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眼中的《清明上河图》,曾经只是再现北宋盛况的传世名画,然而伴随着剧集《清明上河图密码》的热播,画卷中的840多个人物瞬间成为惊天大案的参与者、见证者,而在重重谜团之后,开封府、大理寺甚至皇城司纷纷下场,侦查取证、抢夺证人、查阅卷宗、反复推理……
看到这儿,大家难免会产生疑惑,开封府、大理寺、皇城司?宋代的机构这么乱,遇到案件该怎么破?它们分别有什么权限,司法程序又是什么呢?
壹
开封府真的无所不能吗?
司法审判若想不乱,分工合作、程序明确就显得异常关键。北宋立朝之初就明确了不同区域、不同案件级别的授权问题。
北宋的刑罚分为笞、杖、徒、流、死五级,州县掌握笞刑与杖刑,重在教化百姓,点到为止,州县之上的机构负责汇总卷宗,徒刑、流放、死刑则需进一步向中央上报;中央的刑部不掌实权,只是梳理卷宗;单独设立的审刑院负责对重大案件进行审核;大理寺则对于存有疑虑的案件进行再次审核;如果仍然拿不准则要御史台出面监管。此外,倘若案件争议大,朝廷内外有太多不同的意见,皇帝则要组织专门的审核团队进行重点审核(如杂议、制勘院、推勘院)。顺便一提,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所处的北宋末期,经历了官制改革,上述流程有少许改变。总的来说就是刑部重掌审核大权,审刑院被裁撤,其他则基本如旧。
细心的朋友不禁会问,开封府可不同于一般的州府,毕竟开封是都城,那么开封府的断案会有什么独特之处吗?开封府其实是扩大版的州府,徒、流、死三刑也需向中央上报,不同之处是它的官员设置更为复杂全面,审案与断案的流程更为清晰(下文将进一步探讨),同时坐镇京畿之地,它承受更多的王朝压力,大案、急案频出,法理之外的官员升迁、京城安全、皇室颜面等因素掺杂较多,想得出公正稳妥的判决实属不易。有人会说,我们印象中宋代的开封府里有铁面无私的包大人,和让奸人闻风丧胆的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这不是拥有死刑权吗?其实这是文学演绎,包大人的黑面黑袍、额头处的月牙印记、府衙内的三口铡刀、身旁的一众高手,都是百姓有冤不得申,呼唤青天大老爷的时代产物,并非真正的历史。
至于《清明上河图密码》中提到的皇城司,它实际上是为皇家服务的特务机构,有点明朝锦衣卫的味道,平日负责巡查京城、严守宫城门禁、刺探情报等,如果遇到皇帝秘密吩咐的人和事,则不受其他机构干预,因而重大案件会有皇城司的身影,但是它不属于常规的司法机构。
贰
从“冒充皇子案”看司法流程
很多学者把宋代司法视为古代司法之光,因为它明确规定“鞫谳分司”,也就是审案子与判罪刑要分开,机构、人员不能重叠,前者负责就本案范围内收集人证、物证,形成口供、卷宗,其他不能逾越一步;后者则根据已提供的证据,展开进一步的法理论证,直至给出判决。州府、大理寺等机构进行了人员的明确区分:一般的州要设置初步审查机构,如州院,由司录参军负责,管理民事案件;又如司理院,由司理参军负责,管理刑事案件,都审理完毕后由司法参军核对法律条文,给出司法解释,再由判官、推官写出判决意见,最后交由知州、通判判决。
开封府作为京城州府,其机构设置具体包括使院、府院、左右厅、左右军巡院等机构。主要官员有“权知开封府、推官、判官、司录参军、六曹参军、左右军巡使、左右军巡判官、勾当左右厢公事”等。大理寺的主要官员为卿一人,少卿二人,部门细分为“左断刑”与“右治狱”。其中,“左断刑”主要负责“奏劾命官与将校、大辟以下疑案的审理”;“右治狱”则负责“京师百司案件、特旨委勘重大案件和侵盗官物等案件”。
为更加清晰地考察司法流程,我们不妨以宋仁宗时期的“冷清冒充皇子案”来加以探讨。宋仁宗在位长达40余年,名臣如云、政绩颇多,然而仁宗却没有子嗣,这成了他的一大心病,民间有胆大妄为之人想抓住这一机会。皇祐元年,开封府迎来一位神秘之客,名为冷清,其自称流落民间的皇子,权知开封府事钱明逸上下打量一番,随后冷清更是亮出仁宗所赐的金线肚兜(仁宗每临幸嫔妃宫女便会赏赐),据冷清所言是仁宗将大量宫女放还民间,母亲正好怀有身孕,于是冷清一出生便拥有皇家血脉。面对如此大事,开封府上下极为重视。经过开封府内的多次审查,冷清确有来头,但是并不能完全证明其身份,于是长官钱明逸就想圆滑解决,让冷清前往汝州编管,借以缓冲静待时变。但是此举遭到府内推官韩绛的反对,他认为应该及时上报中央,对此人就地正法,以威慑民间冒名顶替之徒。按照宋代司法规定,只有开封府内的审查官与判决官共同签署,此案才能通过,所以在争执之下,案件只能提交给中央进一步复核。
“冷清案”事关重大,故而经由大理寺复核后直接转交御史台讨论,台谏官赵概与包拯一同奉旨重新审理此案。心思细密的包拯亲自前往开封府军巡院查看卷宗,然后派人寻访冷清的亲朋故人,发现冷清所言前后不一,经过审讯终于发现了实情:原来冷清的母亲的确是宫女,在仁宗遣散270余位宫女时返还民间,后来嫁给了男子冷氏,数年后才生下冷清,故而冷清绝不可能是仁宗的子嗣。包拯认为冷清冒充皇子的背后,应该是有人教唆,一番调查后发现是名为高继安的江湖术士,他投机钻营蛊惑冷清,并带着冷清从潭州(今湖南长沙)一路赴京城,沿途散布皇子身份的谣言,于是确定了高继安为首犯,冷清为从犯,二人最终均处以死刑。
正是“鞫谳分司”,使得开封府内存在不同见解;正是共同签署方能生效,使得存疑的案件提交中央;正是司法审核重视证据,使得案件的原貌浮出水面,幕后的真正黑手受到严厉的制裁。一场司法大案实则是对宋代断案程序的历史窥探。
叁
从“阿云之狱”案看司法博弈
宋代司法的办案原则是科学性与教化性相结合,体现为重视证据、疑罪从无、从轻从赎。阿云案,一场发生在宋神宗时期的重大司法争议,不仅涉及地方至朝堂众多官员,就连皇帝也亲自下场多方调和,可以说是窥探宋代办案原则的绝佳例证。
熙宁元年(1068),登州(位于今山东境内)传来一宗大案:一名叫阿云的女子,在母亲去世的守孝期间,被家人订下婚约,准备许配给男子韦某,阿云知道此男子面貌丑陋,不满于婚约,于是趁韦某不备,在其田舍中持刀刺伤了他,虽没有危及性命,但是断了韦某一指。登州知州自知此案重大,于是在认真调查案件情况后,提交中央复核。此时阿云的作案动机、作案过程均有清晰记录,案件证据相对完备。
审刑院和大理寺查阅卷宗后,认为母丧时婚配严重违反道德教化,加之谋杀一事,认为应当对阿云处以极刑。但随后新上任的大理寺卿许遵则反对,他认为阿云因事而谋杀,且有自首表现,应当减刑二等。宋代的从轻发落不是对嫌疑人的仁慈,而是避免其因免死无望做出更危害社会的举动。由于此时中央审查机构间意见不统一,于是神宗下令重臣王安石与司马光一同讨论。谁知王安石支持许遵的意见,司马光则支持原本审刑院与大理寺的意见,矛盾未能解决。一番争执之下,御史台提议再度复核,神宗只得又下令翰林学士与知制诰数人一同再议,此次众人赞同许遵的意见。后因牵扯官员派别、意气之争,讨论多有反复,但神宗最终做出裁决,从轻判处阿云,处以流放之刑。
从结果来看,神宗采纳的司法解释是,因为母丧期间不能实行婚配,所以阿云订婚的关系不成立,此案中的阿云不能视作杀夫,而是要当成一般的刑事案件看待,阿云犯罪动机与事实清晰,且有自首表现,故而重视证据与从轻从赎兼具,决定依照死刑减二等的法律规定予以宽大处理。宋人的司法原则在阿云一案中有清晰体现,司法合理性与教化示范性得以充分结合。不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始终认为阿云不符合儒家纲常教化,讨论过程中更掺杂党派之争,故而当司马光于元丰八年(1085)出任宰辅时,旧案重提,不惜将阿云缉拿至京城处以死刑,此时距阿云当年事发已经过去17年,阿云在流放中赶上朝廷大赦天下,本已恢复正常生活嫁为人妻,遭此劫难让人痛惜。
宋代的司法程序与司法原则是无可厚非的,它立足于审查与判决的分工,立足于改变屈打成招的惯例,立足于实现充分讨论的公正,所以在理念与体系上,宋代司法堪称古代司法之光。但是正如《清明上河图密码》所揭示的复杂景象,哲宗、徽宗、钦宗三朝已然是党争不断,司法领域的各级执行者们或留意政治,或一心贪腐,欺压百姓,或玩忽职守,有心坚守司法原则、道德底线的官吏已经少之又少,这或许就是后人不断推崇包拯清正廉明、刚正不阿的原因所在。
据国家人文历史 楠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