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代表著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国史概要》（1998）、《晚明史（1573－1644年）》（200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国史十六讲》等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松江府上海县人。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在三十六岁时才成为举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十三岁时才成为进士。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在踏入仕途之前，有机会接触耶稣会士，接触天主教和西学。

　　徐光启像

　　万历十六年(1588)，他在太平府参加乡试，落第后，前往广东。在韶州，进入利玛窦在韶州所建的天主教堂，遇见了郭居静神父。利玛窦这样描述当时对他的观感：“郭居静神父在这里居留的第二年，发生了一桩真正重要的事情。教堂这盏明灯保禄在这个教堂成了一名基督徒……他是一个可以期待成大器的人，上天注定了要他美饰这个初生的教会……他是一名出色的知识分子，天资美好，秉性善良。作为士大夫一派中的一员，他特别期望知道的是他们特别保持沉默的事，那就是有关来生和灵魂不朽的确切知识。中国人无论哪个教派都不完全否定这种不朽。他在偶像崇拜者的怪诞幻想中曾听到许多关于天上的光荣与幸福的事，但是他的敏锐的思想却只能是找到真理方休。”

　　有趣的是，利玛窦把中国的乡试(举人考试)称为“硕士学位考试”，把会试(进士考试)称为“博士学位考试”。他说：“1597年，他在北京的硕士学位考试获得第一名，这是带来极高威望的一种荣誉。他在考博士学位时却不那么走运，他认为他的失败是上帝的殊恩，声称这是他得救的原因。” 指的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徐光启参加顺天乡试，为主考官焦竑赏识，选拔为第一名，成为解元。但是此后的会试，却意外地名落孙山。利玛窦之所以说徐光启把这次失败看作“上帝的殊恩”，使他“得救”，是因为落第使他在下次会试及第前，有了充裕的时间，进一步了解天主教，并成为天主教徒。利玛窦说：“由于疏忽，他被算作第301号与试者，而法定人数只限三百名，所以他的考卷被摈斥了。因此他无颜去见他的家人便隐退到广东。正是在韶州，他和当时住在教团中的郭居静神父交谈，才初次和神父们结识，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礼拜了十字架。” 

　　万历二十八年(1600)徐光启在南京遇见利玛窦，他忙于赶回上海，来不及深谈皈依的问题。三年后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他因事返回南京，拜会了罗如望神父。他进屋时在圣母像前礼拜，而且在首次听到一些天主教的原理后，马上决定信仰天主教。那一整天直到很晚，他一直安静地思索着基督信仰的主要条文。他把教义的一份纲要——《天主教要》，还有利玛窦神父的教义问答——《天主实义》的一个抄本带回去阅读。他请罗如望神父尽可能多的解释某些段落，因为他必须在年底回家以前完成领洗。为了弄清他是否真正严肃地对待此事，神父要他每周一天来接受教诲。他回答说：我要一天来两次。他确实这样做了，总是准时到达。在他动身回家的那一天，他受了洗，正式成为天主教徒，教名保禄(Paul)，神父们称他为徐保禄。

　　次年，他再度参加会试，进士及第，被选为庶吉士，此后历任翰林院检讨、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美国学者毕得信(Willard J.Peterson)认为，他可能是当时担任官职最高的天主教徒，他的达官贵人身份并不影响他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他多次运用自己的财富、才智和政治影响，支持和推动天主教会活动，正如利玛窦所言，他成为天主教在中国的“柱石”。

　　万历四十四年(1616)，礼部侍郎署理南京礼部尚书沈㴶向朝廷上疏，主张排斥天主教，以“崇正学，黜异端，严华夷”为借口，扬言天主教“有窥伺之心”，“有伤孝道”、“私习历法”，“伤风败俗”，请求朝廷禁止天主教。徐光启挺身而出，写了《辨学章疏》，维护天主教：“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帝爱人之意。其说以昭示上帝为宗本，以保救身灵为切要，以忠孝慈爱为工夫，以迁善改过为入门，以忏悔涤除为进修。”他的结论是：“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也者。”所谓“左右儒术，救正佛法”云云，其实就是“易佛补儒”。

　　万历后期，明朝与后金的战事屡遭败绩，徐光启多次上疏，建议“京师宜筑重层墩台，铸巨炮；蓟州、辽左诸台堡宜仿此修建”。所谓“铸巨炮”，就是引进西洋的火炮技术，大量制造。在一份奏疏中说：“臣之愚虑以为，勘定祸乱，不免用兵；用兵之要全在选练……选用教师，群居聚处，日夜肆习之，又博求巧工利器，如车乘、甲胄、军火、器械等，尽法制造，以配给之。” 在另一份奏疏中，详细设计了“都城万年台”的计划：“臣再四思维，独有铸造大炮，建立敌台一节，可保无虞。造台之法，于都城四面切附门垣，用大石垒砌，其墙极坚极厚，高与城等，分为三层，下层安置极大铳炮，中层、上层以渐差小。台径可数丈，每台约用惯习精兵五百人。其最大炮位平时收藏内府，第二三等藏之戍政衙门。闻有警急，既行修整安置，贼寇攻围，相机施放，虽有大众，一时歼灭矣。” 此后又遵旨陈述“急切事宜”六条，其中“议征求”条说：“军中所需精好器甲，大小神器及军火器材料，教师巧匠，有远方所有，近地所无者，须一一征求，以便传授制造。”主要是指“西洋大小诸色铳炮”，亦即通常所说的西洋大炮。可惜的是，这些建议没有得到采纳。

　　崇祯二年，徐光启鉴于辽东形势日趋紧急，上疏请饬当事诸臣，筹备西洋大炮，由西洋人担任教练。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旨：“着西洋人留京，任制造教演等事。徐光启还与总提协商酌行，仍择京营将官军士应用，但不得迂缓，多事劝谕。” 同年十一月，清军突破长城要塞，兵临北京城下。朝廷上下在“守城”与“城外扎营”之间犹豫不决，徐光启坚决主张“守城”，反对“城外扎营”，他说：“昔辽阳之变，臣在遗书诸当事云，城外列营万分不可，只凭城用炮，自足拒敌。宁远之捷，凭城用炮，歼敌万众，事可证焉。”皇帝当场采纳这一主张。说：“既如是，定于守城，乃令安民厂造西洋炮，从西士法。”徐光启遵旨，“昼夜练兵，饥渴俱忘，风雨不避，手面皲瘃，提点军士。二十三日，德胜门外三发大炮，戕敌甚众。十二月初九日，公奏请造大鸟铳二三千门，用资战守。二十二日，疏陈训练造铳四策。不一月，敌兵连遭挫折，公之力居多”。此事可以看作徐光启把西学用于军事最为成功的尝试，也使他最受皇帝赏识的事功。

　　徐光启晚年作为礼部尚书最大的事功，毫无疑问是用西学修历一事。他自始至终强调向西方学习：

　　……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盖大统书籍绝少而西法至为详备，且又近今数十年间所定，其青于蓝、寒于水者，十倍前人。又皆随地异测，随时异用，故可为目前必验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后测审差数，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后之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也。……万历间，西洋天学远臣利玛窦等尤精其术，四十等年，曾经部复推举，今其同伴龙华民、邓玉函二臣见居赐寺，必得其书、其法，方可以较正讹谬，增补缺略。盖其术业既精，积验复久，若以大统书法与之会通归一，则事半而功倍矣。

　　徐光启在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交往中深刻认识到，西学是国家致盛治保太平之策。毕得信说：“徐(光启)所发现了一种治学方法——向上天学习的方法，这一方法正如传教士们所示范的那样，这一方法又使他在继承传统的道德价值之上增加了重要地位和约束规条。‘天学’集各种学问之大全，并非孕育于任何人的头脑，而是奠基于被概括为‘天’的整个外在世界之上。同时这些学问不是受制于当局的法令批准，而是服从于每个人自身的查究实证。” 徐光启之所以成为一个科学家，与他成为一个天主教徒以及对天主教教义的信仰密不可分。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耶稣会士，没有天主教，就不会有科学家徐光启。

　　裴化行在写到徐光启受洗时，激情洋溢地说：“就在这时，未来的阁老保禄·徐光启确定不移地归属于教会，以后他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光明。中国理想中最合乎人情、最高度平衡的一切，绝妙地集于他一身，至今也无人不折服(《天主教月刊》1933年为纪念他逝世一百周年用汉语出版的专号，刊载了许多表示崇敬心情的文章)。事实上，当我们静观‘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看见他位极人臣而始终保持谦逊平易、在比我们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努力不懈地运用其影响为基督为教会服务的时候’，我们不禁联想到与他同时代的那个人——英国人文主义最纯净光辉之一，即圣托马斯·莫尔。”他还说：“就是在这种相当混乱的情况下，利玛窦率人数不多的弟子(其中以后崭露头角的是保禄·徐光启)，英勇无畏地继续其促成西方基督教文明和远东儒教文明之间文化伦理接近起来的工作，其深度、强度和影响，现今的史家才开始予以正确估价。” 这些话，现在看来，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还熠熠生辉，振聋发聩。

　　《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崇祯历书》，已经使徐光启的名字永远彪炳史册。如果时代为他提供更好的环境，也许他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邹漪为他立传，对此颇为感叹：“文定公固文武全才，即其所学，出入天人，上下经史，而身当筦钥，一拂意于珰人，再触忌于司马，遂不得竟其大用，殊可惜也！后之论世者，屈指两朝纶扉辅佐，文章节义，盖不乏人，而求其宏通渊博，足为万邦之宪，如公岂有二哉！” 他所说的“拂意于珰人”，是指天启五年间魏忠贤专权，指使御史弹劾徐光启，致使他落职闲住；“触忌于司马”，是指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遭到御史弹劾，移疾而归。万斯同谈到崇祯五年(1632)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也有类似的感叹：“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是柄用，而年已老。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亦不能有所建白。” 未免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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