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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贤波 | 青天平海:嘉庆十六年(1811)袁瑛《平海还朝图》的绘制背景与知识来源*

陈贤波 | 青天平海:嘉庆十六年(1811)袁瑛《平海还朝图》的绘制背景与知识来源*
2020年08月04日 09:32 新浪网 作者 南开老彭

  嘉庆十六年(1811)春,两广总督百龄(1748-1816)“以病乞解任”,奉诏还朝[1],广东地方官员和士人掀起了颂扬百龄督粤功业的小高潮。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师袁瑛受邀绘制了一幅手卷,题名《平海还朝图》(图1a、b)。惜其真迹长期藏之名山,鲜为一般世人所知。2013年5月13日,这一珍贵画作辗转出现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季拍卖会“中国古代书画”专场(北京国际饭店),最终流拍,至今藏家未详。不管如何,由于剿抚粤洋海盗乃清代嘉庆时期朝野关注、影响至为深远的大事,百龄督粤期间(嘉庆十四至十五年,1809-1810)的平海功业历来仅见诸国史馆本传和各家编撰的传略、行状和笔记[2],坊间一直鲜见实物图像资料加以表现[3],愈见《平海还朝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陈贤波 | 青天平海:嘉庆十六年(1811)袁瑛《平海还朝图》的绘制背景与知识来源*图1a  袁瑛  《平海还朝图》  纸本设色  

  31.5×233cm  1811年

陈贤波 | 青天平海:嘉庆十六年(1811)袁瑛《平海还朝图》的绘制背景与知识来源*图1b  《平海还朝图》跋  32×470cm

  笔者偶得上述拍卖公司印制、供当日参拍者使用的高清图录,得见《平海还朝图》“真容”,故不揣浅陋,参之相关人物史事,探析图像的绘制背景和知识来源,并尝试进一步引申出战事告竣后百龄的幕僚亲信和地方官员士人如何从碑文撰写、诗文结集和绘制图像等方面展开揄扬平海功成的一系列纪念活动。这样做,适可以将以往相关研究推进到另一个层面,即从对历史事件本身的考察转向对史事的记录、记忆和图像表现等方面的探析。

  一、百龄平海功业与《平海还朝图》的绘制背景

  袁瑛字近华,号二峰,江苏元和人(今苏州),乾隆三十年(1765)膺李因培的荐举入宫担任画师,“供奉内廷者二十余年,极邀宠赍”,至乾隆五十年(1785)归隐乡里[4],存世画作较多。出现在拍卖会场的这幅《平海还朝图》原作设色纸本,画31.5×233厘米,约6.6平尺,跋32×470厘米,约13.5平尺,题识“袁瑛敬写”,引首隶书“平海还朝图”五个大字,落款“钱塘王灏敬书”。图卷又有签条“宫保百公平海还朝图,嘉庆辛未九秋伊秉绶谨题”,由此可以推断,《平海还朝图》至迟在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九月前绘制完成。适逢另一著名书画家、福建宁化人伊秉绶(1754-1815)重游粤东,故有此题签[5]。如下节所述,伊秉绶也在同一时间赋诗参与《平海还朝图》的题跋。这就是说,《平海还朝图》在当事人迁转之后大半年时间里仍处在“创作”和“完善”之中,有别于一般意义上随赠离任官员的礼品,而是事后的追念感怀之作。

  就图绘本身而言,《平海还朝图》借用数量庞大的景点和远长焦距方式呈现出送别百龄的宏阔历史场景,采用的是清代宫廷图绘常见的表现手法[6]。笔者粗略统算,全画出现的官员士人和民众不下800人,靠泊在岸及航行中的大小船只130多艘,配以层层叠叠的楼台房屋和蜿蜒交错的珠江河道,不啻为嘉庆年间广州城繁盛景象的生动再现。图卷正中是离粤的官船,百龄端坐在船首,目视岸上送行的人群,显示当事人即将还朝远去;珠江两岸则搭建出三处巨大的门楼牌坊,分别书写“青天平海”“安粤平海”“平海回朝”,官民沿着珠江河岸送别百龄船队,或载歌载舞,或焚香鸣炮,人头涌动,场面极其壮观。

  进一步放宽视野,把《平海还朝图》置于嘉庆年间剿抚海盗的大历史背景下,我们就很容易感受到,画师袁瑛笔下广州城人头涌动、祥和热烈的景象,与本地区数十年来因海盗骚扰而争战不断、哀鸿遍野的混乱局面形成强烈的对比。《平海还朝图》刻画嘉庆十六年(1811)送别百龄还朝之盛况,实际上与嘉庆十四年(1809)广东民众欢迎百龄抵粤的情景也颇有几分“历史重演”的同工之妙。南海士绅朱程万撰成于嘉庆十四年(1809)底的《己巳平寇篇》一开篇就描述百龄抵粤时民众“复见青天”的兴奋之情:

  制府百公之总帅百粤也,粤中士庶鼓舞驩呼,以复见青天为幸。盖公前年抚粤,拯冤抑,黜贪竞,风采凛然,尤以安民弭盗为急。一时宵小遁迹,桴鼓不喧,有官清民乐之颂。会迁擢去,吏治渐驰,盗风渐炽。海洋巨寇日益猖獗,焚烧沿海,地无休时。官兵束手莫敢谁何,甚至勾通为乡导道。番禺有地名新造,离省垣数十里耳,寇掉臂游行如出入无人之境。当时大吏岂无伪为忧劳,张挂告示,自称疾恶如仇,保民若赤,誓不与贼俱生者。然画饼指梅,本无实事,更有假神道愚黔首,如古之诵佛经退贼者。是视吾人不婴儿鸟兽若也。何怪粤民闻百公之至,欣欣然有更生之望哉。[7]

  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百龄曾在嘉庆九年(1804)十一月至十年(1805)六月巡抚广东,抚粤半年间协助时任两广总督那彦成(1763-1833)擒获会匪李崇玉,又参奏南海知县王轼、番禺知县赵兴武“玩视刑狱,滥羁人犯”,以廉明实干积累了巨大民望[8]。部分则是在此之前,朝廷虽力主剿捕海盗,但前后主政广东的督臣倭什布、那彦成、吴熊光等主导的防剿计划相继落空,数年内人事调动异常频繁,筹办方略也随之变动不定,海患有增无减,百龄抵粤绥靖海疆可谓临危受命,肩负朝野期望[9]。以往的研究,对海盗的兴起和当局筹办海盗过程已有足够充分的探讨[10]。从中可知,时局出现转折的关键是嘉庆十四年(1809)百龄厉行封港海禁政策。在百龄的主导下,当局“撤沿海商船,改盐运由陆,禁销赃接济水米诸弊,筹饷练水师,惩贪去懦”,逐渐扭转局势[11]。抵任之初,百龄为振刷海防,发动军民建言献策,“一时大小官吏及缙绅先生皆各言所见”[12],献计者相当踊跃,也极大提振广东士气民心。嘉庆十五年(1810)洋面肃清,“粤东洋匪尽歼,实海上第一功也”,百龄厥功至伟,声望权势达到巅峰[13]

  明乎此,可知袁瑛《平海还朝图》的绘制并非一般官员升迁的应景之作,实在包含了剿抚海盗的重要历史背景,图卷中“青天平海”“安粤平海”“平海回朝”牌坊的刻画,也理应是当时官民对百龄平海功业的真实颂扬。

  二、《平海还朝图》的题跋诗文和平海叙事

  《平海还朝图》图卷后纸附有7名广东地方官员和士人的题跋,落款时间在嘉庆十六年(1811)8月至10月间[14]。这些诗文部分仅见诸图卷,部分则收入题跋作者的个人诗文集,显示出当时有关百龄平海的历史记忆如何附着于图像传播开来,尤其值得重视。题跋作者群包括了时任广东布政使、江西南城人曾燠(1759-1831)[15]、广东嘉应人叶兰成[16]、广东南海人谢兰生(1760-1831)[17]、广东番禺人邱先德[18]、曾官惠州知府伊秉绶[19]、广东番禺人刘彬华(1771-1830)[20]、广东番禺人陈昙[21]。其中,曾燠、谢兰生及陈昙的题序和题诗均可从现存各自的文集中检出,分别题为《百宫保平海还朝图序》[22]、《宫保大司寇菊溪先生还朝图序》[23]、《题百菊溪宫保平海还朝图》[24],可供相互印证。

  居首发起题跋的是时任广东布政使曾燠等一批在广州的高级官员和著名士人。曾燠领衔题序,他首先明言绘图是民间自发活动,“《平海还朝图》者,粤人为百公菊溪先生作也”,又强调了作者亲见民众送别百龄的盛况,“粤人送公,燠所亲见”,“民依依而执公裾,公絮絮而慰民语”[25]

  曾燠的题序没有过多铺陈百龄平海的细节,但他以“粤人曰”的口吻描述了百龄此前巡抚广东积累的巨大民望:

  夫粤人患盗盖十余年,公来期月,遂获安堵。粤人曰:公尝巡抚广东,即多惠政,迁官之日,人各负一囊米塞其辕门,不知公从廨后射圃出也。[26]

  曾燠在这里之所以用“粤人曰”的口吻来叙事,强调的是地方上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彰显百龄在民众心目中“清官”“良吏”的形象。这是历代史籍形塑地方良吏形象的书写常见类似的表述[27]。虽然我们无法断定民众负米堵塞衙门这一描述完全出于虚构,但有趣的是,百龄本人撰写的纪事诗回顾离任当日粤民送别挽留的情形,对此一更能凸显其民望声誉的重要情节却只字未提,仅仅轻描淡写提到“未妨单骑出城关”。清代著名诗人、广东番禺人张维屏(1780-1859)为此句做注:“公去任之日,士民遮道。留至夜,公乘马出城。故有结语。”[28]可知在当事人的记忆中,士民盛情挽留百龄至夜晚,但尚不至于让他如此“狼狈”地从衙署后门“逃离”。

  曾燠于嘉庆十五年(1810)擢广东布政使,协助百龄平海。百龄对他的评价不高,离任之后仍向幕僚包世臣(1775-1855)表达过对这个昔日下属的不满,认为在平海过程中,“委署支调,公常拘牵成案,以掣其肘”[29]。但不管如何,曾燠在百龄还朝升迁之际对其平海功业的颂扬不遗余力。当日参与《平海还朝图》题跋的作者群实际上也正是他日常组织雅集吟咏的主要参与者,有叶兰成、谢兰生、邱先德、刘彬华、陈昙等本地书画家、诗人和学者,也包括了适逢九月重游粤东的伊秉绶[30]

  关于题跋背景,广东嘉应籍举人叶兰成的长序说得最为清楚:

  右图为吾粤士大夫暨父老子弟感宫保尚书百公平荡海氛,惠我元元,寇平奉召为大司寇送行而绘也。……图成,请叙于方伯南城曾公。曾公命凡工诗者并于卷后题咏,以大公伐,又辱命兰:“尔不可无辞!”[31]

  由此可知,《平海还朝图》的相关题跋是在曾燠的组织发动下形成的,立意乃是“以大公伐”,垂示后世。最堪注意之处,由于受到曾燠的特别交代,叶兰成题写了一篇长序叙述百龄平海始末,他接着谈到:

  兰顿首以谓:“公之初平海氛也,观察温公实撰纪略,然披图者有未获覩记,将懵然不晓公之鸿施于粤与粤人感公至深之故。”愚不自揆,用诠次所闻者,泚笔记于卷后。[32]

  需要说明的是,叶兰成此处所谓“观察温公实撰纪略”,指的是广东盐运按察使温承志(?-1812)于嘉庆十五年(1810)八月撰写的《平海纪略》,内容是对百龄平海过程的记录[33]。早在《平海纪略》酝酿撰写之际,叶兰成就曾赋诗温承志,题为《上温莘圃廉访》,其中诗句“请待纪略成,更作摩崖颂;万古照南荒,嚇彼猺獞种”附有一行小注:“公撰《平海纪略》,未成。”[34]可知他自始至终密切关注《平海纪略》,推崇备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稍加对比叶兰成的题序和温承志《平海纪略》两个文本内容就不难发现,叶兰成所谓“披图者有未获覩记,将懵然不晓公之鸿施于粤与粤人感公至深之故”的考量,最后选择“诠次所闻”,“记于卷后”,实际上几乎是把《平海纪略》记录的“历史”重述一遍附于《平海还朝图》之后。

  有趣的是,我们也发现,当日领衔题序并交代叶兰成撰写长序的曾燠,同样也是通过《平海纪略》的叙事来发挥己见的。前述他以“粤人曰”描述百龄离粤细节,或有夸饰成分,但绝非他个人的发明臆想,实际上只是对《平海纪略》相关内容的节略:“(百龄)去之日,民各负米一囊藩其门,公乃自廨后射圃出,故望其来如望慈父焉。”[35]换言之,曾燠的“粤人曰”不过是“《平海纪略》曰”。

  由上述可以推定,《平海还朝图》相关题跋诗文所展示出来的平海叙事,脱胎于温承志的《平海纪略》,足见后者在时人心目中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作为《平海还朝图》平海叙事知识来源的《平海纪略》,其记述的“历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征信,又是如何成为当时人平海记忆的母本呢?

  三、作为《平海还朝图》平海叙事母本的《平海纪略》

  在所有记录百龄平海功业的官私文献中,温承志《平海纪略》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究其原因,一是温承志本人在百龄督粤期间担任要职,参与筹办海盗事务,熟知军政内情,其所见所述出于亲历者和知情人的眼光,故能提供剿抚海盗的关键信息,非一般道听途说可比;二是嘉庆十五年(1810)平海功成,《平海纪略》最早记录事件全过程,人事俱近,可谓“即时观察”。然而,相关的资料细节显示,《平海纪略》成文耗时不长,用辞讲究,是一次精心谋划的写作。

  由国家图书馆藏刻本款署“嘉庆十有五年岁在庚午七月既望越十日戊申吉旦按察使衔广东督粮道管通省民屯钱粮料价兼管水利驿务温承志谨撰”可知,《平海纪略》撰成于嘉庆十五年(1810)八月初一。嘉庆十五年(1810)六月初七日,百龄在粤西督师剿寇,奏呈擒获巨盗乌石二及其他海盗相继投诚乞降事,大规模剿捕行动结束[36]。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厚赏百龄及一众地方文武官员[37]。七月十六日,百龄凯旋广州,途中赋诗八首记事感怀,诗题曰:《庚午四月督师高雷剿寇克捷粤海胥平七月既望安抚事竣归羊城得诗八首》[38]。将上引国图藏本的款署时间“嘉庆十有五年岁在庚午七月既望越十日戊申吉旦”合而观之,可知《平海纪略》撰成于八月初一(吉旦),距百龄七月十六日(既望)回省城不足半月,成文时间极短。作者之所以特别点出“七月既望越十日”,呼应的是百龄诗题中“七月既望安抚事竣”这一时间节点。至于以“平海”二字为题,也有节略百龄诗题“粤海胥平”的痕迹。须知当时人与百龄往来酬唱,往往将他凯旋广州的上述诗题省称为“百尚书平海八首”[39]。此其一。

  其二,温承志一开始嘱咐强作生撰文,草成《磨盾记》,再反复修饰润色才改定成《平海纪略》,并非草率成篇。广东顺德籍著名学者梁廷枏(1796-1861)主纂的《广东海防汇览》就录存了署名“强作生”撰写的《磨盾记》,于两者的关系有清楚记载:

  莘圃观察以二十年之海氛扫除净尽,沿海四千里民尽安堵,厥功伟焉,属强作生为文纪事,俾后之防海者或剿或抚,有所取法。生据事直书,诠次如左。数经修饰润色,始成《平海纪略》,刊之乐石。此多异文,有所取法,实大辂之椎轮也。故录存之。[40]

  有关温承志如何改定稿本《磨盾记》,涉及两者的文本差异,限于篇幅笔者拟另文再论。遗憾的是,起草《平海纪略》的强作生无其它著述存世,目下也无法检出相关生平资料表明他与温承志存在何种关系。由上引“属强作生为文纪事”和温承志最后单独署名《平海纪略》推断,强作生可能只是温承志身边的幕僚写手,熟知剿抚海盗的内情,但身份地位不高[41]

  进一步梳理温承志与百龄的门生故吏关系,愈见上述撰写和润色《平海纪略》的立意和用心。温承志,字莘圃,山西太谷人,由贡生充四库馆誊录进入仕途,历任工部司事、主事、郎中等职。现存的官员宫中履历片显示他“京察一等”,“堪繁缺知府”,于嘉庆十年(1805)三月发往广东委用[42]。嘉庆十三年(1808)十一月,温承志由潮州知府补授惠潮嘉道[43]。次年(1809)三月百龄抵粤履职,五月二十八日奏调温承志入省城,署理盐运司[44]

  促成温承志署理盐运司的重要人事变动,一方面是五月初五日原任盐运使蔡共武病故,盐运使职位空缺,事出突然[45];另方面,则因温承志是百龄早年山西学政任内取进的生员[46]。必须指出,百龄之所以毫不避嫌地提拔自己的门生,向嘉庆皇帝强调“臣等因知其人甚去得,现在鹾务又急需干员整理”[47],有其特殊的背景。盐运司管辖全省盐场共二十二处,以督饷缉私为主要职责。广东盐产主要集中在沿海的盐场,靠沿岸的海运将各地盐产发至省城广州和潮州广济桥两个食盐配运中心,再溯内河水运网转输至各盐埠[48]。值此剿捕海盗的军事紧急时期,海运盐船屡被盗劫,船户水手暗中接济洋匪,于是通过控制盐运来切断海盗财源关乎平海成败[49]。对此,百龄事后颇为得意,认为“粤省盐法多海运,往往为盗觊觎,渔舟亦然,余奏改陆运并禁渔于海,贼乏接济,其势乃蹙”[50]。明乎此,可知温承志之受百龄器重及其调任盐运司在当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平海纪略》一开篇,温承志自谦地说“幸从公后,亲见其办贼次第,乃得而为之记”[51],实际上除了“亲见”百龄“办贼”,他也直接参与筹策和具体军事行动。光绪《太谷县志》载录的“温承志传”于此有翔实描述:

  上命百龄为两广总督,趣办海寇。承志补诸生时,出百龄门。百龄才之甚,抵任即奏调承志督粮道,后檄署盐运按察使事,日夜与筹剿抚事宜。承志乃请先事郑孽,改运盐由路,严禁粟麦及他物出洋。寇食匮,军火不继,始大困。未几,官军灭梁保,学显乞降。张保穷蹙,请假数月粮,杀他寇自赎。百龄不许,请与石氏等归诚,许之。承志乃随百龄单舸出虎门慰抚,宣朝廷威德。保感泣誓效死。有金负固涠洲沙碛间,承志议进兵高州,捦斩之。复偕镇将入海搜戮各岛余匪。二十年逋寇遂平。百龄疏上承志功,诏晋按察使衔,并赏戴花翎。[52]

  这份传记是目前可见最早全面记述温承志“功勋”的资料。其中有张冠李戴的时间误载[53],也有招降海盗细节的省略[54],但大体可以看出他在平海过程的主要作为:一是参与筹划粤盐陆运,断绝海上接济,二是协助百龄招降海盗张保,三是偕同将领清理海岛余匪。百龄在平海功成后毫不掩饰温承志的贡献,除了奏报朝廷“著赏按察使衔并赏戴花翎”[55],亦专门赋诗赠予温承志和另一亲信心腹朱尔庚额,其中“降卒立功无反侧,诸君筹策有经权”等句并附小注:“粤民苦洋盗之害廿余年矣。近议剿抚兼施,幸得成事”[56],表达对他们“筹策”的肯定和赞赏。

  综上,温承志与百龄早有师生名分,由于偶然的机遇得到提拔,协助后者平海而晋升封赏。仔细研读温承志与百龄的往来题咏,如“陪乘亲教从铁骑,策勋叨窃换铜鱼;半年真坐春风里,晨夕从容问起居”“大功底定同民乐,忝附师门吾道南”等诗句[57],不难体会其中师生情谊、知遇之恩、倾心仰慕的多元情感。合而观之,尽管温承志强调撰写《平海纪略》的本意在于“观公之所以剿抚兼施者,可以为后世法矣”[58],但可以肯定的是,记录平海始末之外,该书主要也包含揄扬百龄的情感驱动。

  值得一提的是,今人所见《平海纪略》虽仅为纸本,但其最初传布的主要形式却是树碑。今国家图书馆藏刻本的款署之前,作者已明言:“呜呼,此后之治海者所当取法者乎!撰记而刊之乐石。”[59]可见写作的初衷就是树碑纪念,惜其形制和规模今天已不可见。咸丰《顺德县志》追述嘉庆朝平海史事后附有一则案语:“当时奏牍仅举剿抚大端,其详则督粮观察温承志记之,今石刻存道署厅事廊壁者是矣。”[60]说明至迟到了咸丰年间,纪略碑仍保存在温承志一度主政的督粮道衙署内。我们可以想见,虽然表面而言《平海纪略》的撰写自始至终是温承志个人的行为,但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地位、树碑纪念的形式及碑铭存放的衙署场地,无形之中向世人呈现出百龄平海历史的官方版本。正因如此,安徽泾县人胡承珙(1776-1832)嘉庆十五年(1810)充广东乡试副考官,适逢碑文撰成,应邀题序盛赞它“胜燕然之勒石”[61]。典出《后汉书·窦宪传》,说的是东汉名将窦宪率师败退匈奴,登燕然山刻石记功[62]

  可以想见,前述《平海还朝图》的题跋作者们大多亲历过《平海纪略》勒石树碑的盛事,也深受这一具有官方定本意义的历史叙事的影响。因此,与其把《平海还朝图》单单视为图绘,不妨也将之视为这一官方平海历史的载体。

  余论

  嘉庆十五年(1810)十二月,浙江乌程人孙曾美将海内名流文士题咏百龄平海功业的诗文汇集成册,在广州刊刻《平海投赠集》。该诗集现有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十五年刻本,分上下两卷,线装二册,以前述百龄粤西凯旋途中所写八首平海纪事诗为卷首,共辑录了四十六家一百多首唱和诗,当中也包括了曾燠、温承志的诗文。对孙曾美的生平和著述情况,我们知之不多,仅知其父孙梅官至广西太平府同知,有《四六丛话》《旧言堂集》存世[63]。孙曾美本人亦曾于著名学者阮元(1764-1849)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讲学[64]。根据《平海投赠集》的跋文,孙曾美自嘉庆十一年(1806)三月“侍宫保菊溪先生八闽,又闽而吴,而燕,而齐鲁,未尝一日去左右,前年公奉命制两粤,复相随度岭而来”[65],是百龄在各地为官的贴身幕僚。从检出的相关题咏来看,《平海纪略》碑文也随着《平海投赠集》在岭外士人的寄赠阅读中流传。例如著名士人法式善(1752-1813)嘉庆十六年(1811)为《平海投赠集》题诗,其中除“妖氛三十年,煽熛连闽粤;书生一支笔,横空扫慧孛”等句盛赞百龄平海功业之外,“韩碑与柳雅,编辑付剞劂”一句最堪注意[66]。此句典出唐元和十二年(817)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后韩愈奉诏撰写《平淮西碑》及柳宗元献呈朝廷的四言雅诗《平淮夷雅》。两者都是历史上称颂名臣功业的典范之作。法式善以诗文闻名一时、曾官至国子监祭酒,和百龄过从甚密,是较早获赠《平海投赠集》的读者之一[67]。他此处的用典以“韩碑”和“柳雅”分别指代《平海纪略》和《平海投赠集》,说明在勒石立碑之外,时人有关粤东平海的知识来源又有诗文题咏结集出版的形式。

  与《平海投赠集》《平海纪略》相比,袁瑛《平海还朝图》稍为晚出,但图像的表现力更为直观、丰富,合而观之,不妨视为百龄幕僚亲信和地方官员士人一系列揄扬平海功成纪念活动的组成部分,包括勒石树碑、诗文题咏和图卷绘制等多种形式,个中参与的人士互有交叉,立意和用心则一以贯之。

  本文也指出,地方官员和士人们参与《平海还朝图》的题跋赋诗,以图史结合的方式展示百龄的平海功业,实际上参照的是百龄门生温承志所撰《平海纪略》的叙事框架。问题在于,由于《平海纪略》出自时任省级官员之手,最早勒石纪事,当事人又身居封疆大吏高位,备受朝廷褒崇,其书写的“历史”自然产生重要影响。追溯《平海还朝图》的绘制背景和知识来源,可知其中包含了剿抚海盗的重要史实,也不乏凸显当事人政绩、神化其形象的情感考量。

  袁瑛《平海还朝图》以及相关的《平海投赠集》《平海纪略》史料价值均不言而喻,但进一步放宽视野,我们也不难看到,无论形诸文字还是绘制图卷,对于平海功成的记录和纪念反映出有清一代特有的政治文化传统,即通过对重要军事战争的刻画来宣扬帝国武功、渲染皇帝和名臣睿智谋略,包括树碑、方略、褒封仪式和战勋图等等形式[68]。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揄扬平海功成的相关记录和纪念活动所形塑的历史记忆,实际上在各级官员士人中间产生“青天平海”“粤海胥平”的假象,从而一定程度限制了当局对整个海防体制结构性问题和严峻海上威胁的认知,日后的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诚如穆黛安(Dian H. Murray)在《华南海盗(1790-1810)》“结语”中所言:“用传统方式镇压叛乱所取得的胜利,不但未能促使清政府对其海防上的弱点有所醒悟,反而使之更加麻木;清朝官员不但未从其水师与海盗屡战屡败的结局中得到警示,反而只是满足于做表面上的改革文章,掩人耳目。”[69]

  *本项研究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先后得到新竹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林瀚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赖泽冰博士及本学院朱泓彬同学的热心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1]《清仁宗实录》卷二三十八嘉庆十六年正月癸酉条,中华书局,2000年,第216页。

  [2]参见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卷三十五《宰辅三十五·百龄》,广陵书社影印,2007年,第2476-2488页。该书采国史馆本传、刘凤诰撰墓志铭及昭梿等私家文集中的百龄碑传,合共7篇。

  [3]香港海事博物馆另藏有一珍贵卷轴,今人取名《靖海全图》,绢本水墨设色,全长约18米,由二十幅绘图组成,绘制表现的是嘉庆十四年至十五年间(1809-1810)当局剿抚海盗的全过程。然而,由于卷轴未有任何款署和题跋,至今无法确认创作者和具体绘制时间,难以进行有深度的研究。已有文史研究者对该图进行介绍,参见梁二平:《败在海上——中国古代海战图解读》,三联书店,2016年,第74页。香港海事博物馆于Google Arts & Culture网页提供《靖海全图》之高清图像在线浏览,网址请见: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exhibit/%E9%9D%96%E6%B5%B7%E5%85%A8%E5%9C%96/IgJinZ9DtOYuLw。

  [4]冯金伯:《墨香居画识》卷七《袁瑛》,《清代传记丛刊》艺林类第7册,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第309页。

  [5]伊秉绶重游粤东的行程参见谭国平:《伊秉绶年谱》,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392页。

  [6]马雅贞:《皇苑图绘的新典范:康熙》,《故宫学术季刊》,第32卷第2期,2014年12月,第39-80页。

  [7]朱程万:《己巳平寇篇》,载同治《南海县志》卷十四《列传·朱程万》,《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622-624页。

  [8]有关百龄的为官履历,参见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三五《宰辅三十五·百龄》,《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7第139册,第801-838页;赵尔巽:《清史稿》卷三四三《百龄传》,中华书局,1998年,第11133-11137页。

  [9]陈贤波:《百龄与嘉庆十四年广东筹办海盗方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10]有关研究,可参见穆黛安著,刘平译:《华南海盗(1790-18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刘平:《关于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98年第8期;曾小全:《清代嘉庆时期的海盗与广东沿海社会》,《史林》,2004年第2期;萧国健、卜永坚:《袁永纶著笺注专号》,华南研究资料中心编:《田野与文献:华南研究中心资料通讯》,2007年第46期,第1-41页;安乐博著,梁敏玲译:《国家、社区与广东省镇压海盗的行动,1809-1810》,载《清史译丛》第10辑,齐鲁书社,2011年,第141-180页;陈贤波:《百龄与嘉庆十四年广东筹办海盗方略》;陈贤波:《华南海盗与地方士人的应对策略——以黄蟾桂为探讨中心》,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编:《国家航海》第2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20页。

  [11]赵尔巽:《清史稿》卷三四三《百龄传》,第11133-11135页。

  [12]卢坤、邓廷桢编,王宏斌等校点:《广东海防汇览》卷四二《事纪四·国朝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49页。

  [13]昭琏撰,何英芳点校:《啸亭杂录》卷二《百菊溪制府》,中华书局,1980年,第417页。

  [14]图卷题跋仅三处有款署时间,分别是“嘉庆辛未(1811)八月曾燠谨序”“时在辛未十月之朔,程乡后学叶兰成拜稿”“辛未十月初,吉馆后学南海谢兰生”。

  [15]曾燠字庶蕃,一字宾谷,江西南城人,嘉庆十五年(1810)擢广东布政使,后官至贵州巡抚。参见缪荃孙纂:《续碑传集》卷二十一《道光朝督抚一·曾燠》,广陵书社,2016年,第686-687页。

  [16]叶兰成字子信,一字秋岚,广东嘉应人,嘉庆九年(1804)举人,官至合浦县训导。著有《听泉小草》等。参见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编:《粤诗人汇传》,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436页。

  [17]谢兰生字佩士,广东南海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以亲老告归,不复出,参与修撰道光版《广东通志》,著有《常惺惺斋文集》等。参见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编:《粤诗人汇传》,第1429-1430页。

  [18]邱先德字滋畬,广东番禺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粤中大吏重其名德,嘉庆十四年至十八年(1809-1813)延主粤秀书院讲席,后又主讲徽州、韶阳、凤山、龙溪、禺山诸书院。参见同治《番禺县志》卷四五《列传十四·邱先德》,《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563-564页;梁廷枏纂:《粤秀书院志》卷十六《邱滋畬先生》,《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36-237页。

  [19]伊秉绶字祖似,号墨卿,福建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官扬州知府、惠州知府、刑部主事等,以篆、隶名重清代,著有《留春草堂诗钞》等。参见钱仪吉纂:《碑传集》卷一一0《嘉庆朝守令下》,广陵书社,2016年,第567页。

  [20]刘彬华字藻林,一字朴石,广东番禺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编有《岭南群雅集》等。参见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编:《粤诗人汇传》,第1418页。

  [21]陈昙字仲卿,号海骚,广东番禺人,诸生,官至揭阳县教谕、澄海县训导,著有《海骚集》《邝斋师友集》等。参见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编:《粤诗人汇传》,第1561页。

  [22]曾燠:《赏雨茅屋外集·百宫保平海还朝图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2年,第234页。

  [23]谢兰生:《常惺惺斋文集·宫保大司寇菊溪先生还朝图序》,《续编清代稿钞本》第64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8-79页。

  [24]陈昙:《海骚》卷四《题百菊溪宫保平海还朝图》,《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第1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25]同注[22]。

  [26]同注[22]。

  [27]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28]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卷四三《百龄》,《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第29册,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第493页。

  [29]包世臣所撰《曾抚部别传》附有一段按语:“余客百文敏公两江节署,语次及粤东平海事。文敏谓:委署支调,公常拘牵成案,以掣其肘,颇衍公。文敏气焰逼人,举事多任意,同城官之将军、巡抚莫敢立异同。而公为其属,独能举方伯之职,是亦一节之可见者矣。”参见缪荃孙纂:《续碑传集》卷二一《道光朝督抚一·曾燠》引包世臣:《曾抚部别传》,广陵书社,2016年,第686-687页。

  [30]曾燠与题咏诸士人均有多次雅集的题咏,参见曾燠:《赏雨茅屋诗集》卷九《与伊秉绶、邱先德、刘彬华、谢兰生、叶兰成、张维屏、江之纪、陈昙集光孝寺,谢兰生枉赠长句赋答并简诸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84册,第90页;伊秉绶:《留春草堂诗抄》卷五《曾宾谷方伯招同人雅集光孝寺》,《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6页;陈昙:《海骚》卷四《九月廿八日曾宾谷方伯招陪伊墨卿夫子、邱太守先德、刘编修彬华、谢吉士兰生、江文学之纪、叶兰成、张维屏二孝廉集光孝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第16册,第70页。伊秉绶于嘉庆十六年秋重游粤东,故《平海还朝图》的题签和题序都作于此时,参见谭国平:《伊秉绶年谱》,第392页。

  [31]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中国古代书画·中国嘉德2013春季拍卖会》,内部印刷资料,2013年,编号1565。

  [32]同上注。

  [33]过去研究者熟知和引用的《平海纪略》,出自《昭代丛书》癸集萃编卷第十九,道光二十四年(1844)沈楙德续辑,吴江沈氏世楷堂藏版。卷首署“太谷温承志著”,文末附沈楙德跋。当代几种大型文献汇编如《丛书集成续编》《中国野史集成》《史料丛编》等收录的《平海纪略》,均影印昭代丛书刊本,因此流传最广。鲜少人注意的是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线装一册,为海内孤本。

  [34]刘彬华辑:《岭南群雅》,《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693册,第248页。

  [35]温承志:《平海纪略》,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

  [36]百龄:《奏为舟师搜剿西路洋匪生擒乌石二等首伙各犯伙匪带船投诚及另帮盗首畏剿乞降等事》(嘉庆十五年六月初七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全宗,档号:04-01-03-0044-007。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朝上谕档》第15册(嘉庆十五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2-304页。

  [38]百龄:《守意龛诗集》卷二十七《庚午四月督师高雷剿寇克捷粤海胥平七月既望安抚事竣归羊城得诗八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74册,第291页。

  [39]李黼平:《和百尚书平海八首》,载陈昙:《邝斋师友集》,《清代稿钞本八编》第379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4页。

  [40]卢坤、邓廷桢:《广东海防汇览》卷四十二《事纪四·国朝二》,第1054-1055页。

  [41]《磨盾记》记载了当时百龄主动寻求澳门“夷船”“夷兵”协助剿灭海盗的困境:“制府乃谋吝夷船,配夷兵,以遏其势,与同官坐密室,促膝筹策。闻贼之再沙湾、茭塘、黄埔肆劫者,自三鼓至五鼓,砲声震几上茶瓯,声琅琅然不绝,遂至咯血。”(强作生:《磨盾记》,载卢坤、邓廷桢:《广东海防汇览》卷四二《事纪四·国朝二》,第1050-1051页。)海盗劫掠的沙湾、茭塘、黄埔是省城广州的近郊,可知谋求“夷船”“夷兵”协助实际上是迫于海盗威胁省城的巨大压力做出的。上面文字虽仅寥寥几句,但声情并茂,极具画面感,刻画出百龄在危机关头的焦急情态,文字不见载于后出的《平海纪略》,应是温承志“润色”的结果。可以想见,若非作者身处权力中心,熟知筹策的政治内情,鲜能在温承志授意撰文的情况下仅凭道听途说写出上述细节。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0页;同书,第21册,第654页。

  [43]《奉上谕广东惠潮嘉道员缺着温承志补授》(嘉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404012609。

  [44]《两广总督百龄奏请以温承志署理运司印务原由片》(嘉庆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404014384。

  [45]百龄:《题报盐运使病故》(嘉庆十四年五月九日),“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明清档案》,卷冊:A334-075,登录号058289-001。

  [46]百龄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出任山西学政,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0三九“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壬子条”,中华书局,2008年,第920页。

  [47]同注[43]。

  [48]周琍:《清代广东盐业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49]《奏为两广运司到任需时遴员递署以专责成而重鹾务事》(嘉庆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文献编号404014218。 

  [50]百龄:《守意龛诗集》卷二十七《庚午四月督师高雷剿寇克捷粤海胥平七月既望安抚事竣归羊城得诗八首》,第291页。

  [51]温承志:《平海纪略》,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

  [52]光绪《太谷县志》卷五《人物·功勋》,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53]百龄奏调温承志补督粮道一职,迟至嘉庆十五年(1805)六月。上引县志称百龄“抵任即奏调承志督粮道,后檄署盐运按察使事”,显系误载。参见百龄:《奏请以温承志调补督粮道并智凝调补潮嘉道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全宗,档号:03-1534-0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朝上谕档》第15册(嘉庆十五年),第302-303页。

  [54]温承志诱降海盗的细节,县志仅有“随百龄单舸出虎门慰抚”寥寥数字,昭琏《啸亭杂录》则谓:“温,山右人,故年少美丽,遂潜入郑(一嫂)寝中解衣酣寝,诱郑以荐枕焉。”参见昭琏:《啸亭杂录·百菊溪制府》,第417页。如果昭琏此说属实,温承志招降海盗的手段明显有失斯文。因此之故,这段记载被《国朝耆献类征》录存后,又略改为:“温,山右人,故年少美丽,遂诱郑。”参见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卷三十五《宰辅三十五·百龄》,第2487页。

  [5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朝上谕档》第15册(嘉庆十五年),第302-303页。

  [56]百龄:《守意龛诗集》卷二十七《办贼事竣高凉道中简温莘圃朱耐亭两观察二首》,第291-292页。

  [57]孙曾美辑:《平海投赠集》,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

  [58]温承志:《平海纪略》,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

  [59]同上注。

  [60]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十一《列传一·文传》,第500页。

  [61]胡承珙:《求是堂文集》“骈体文卷二”《平海纪略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2年,第326-328页。胡承珙生平宦迹,参见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七十二《儒学二·福建台湾道胡君别传》,《清代碑传合集》第4册,广陵书社,2016年,第582页。

  [62]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814-817页。

  [63]阮元辑:《两浙輶轩录》卷三十一《孙梅》,《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6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2年,第205页。

  [64]孙星衍:《平津馆文稿》卷下《诂经精舍题名碑记》,《丛书集成续编》第192册,台湾新文丰出版社公司,1985年,第657页。

  [65]孙曾美辑:《平海投赠集·跋识》,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嘉庆十五年(1810)十二月刻本。

  [66]法式善:《存素堂诗二集》卷六《菊溪尚书平海投赠集题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4页,

  [67]关于法式善与百龄的交游,参见李淑岩:《法式善诗学活动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1-133页。

  [68]相关研究参见姚继荣:《清代方略研究》,西苑出版社,2004年;马雅贞:《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69]前揭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第166页。

  陈贤波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本文原载于《美术学报》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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