽渺过之。佛祖长耳相亦遗蜕于此，皆历千百年不坏。大都天地钟灵之气必籍仙人以传，彼其精气神之炼/结凝聚，上薄重玄，下入无间。于山川灵秀之气，互相摩荡挽摄，故福地不虚而真人籍以不朽。此三才相成之妙也。岁乙卯，余奉/命守山海，暇登角山之巅，南眺大海，北望穹庐。见其盘礡踊跃，如千军万马奔突而来，以入于海。海水绕其前，盘则如带，踊则如云，吞吐日/月，穷奇极变，意山水交会。若此，必有洞天福地俯嵌其下。询之土人云：百里外有背牛顶，登者作猱状，仰梯而上，然界于夷地，罕有居者。/折而西，则有天然洞，洞不知为福地与否？大都玄猿白鹤之场，榛莽之所封也。道人翟太真，始辟而居焉。太真隶戎籍，事业屠沽，其于玄/理漠如也。一日，追虏出塞，下马居山隈，危坐不觉入定。虏骑驰突过，不加一矢，若有呵护之者。既收兵，查无翟卒，意必中虏，主者急遣/人搜之，瞑坐如故，始挟以归。自是行住卧坐，不期而定。定则终日如尸，惟一息绵绵不绝耳。人皆以道人为颠道人，亦不知其是颠是玄也？/久之弃屠沽业，断荤酒，从事清静，遂渐透玄宗尝避谷五七日神愈旺夏月裸体曝赤日中，历几旬不倦，盖庶几入火不热者欤！夫玄/之为教，聪敏有识力者，多希心瞑目于此。然瓢云笠水穷年不能涉津梁一步，道人目不识丁，身不离行伍，猝然从事，未十年而功以不/解，解以无得失，盖其素根然也。洞去山海七十里，接壤虏境，世不知有天然名，知名自道人始。异日道人证其果，神出蜕遗，与丁仙人、长/耳相呼吸。相应洞亦与吴山两芥子焜耀天壤间岂非三才相成者哉！余且携道人南遍历名山，行将挂瓢于此，与道人同为天然洞主人，/先为之识其颠末。万历四十六年/赐进士第、奉直大夫前奉/敕管理山海关事务、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淮南吴光义撰立；义之裔振藩丹书；/天□主人沈王定府国公令行人司行人江西饶州□训；/钦差总督宣大□西等处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宗□；/钦差总理永平等处粮储兼管屯种、户部浙江清吏司郎中□□□□雅；/直隶永平府抚宁县知县王台......中色；/钦差镇守宁固蓟州延遂等处地方总兵官左军都督府都督□□熏；/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副总兵挂征虏将军印前军都督府同知□□㣧；/钦差协守蓟镇东路等处地方副总兵官都指挥任自谦、姜弼、□自勉；/钦差督抚两院中军□□□副总兵官都督佥事□登□□□□□□□；/钦差分守石门路等处地方参将都指挥佥事□□□□；/钦差延绥入卫游击将军都指挥佥事盛以彰、马得；/钦差守备义院口关等处地方□都指挥体统行事都指挥佥事□□□；/备桃林口......处地方□都指□同知焦□延；/调黄土岭关等处地方□都指挥佥事徐应垣......。/翟道人原......化县人，山海卫前所/......尚儒，字太真，住抚宁县东，孛老/座久□静脩，后□万历三十二年□□□伍/日斯此□□。男翟自明孙翟承德；/主持徒众许宗禹、张文礼、/丘旺、董自清、/刘自成、郭如松；/徒孙李文、/尤□□□□□；/锓宝真定郭常。/”
碑三：“《天然洞增修正殿三间碑文》/天然洞在长谷村南三里许，大明月觉主人潞王之所□（居）也。洞自天开，初为鹿豕之所，维草宅之。万历年间翟公卜居于此，未尝以半锥/□□，未尝持钵沿门，化善男信女缗钱斗粟之施也。跏坐晒伏台，即冬天夏日，未以寒暑而移席，宛似陈希夷之睡眠者。然踵息洞中/则亦废饮，不以饥渴而他往，有如广成子之餐霞者。然终未尝如佛所不应，以善男子身得度者，即现善男子身而爲说法，应以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也。若夫以神气而起公卿之沉痾，仙家幻术馀无它多赘焉。迨遐飞太清之后，大明缙绅先生于其/处肯构殿宇，颜曰天然洞。明末清初，远近善男信女始家喻户晓，为之焚香顶礼，而道中人更喜布施，所以殿宇百五十年犹未至倾圮/也。去岁住持然崐募化附近居士及女菩萨资财，增修正殿三间于旧殿之上，足以壮丽而宏观瞻者，独善信居士之力耶？乃聘女成/男之女菩萨佈施银钱爲最多焉。真人灵感能遍及闺阁，其修行果何如也？住持者不敢没其信心善念，故折余爲文以志之。/临榆县生员吴廷玺撰文；/临榆县生员贾彬书丹；/昌黎县布衣张以礼篆额；/住持然崐徒智修立；/乾隆十七年岁次壬申十月上浣之吉。/”
碑四：“《天然洞增修三间大殿碑文》/尝窃谓地方之有佳山水与真胜迹，地方之瑞也。然每易于倾圮而难于增盛，不难于增盛之无其资，而难于增/盛之无其人。即如长谷之东坡，望之峰峦叠翠，树木葱茏；就之流水潺湲，石洞幽森，云垂松护者，是长谷之佳山水也。/大明万曆年间翟公卜居于此，创晒伏台，跏坐其上，即经旬累月，踵息凝神，不以寒暑饿渴而移席，数载丹成，物/莫之伤，如南华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水不热。雨樵道人有句日：“十年丹就无寒暑，脱髻飘然跨/海还。”此翟公之真蹟也。翟公去今百五十年，而殿宇丹炉未尝倾圮者，则地方善信居士爱惜名胜并重真人道德，/不吝资财以补葺之也。去年住持然混、其徒智修谓旧殿卑暗，于正殿之上又增造大殿三间，供真人之绣头画影/于其中，庶严壮丽而大观瞻，且可为游觞咏之所，遂谋诸长谷远近居士而□□为，卜吉今年十月立碑记其事。/余不知住持之修行能如真人否而喜善信居士能惜名胜而增修之，故为文而志之也。/昌黎县布衣张以礼撰文；/临榆县生员贾彬书丹；/临榆县生员冯天佑篆/额；画工徐虎文；鸠工罗德思；/雕工李九思；/木工孙洪；/石工王应善；/乾隆十七年岁次壬申十月上浣之吉。/”（背阴刻姓名略）
板厂峪地区明清时期民间信仰探析
板厂峪村，位于秦皇岛市驻操营镇西北部南北长6公里的长谷之中，故旧称长谷村。该村面积约30平方公里，又因森林资源丰富，盛产木材，后称板厂谷或板厂峪。至少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前，明庭在此修筑长城，设立关口。嘉靖元年（1522），板厂谷堡设立，此后的嘉靖、万历数十年间板厂峪发生多次战斗。为了防御残元的袭击，板厂峪多次修筑新边，军事防御体系不断完善。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已有军民三十二家，清代光绪五年（1879），由于军事作用的减少与村民人口的增加，板厂谷堡已废，取而代之的是周边板厂峪村落的兴起。明代，在增强军事防御的同时，板厂峪至少发生了两次人口迁入，即隆庆、万历年间随南兵北戍的刘、王、许、尤姓家属与崇祯年间，山东陈、杨、于、贾姓氏的村民。两次大的人口流动对当地民俗信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对碑一信息的研讨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村落，社会结合的纽带可能是以血缘为主，也可能以地缘或业缘为主。信仰往往在社会结合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促成社会整合的主要机制。”板厂峪，因兵士戍边而成，初为军堡，兼有制造城砖等建筑构件的职能，在其诞生与向农业社会聚落转变的过程中，宗教信仰与氏族文化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碑一篆刻内容为五道、虫王、龙王、山神、土地的神位，与当地农业、丧葬、祥灾祭祀有直接联系。该碑供奉五位神祇与冀东地区民间供奉基本相同，但形式上又有区分。首先，五位神祇既合并祭祀，也单独建立寺庙，碑一五道庙即采取共同供奉的形式。其次，与八蜡庙等多神祠庙在神祇数量、排列顺序上又有不同。反映了板厂峪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的特点。
确认当地聚落遗址功能
该碑发现于板厂峪古堡东100米处，初步判断该祠庙应与板厂峪古堡同期稍晚，即嘉靖元年稍晚。该古堡分为东、中、西三个建筑遗址群落。2002年，随着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板厂峪明长城砖窑的发现，确定了古堡西部聚落遗址为长城砖晾晒成形的区域，古堡东部聚落遗址为长城砖烧制区域。碑一说明古堡中部聚落有祭祀职能，该处应为驻地军民的生活区。
以农耕文明为中心的信仰体系逐渐形成
明朝初期，长城一线驻防军队，“明太祖沿边设卫，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遇有警，调他卫军往戍，谓之客兵。永乐间，始命内地军番戍，谓之边班。”班军“岁春秋番上”“三月毕务，七月来京”形成定制。后因班军人数太多，“久不得休”，遂分为春秋两番人马，轮流备战。隆庆、万历年间，班军不但用于战事，还参与治河与工役，“有警可招募，有工可雇役”。这些在明朝中前期负责边境戍防任务的客兵、班军并非长期驻屯，而是以遇警调戍或半年轮换的戍卫，但仍然有屯田任务，明政府规定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而碑一的神祇供奉，说明至少在嘉靖年间的板厂峪堡已有农耕文化与民俗，这里不单单是军事要塞，驻防人员构成除士兵外，还应有大量民众，构成类村落式堡垒。
然而，轮流戍防的“边班”与“有罪谪戍者”并没有为大明北部边境带来稳定，“逃往之数多”“边防日坏”。戚继光从浙江处州、绍兴、义乌、台州等地调兵携家眷戍边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发生了。板厂峪村民多为戚继光调领北上浙兵或其军属后裔，同时期谭纶也有实边恳田的筹划。随着南方兵勇与家属安居，传统意义上的村落逐渐形成。清朝建立后，板厂峪堡失去战略价值被村落取代，土地被进一步开垦，当地乡民形成了农耕民俗与宗族文化相交织的信仰体系。
五道神在中国北方较为常见，分布也最为广泛。王守恩先生根据对太谷全县100村落的田野调查，统计出“1937年前神庙数为1346座，而其中五道庙最多。”李景汉曾于上世纪30年代在河北省定县对453个乡的寺庙进行社会调查，也得出“五道庙最多”的结论。冀东地区的各县村庄也大多建有五道庙。光绪《乐亭县志》记载：“五圣祠，一名五道庙，村村有之。”五道庙多供奉于堡门附近或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祠庙。与板厂峪堡类似，其东20里的董家口大毛山旧堡东南200米处也有一处五道庙，主要职能是防止野鬼入村寨作祟，因此其塑像面目多狰狞恐怖。
从作用上看，板厂峪居民虽对“五道神”的概念比较模糊，但普遍将碑一出土处的祠庙叫作“五道庙”，功能为祭祀，认为“五道”相通，受祀者能够得到祭飨。故当地居民都会在此处丧葬祭祀。五道庙是死者在阳间最后停留之处，也是与亲人最后道别之处。板厂峪及周边村落都盛行“报庙”仪式，五道庙则是该仪式的重要道场。乡人去世后，亲属在五道庙哭祭死者，焚烧纸钱，泼洒浆水，以示对死者的不舍。“报庙”之前的仪式是“拉魂”，板厂峪的高龄老人依然能记起五十年代的参加仪式的场景，亲人哭的悲惨，代表者对逝者的挽留，一再将西去的灵魂拉回来，直到亲人们精疲力竭昏厥过去才能放手。入殓之后，午夜，孝子当头，族人依亲疏远近排列成列，一同到五道庙祭祀，直到此时，“入殓报庙之际，死者才真正进入阴间。”有学者认为“五道神”即使古代“五祀”中“行神”的演变，与“五通神”“五道将军”“五路财神”关系密切，相互影响极深。五道庙的发现即说明当时当地已经有了较为系统丧葬民俗。
有明一朝，仅抚宁县有详载的严重自然灾害包括雹2次，地震4次，水5次，虫6次，旱3次，风4次，这些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饥”，康熙版二十一年版《抚宁县志》灾祥一篇关于“饥”相关讯息出现了七次。所有灾害中，水（旱）灾、虫灾与“饥”相互联系最为紧密，也是对抚宁百姓生产生活影响最大的灾害。就板厂峪而言，四境环山缺水，域内仅有一条时断时续的时令溪，故少水灾之险，发生旱灾的次数又比虫灾少，且旱灾往往伴随虫灾发生。故碑一将虫王排为第二，于龙王之前。
正因旱灾与虫灾成是影响当地作物产量的最直接因素，祭祀虫王、龙王成为与当地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宗教活动。
祭祀虫王的风俗出自八蜡庙，光绪《永平府志》记载“蜡者，年终腊祭也”，最早的文字记述出自《礼经》。八蜡的宗教习俗是伊耆氏（神农时期）最早开始的，“唐虞因之，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曰蜡，汉曰腊祭。”后世一直延续。明代弘治十四年永平府八蜡庙共三处：“一在滦州北三里紫金山上，弘治五年知州潘龄建；一在抚宁县东南三里紫金山，成化年创建；一在乐亭县西一里。”到光绪五年已有七处。八蜡指的是祭祀八位神祇“一先啬、二司啬、三农、四邮表畷、五猫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虫”。对虫王的祭祀即出于此。宋代以“昆虫为害苗者，不当祀”为由废除了昆虫的祭祀，后世以祭祀刘猛将军代替。虫王的祭祀范围在明永平府较为广泛，卢龙、迁安、抚宁、滦州、乐亭、临榆等县都有相关记载。
龙王或称龙神，永平地区祭祀由来已久，各县龙王的寺庙神祇也较多，其修建普遍带有官方色彩。光绪五年永平府有龙王庙11处，府治卢龙与抚宁、滦州、乐亭、临榆等地由当地知县修建。仅临榆一县就四座龙王（神）庙，雍正、乾隆皇帝分别题字“四海永清”“永庆清晏”。对龙王的祭祀以单独立庙为宜，故纵使八蜡庙有“水庸”祭祀，但各县仍建设了龙王庙。据明永平知府常文魁在《重修龙王庙记》中记载：“己未夏初，旱虐异常，草枯地赤......即设坛于八蜡庙，率属员绅士日祀神前，夜宿斋坛。至三日，竟不雨。”乡老告诉常文魁：“龙王原有专祠，在南山之麓。”常文魁来到旧殿遗址，考证断碑，“于是跪而祷曰：......来朝降雨，余当聿新厥祠，永祀香火”。这次祷告颇为成功，“及暮阴云四布，大雨滂沱”。板厂峪堡附近河道也独立建设了龙王庙，平常的年份百姓就在本地龙王庙祭祀。此外，板厂峪地区及周边乡民有赴大新寨龙潭祈雨的风俗，每逢大旱板厂峪村民赤脚赴龙潭祭拜，以示虔诚。
对山神、土地的祭拜更为广泛，从地域上看，有人类生活的区域就能发现对高山与土地的崇拜，中华文化更是将崇山厚土的观念视为人文精神基因。对土地的信仰，源于对生命创造的崇拜。土地能够生养草木庄稼，女人能生养人类，两者都有生育功能，《易经》曰：“坤地也，称乎母为坤”，故有“大地之母”之称。从时间上看，山神、土地等自然神观念形成于新石器时代，伴随着人类文化体系初始而产生。从功能上看，在中国几乎每一座山、每一片土都有神祇。历代各朝都把山神封为正神，凡祀与戎或其它国家大事，皇帝都要亲自或派员告祭。如泰山封禅、登基大典、春秋两季祭典等，祈求山神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板厂峪地方民俗中的山神即是山林中的土地公，两者是“双体同源”之神，与泰山等五岳山神有不同的含义。又因本地多山，林木、矿藏、狩猎与农业一样都是获得资源的重要手段。在自然环境影响下，当地同时存在山神与土地神信仰，并单独设有庙宇。碑一中山神与土地牌位同列，并稍排于前。
（二）板厂峪地区马神、关公信仰
虽然建设了众多民间神祇，说明当地已有极为丰富的民俗与经济生活，但有明一代板厂峪堡其军事功能并没有向以农业文明为中心的一般乡村职能完全让渡。可能受边疆地域文化影响，板厂峪神祇武神众多，文昌不昌。
马神信仰与边境战争与贸易都有关联
在众多神祇信仰中，马王信仰是较为特殊的信仰。在板厂峪单独建有马王庙，与五道庙修建于同一时期，居于堡外东侧的五道庙与天然洞中部，现已荒废。马王庙的修建与战争、马政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国家莫大于戎，军政莫急於与马”，明朝洪武年规定“民养马免税”，认为“为马即为兵也。为马与兵即为国家固疆场也”。马政主要包括军马的牧养、征调、采办、使用等方面。马王被明庭列为国家正祀，由官方主持祭祀。永平府府治卢龙县与迁安、抚宁、昌黎、滦州乐亭、临榆等地都建设马神（王）庙，其修建由官方负责，也就是“官庙”，成为国家军事与政治的象征性符号。因地处边界，故“马政，惟边最重......故马之产，惟边最良。古榆关地，东北之要冲......故额设马多于他邑。”板厂峪位于蒙汉交战锋面，战事频发，为马王信仰的传播奠定了极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与现实意义。
除战争因素，边境的马市通商也与长城周边的马王信仰有一定联系。板厂峪旧堡沿山谷北行三里至“戚继光于万历十八年（1590）主持建设的新边”大安口。 大安口原名大鞍口，位于西城楼（245号）和六眼楼（246号）之间的鞍成山相对低矮的鞍部而得名。该口位于长城新边外侧与城墙上方相联，有口高1.8米，宽1.2米，古时为蓟东长城内外骡马互市交通要道，“夷人以市为金路，唯恐失之”。2016年秦皇岛市文物局对该段长城维护时发现“大安口”刻字，并出土“放”字铁铸官印，收藏于板厂峪长城文物陈列馆。板厂峪边外为残元旧部后为反复叛降的朵颜塞北三卫，因此军事战争与和平贸易交替成为该地区的时代主题。战争时期所带动的移民与和平时期的贸易使板厂峪堡由最初的军事驻地，逐步发展为小区域经济文化中心。
“武神”信仰的特殊性
关公是明清两朝多次敕封的“正神”，有“多种身份”。他是“武神”，也是“财神”。他是儒家的武圣人，佛教的珈蓝神，道教的崇宁真君、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帝君、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既管文昌星，也管武曲星的“朱衣神”。“万历中，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帝君。清顺治九年，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加封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有众多封号，也有固定的祭礼，“雍正五年，加享用帛一、爵三、牛一、豕一、羊笾豆各十。其祭日祭品用帛三（白色）、爵三、羊一、豕一、笾豆各八。”
在民间信仰中关公还有许多特殊神格，譬如战神、驱妖、辟邪、救灾、降雨等。这些神格在地方历史传说多有体现。如永平府志中明代刘效祖《台头营新建关王庙碑记》记载：台营北多冈峦，水辄涨而啮城。认为“汉寿亭侯正神也，能为人御灾捍患”，故“若兹水患当立神祠以镇之”。“隆庆年间，广平府遭遇暴雨，山洪侵入东门，眼看城内江北大水淹没，关羽显灵，一脚踢倒城门楼，填充了东门，挡住了洪水。”供奉关公是“克敌制胜”的传统。永平府内最为名胜的傍水崖关帝庙，是为了纪念在此战胜蒙古兵的大将张臣而建造的，军民将此归功于关帝的保佑。“惟石门寨西北二十里许傍水崖，隆庆元年（1567）总兵张臣与蒙古战，获神佑立庙崇祀，宏敞壮丽，为东藩之胜地。”为了“以答神贶”。抚宁知县王台“给田一百五十亩，以供应焚修。”
关帝庙在永平等沿边各地是极为广泛与特殊的神祇。“明军在重要关隘皆建有关庙，甚至不止一座，“九边”无不建庙。”因数量众多，《永平府志》仅记载县治与府治周边的关帝庙，山村堡寨并不在列。从地域上看，永平府关帝庙分布密度与发生战事的密度成正相关，越靠近边关，关帝信仰越浓厚。其中卢龙城四座，清代建有两座；迁安三座；抚宁两座；昌黎两座；滦州一座，明万历年间先后改建、补建，清同治元年又重修；乐亭一座，明万历重建，清雍正重修；临榆五座，“余不可胜载”。雍正《畿辅通志》记载：“永平府关帝庙：山海关者七，唯石门寨称最盛。”板厂峪紧邻石门寨与其唇齿相依。每逢敌军攻寨不下，都东转攻其下肋，分兵板厂峪。险峻的环境，激烈的战事都为板厂峪及周边地区的武神信仰奠定了社会基础。
军事堡垒对武神的信仰与其他有信仰严格的区分。目前，在板厂峪所有寺庙遗址中，只有“老爷庙”位于城堡内部。老爷庙又称“关帝庙”或“财神庙”，主要供奉的神祇为关羽，部分寺庙还供奉有关平、周仓、廖化、赵累等神像。在边塞堡寨是忠勇的化身、战神与守护者。“堡寨关帝庙（老爷庙）大多是官方庙宇，大多修建于堡门或官衙附近，有守堡震慑四方的作用。”故板厂峪堡内部唯一的神祇遗址-老爷庙遗址说明武神信仰不同于其他信仰，该堡的军事职能并未向一般经济职能完全让渡。
（三）宗族信仰与宗教信仰的融合
明代中后期，边境各口的戍卒家眷沿边定居，形成了以血缘与姓氏为中心的乡村聚落。在这些关口堡寨的“祭祀圈”与“信仰圈”逐渐融入了本姓先祖与乡贤大德。从此，以祭祀祖先乡贤为主要形式的宗族信仰与以祭祀各类神祇为代表的宗教信仰在板厂峪并行存在。
明崇祯七年（1634），蓟东石门路边防战事频发，钦差参将管义院口关事金斌于正月初六巡边时发现五处城墙被雨水冲毁。思虑按程序请班兵修城已然不及，故急询当时被敕封寿官的老长官王守道，居住于板厂峪的乡耆高廷科等多名原任都司、守备、县丞、序班的人员，募资二百七十两白银修边。后人为纪念王守道、金斌二人捍卫之功修建三善祠。该事被记录在光绪三年重修的《高氏系谱》，光绪五年编修的《永平府志》也能寻得吉光片羽。
根据《高氏系谱》记载，高廷科先祖原籍山东莱州府掖县，入山海卫系地宁社三甲。其四世高廷举、五世高继志、六世均生活于板厂峪，辞世后归葬于板厂峪高家坟，有碑记与家谱对应。
“《捐募钱粮创建城楼修城垣题名碑记》 钦差参将管义院口关事今升宣镇南山副总兵官浙人金斌于崇祯七年正月初六日到关登城关得住。城先年即被雨水霖毁，里外口五处计工四十余丈。因外通虏，逢极冲之地，奴警告急，城垣倒塌不堪备虏，思请班兵恐不济。急询邀寿官王守道、乡耆高廷科等原任都司守备、县丞、序班等官王应龙、赵思恭、赵思敬、王梦龙、李正春、高继祖、高继先、高继志等公谪募资修寨方为早竣。而寿官王守道等慨倡募众助银二百七十四两六钱二分，自捐俸库米共银一百三十八两一分七厘。二项共捐募银四百余金烧办砖瓦灰，雇觅摸头杨瑞玉等率夫如式一一修补完，因堪以防御。业经禀报......俸银一十八两，觅夫采木买□砖瓦木料创建住城东西北三面城楼。而东西两楼作为备器之库，北楼为大市庙宇，募资塑籹像护庇一方护福无量，备将愿各流芳千世。崇祯十年丁丑四月乙已孟交。”
“三善祠 在临榆义院口三官庙内，祀参将浙人金斌，寿官王守道、乡耆高廷贵。明季边防最重，义院口为关隘要地。斌于崇祯七年抵任，查阅城垣半为倾圮。约集诸绅耆，捐募鸠工为修整计。众情踊跃，数月功成。嗣屡经烽警，而地方赖以保全。是役也，王守道、高廷科二人，赞襄之力居多。后之人思捍卫功，为祠以祀之。”
三官庙三官之称“盖谓天、地、水也”，即“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明代滦县人韩应庚在《重修三元大帝碑记》记：“天地之间，神德为盛，三官之神，尊且最灵。天下都邑，无不祀三官者。”在三官庙修建三善祠表明传统宗教文化与地方宗族信仰高度契合。据板厂峪村民回忆，直到新中国成立，石门寨、驻操营仍有在三官庙祭祀的习俗。直至文革时期三官庙被破坏，现在遗址处还能寻找到本祠碑刻残迹。三官庙虽已不存，但板厂峪及周边村落祭祀先祖的传统仍然保留，部分家庭将祖先牌位放于家中最高处，每逢节日上香祭拜，有祈福家庭平安、家人健康的寓意。
二、在明清政府引导下，乡贤祭祀与佛教的融合。
板厂峪及周边长城一线寺庙较多，与明、清两朝对佛教的扶持有很大关系。从明、清在该地区寺庙新建及重修的时间、地域密度上讲，佛教成为安抚民众，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板厂峪与佛教最早的交集是一位名为翟尚儒的道士。据光绪四年《临榆县志》与光绪五年《永平府志》记载：“翟真人，名尚儒，字太真，顺天府蓟州人。初隶戎籍，后舍业断荤酒，从事清净，渐透玄宗，尝辟谷五七日神愈旺。因遍游天下诸名胜，明万历间至山海关城北天然洞。洞故封榛莽中，真人爱其奇邃，辟居焉。冬单衣赤足不知寒，夏曝烈日中不知热。暝坐或五六日或三四日，足不出山者不计年。洞中有泉，目眚者取水涤之即明。洞外有溪，汲以治疾即愈。众神之，趋谒者踵相接也。嗣于万历三十二年五月初五飞升，遗发三团，乡人即其地建祠祀之。”
翟尚儒虽去世多年，但天然洞及一座明塔遗迹尚存。洞口上方镶嵌“天然洞”石匾一块，为万历四十三年（1614年）所刻。1978年抚宁县文教局曾组织人员，入洞70米处，其洞广阔如厅堂，下有水潭，虽仍能下行，但因深邃莫测，未贸然潜入。1983年12月，抚宁县地名办编写的《抚宁县地名志》记载，“天然洞为石灰岩，呈树根状，许多支洞向两侧斜上方延伸。主洞较宽敞，入洞10米后可直立行走。再向前走，洞分三大支，并由水渠。再前行，爬过“鹞子翻身”，洞更加开阔，洞内潮湿，并处处滴水，形成许多酒盅大小的“水坑”，有一处名为“三盅酒”。天然洞全长约5华里，至今无人走完全程。”1994年7月秦皇岛市地名办公室编纂《秦皇岛市地名词典》：“翟家洞，在抚宁县城东北45公里。明万历年间，仅道人翟尚儒加工修饰，故名。洞长约2500米，宽3米，高1.5米。系石灰岩溶洞，呈树根状，许多支洞向两侧斜上方伸展。主洞较宽阔。洞内岩石潮湿，并处处滴水，形成多种景观，如“三盅酒”、水潭。根据村民叙述：“在天然洞70米间，有天洞，天洞上有九个石碗，相传喝了这九个石碗中的水就可以治百病，以碗中的水洗眼睛，可以使眼睛更加明亮，洞中分为天洞和水洞，水洞很深，据说是一千米，在一百米的位置上塌了，导致现在的人们无法考证，洞中有三座铜佛，一米二左右，1937年，驻义院口日军下午三点到洞中把三尊佛用马车拉走了。”
在天然洞西南20米处有塔。为六边形密檐式实心七级砖塔，高15米。塔基为石砌六面台基，每面长4米，高1.5米。上建有须弥座，塔身第一级，每边长2.32米，高4米，中每面有佛龛供佛像一尊，上左右两侧有浮雕飞天，檐下有砖雕斗拱，每面两朵，每转角一朵，檐部有砖雕椽飞。从二层到七层均为叠涩檐，塔刹部分为铁制宝珠、刹杆。始建年代无载，据初步鉴定为明代，翟尚儒的墓就在塔下，推断该塔为祭奠翟尚儒修建。1982年7月23日经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光绪五年《永平府志▪志余下》虽介绍翟尚儒平生，也产生若干疑问。一是该介绍过于简单且除前两句，余下全文叙述的是天然洞神奇之处。翟尚儒究竟来于何方，有何作为？二是文中仅知翟尚儒“辟谷五七日神愈旺”，并未叙述其功德，乡人为何在其死后“建祠祀之”？三是为何以佛塔供奉“透玄宗”的翟真人？翟尚儒与板厂峪有何种联系？碑二、碑三、碑四结合家谱文献能够从侧面解释这些问题。
翟尚儒，字太真，顺天府蓟州人，“住抚宁县东”。史志碑文未述其身世。但根据道光八年六月联芳常重修《骊城翟氏世谱》记载，骊城翟氏八世祖翟凌云（明兵部尚书翟鹏曾孙），生三子，长曰鸿起，次曰鸿图，幼曰鸿峰。第九世翟鸿起，号临海，系武庠，生四子，长曰玠，次曰珍，三曰璋，四曰璇；翟鸿峰，号襟海，由庠生，生二子，长曰心儒，次曰尚儒。十一世翟凤翼，字子玉，庠生，生三子，长曰崇儒，次曰品冠，幼曰宪儒。十二世翟尚儒，字圣裔，生一子诩；翟品儒，字梦协，庠生，移居石门寨。因此，翟尚儒因为山东兖州府同知翟凌云曾孙、兵部尚书翟鹏六世孙。其祖父翟鸿峰为山海卫经历；其堂弟翟品儒又“移居石门寨”，据此推测天然洞翟真人有可能是骊城翟氏之后。
翟尚儒生于传世之家，祖先累有功德，名“尚儒”，字“圣裔”自然是家庭给予其光耀门楣的厚望。家族虽有翟鹏这样的高官大德，但到翟尚儒这一代已经式微。虽然经过一番努力，翟尚儒也仅仅是加入军籍，成为一名阶层极低的下级军官。史书所谓“事业屠沽”并非真的杀猪宰牛，而是对出身微贱者的蔑称。家门的荣耀，家国的抱负，促使他奋勇作战，孤身追击胡虏越过长城边境。可能是遇到大队敌军，翟尚儒“下马居山隈危坐，虏骑驰突过不加一矢，若有呵护之者”。“居山隈危坐虏骑驰过而不加矢”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是敌人急于撤退，慌忙间没有发现“不觉入定”的翟尚儒。第二是翟尚儒躲到了不易被人察觉的所在，比如“天然洞”。等到收兵，上级将领发现翟尚儒并未归营，“急遣人搜之”，却发现他“瞑坐如故”。可能是体味到了战争的残酷，也可能是因军中晋升无望的残酷，从那时起，翟尚儒“渐透玄宗”，“行住卧坐，不期而定，惟一息绵绵不绝耳”。
翟尚儒生辰不详，最早见于志书的事迹是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这一年，孙嘉猷“游于王将军署中，一病几无起矣。”于是找到“先师翟真人处”，翟尚儒“遂施起死之功”，“逾旬少愈”的孙嘉猷“扣手座前”以示感谢。第二年（1563）孙嘉猷再次拜谒翟尚儒，此次身情爽朗的孙嘉猷游历了板厂峪，“天朗气清，风和景明，花语韡韡，鸟语嘤嘤”，“恍如桃源避秦处”。又入洞中探寻，看到洞中奇妙景象，感叹“不独洞天之一，抑亦福地之首者乎？”
看到宛如仙境的美景与天人般的翟尚儒，孙嘉猷折服了，当即作诗四首。“萍迹蓟之西，师居蓟之东。若无夙生缘，千里奚相逢？驱病非针砭，下手以神功。回生呵咄间，降魔唏嘘中。顷刻涌泉下，上与泥丸通。向重如沉石，今轻若御风。从此皆余生，仙师活无穷。”创造奇迹自然是真人道法高深的象征，仙法胜于医术也符合世人对仙人的认知。因此，“下手以神功”可能是一种高超的推拿引导、点穴或针灸功夫，“驱病非针砭”恰恰证明了真人医术高超。仙人的医术是仙术，仙人住所也必为洞天福地，故“洞中有泉，目眚者取水涤之即明。洞外有溪，汲以治疾即愈。众神之，趋谒者踵相接也。”单纯的泉水、溪水不能治病，但用清冽、富含营养的山泉水制作药品汤剂会有佳效。翟尚儒是一位内、外兼施的医术高手，也是一位救死扶伤的修真者，天然洞清幽奇特的自然环境更加深了主人翟尚儒的神秘，故“众神之，趋谒者踵相接也”。
翟尚儒何时来天然洞修炼不得而知，但显然比碑三所述：“万历年间翟公卜居于此”要早，至少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翟尚儒就寓居于此治愈了孙嘉猷。翟尚儒去世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光绪《永平府志》与碑三“去今百五十年”记载一致。碑二“孛老/座久□静修后□万历三十二年□□□”大意也是如此。翟尚儒生前妙手仁心，远近闻名，却从未“持钵沿门化善男信女缗钱斗粟之施”，享有极大的民望，去世一百五十年“殿宇丹炉未尝倾圮者则地方善信居士爱惜名胜并重真人道德，不吝资财以补葺之也”明末清初，“远近善男信女始家喻户晓为之焚香顶礼。”乾隆十七年，“住持然混募化附近居士及女菩萨资财增修正殿三间于旧殿之上”，“供真人之绣头画影于其中”。人格与神格融合，或者说人格被神格所替代，翟尚儒显然不单单仅是道德高尚的道士，成为远近闻名供奉的乡祠与神祇。
与翟尚儒相关的史志碑文，编写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是“碑二”万历四十六年（1681）时任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的吴光义撰写的《天然洞碑记》。碑二“沈王定府國公”与碑三“大明月覺主人潞王之所居也”中的沈王与潞王应为同一人。第一代沈王，又称沈简王，朱模，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庶出第二十一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四月十三日封于辽东都司沈阳中卫（今沈阳市），因年幼未到封地，当年又改封潞州。永乐六年（1408）五月初二，正式就国于山西潞州。故碑三将沈王又称潞王。“沈王定府國公”指沈定王朱珵尧（1584-1633），《明史》有“沈王珵尧由郡王进封，其诸弟止应为将军，珵尧为营得郡王。”的记载。他几乎不参与政治，却对文学与佛学有很深的造诣。存世的15首诗歌，《寄题林虑山赵炼师精舍》、《山僧》带有禅意。《山西通志》记载了两处寺院建设与其有关的记载：一是“梵境寺在城东北隋时建唐仪凤三年赐潞州刺史贺拔正舍利四十九粒青白二色流瓶转匣吐照含明离若分珠合如聚米正与长史崔承休司马戴安业藏寺内旧塔下为舍利铭刻石寺塔乆废明万厯间居民取土得舍利并石刻沈定王朱珵尧为建塔于昭觉寺东状元朱之蕃记”；二是“百谷寺在县东北十三里百谷山世神农尝百谷于此北齐武平四年建明万厯间知县方有度重修内有百谷泉明沈宣王朱恬烄定王朱珵尧韩标姜愃栗应宏李濬祁顺胥有诗王基撤佛像祀神农有自记”此外，朱珵尧还是《楞严经》的研学者。由此看来，“沈王定府国公”与天然洞此类福地洞天发生关联，并出现于碑二、碑三有着合理动机。
碑二提及人物囊括了大量高级官员及将领。如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钦差总理永平等处粮储兼管屯种户部浙江清吏司郎中、镇守宁固蓟州延遂等处地方总兵官左军都督府都督、镇守辽东等处地方副总兵挂征虏将军印前军都督府同知、协守蓟镇东路等处地方副总兵官都指挥、督抚两院中军副总兵官都督佥事等。也包含低级文官与武将。直隶永平府抚宁县知县、分守石门路等处地方参将都指挥佥事、延绥入卫游击将军都指挥佥事、守备义院口关等处地方都指挥体统行事都指挥佥事、桃林口处地方都指挥同知、黄土岭关等处都指挥佥事等。
一名医术非凡且颇有民望的修道者去世后意外的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关注。碑二全碑出现“钦差”二字九次，说明按佛教礼仪对翟尚儒进行祭祀，并修塔、建庙，受到官方的肯定与引导。从碑二到碑三、碑四短短七十年间，在官方的影响下，翟尚儒完成了神格的升华，由“避谷五七日神愈旺”的乡贤、修者变为“远近善男信女始家喻户晓为之焚香顶礼”的神祇。
板厂峪村堡（长谷堡）宗教文化发展规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民间宗教是内生的，由板厂峪居住者自己创造，并以较为稳定的状态规范着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套价值体系与道德准则，它的形成与传播受到国家政权、历史环境的诸多影响。蓟镇长城周边的寺庙大多“随军而兴”。元朝覆灭后，蒙古贵族逃往漠北，但势力犹存，兀良哈、朵颜经常入边骚扰。蓟辽长城是首都重要的东部军事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蓟镇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寺庙荟萃之地。明代初期建设了大量寺庙、神祇对稳定军心、繁荣边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明代中后期，特别是万历年间，随着战事与贸易的交替，边境以农耕为中心的聚落渐渐形成，大小关隘的军事职能部分向经济职能让步。在宗教祭祀上也有所体现，除关公、马神等军事神祇依旧盛行，五道神、龙王、虫神、山神、土地等与村民农业经济生活直接相关的神祇遍布各处。随着军民的迁入定居，明代中期以祖先、乡贤为中心的宗族祭祀逐渐普及，并建立了大量宗祠。边地军民的“报国”思想通过宗族祭祀传承到明代后期，并影响到清代。有功德的祖先与乡贤在后世的祭拜中，逐渐上升到神格，与佛教、道教神祇融合。与此同时，明代开国时的诸多佛教禁条于明中期渐渐松弛，寺庙大量建设，形成佛教复兴之像。板厂峪及周边地区也是如此，在官方的引导下，宗教信仰与宗族信仰相融合，佛教繁盛，新建、重修了大量寺院。然而，并没有真正的高僧大德出现，大概是与边疆恶劣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有关。这些寺庙被用于乡民的祈福祭祀，或流传至今，或仅余遗存，成为当地社会环境变化发展的证据与象征。
本文出处：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主办学术集刊《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论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