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贝聿铭：东方与西方，权力和荣耀》

　　李菁、贾冬婷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香山饭店 蔡小川 摄

　　▌夏多

　　贝聿铭这个名字，是超越世纪和时代，也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存在，这位建筑大师在今年5月以过百岁高龄去世，人们忽然想起并开始回顾他的一生。

　　曾经，在欧美建筑界流传着一个段子——如果你要按照预算来完成工作，那就不能请贝聿铭。贝聿铭的姓氏“贝”在英语中发音（PEI）与英文“付钱”一词（PAY）同音，聘请贝聿铭就意味着“付钱”。这个段子的流传也因为贝聿铭在接到一个建筑设计作品时总会超过预算，这可能源于他精益求精的建筑师品质，而更加神奇的是，他总能说服甲方心甘情愿地追加预算，这便与他的智慧、人品和人格魅力分不开了。

　　与市面上许多根据贝聿铭自传等资料拼凑改写的传记不同，《百年贝聿铭：东方与西方，权力和荣耀》是一部基于实地采访的贝聿铭传记，改编自《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主题封面故事。在组稿过程中，现任周刊副总编的李菁与总编助理贾冬婷两位记者在纽约的贝氏事务所拜访了贝聿铭的两个儿子，听他们讲述了作为建筑师和父亲的贝聿铭；见到了贝聿铭的几位助手、项目参与者和传记作者，还原了他的成名史、他最重要作品的出炉过程；去上海和苏州寻访了贝聿铭和贝氏家族的生活史，并实地探访了贝聿铭晚年在中国的作品，以图还原他对中国现代建筑语言的思考和实践；还询问了包括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在内的“大卢浮宫”项目参与者，解密了贝聿铭这一转折性作品三十年来的争议与和解。

　　两位作者以可贵的记者视角展现了贝聿铭的一生。书中的贝聿铭是个“普通人”：从学生时代到成人世界，憧憬过未来，怀疑过现实；换过专业，遇到过恩师；选择毕业去向时曾几经犹豫又备受质疑，在看似平顺的职业生涯中经历过大大小小的风波和危机……

　　儒家传统与西洋教化

　　贝聿铭温润如玉的翩翩君子风采与他出身世家显然分不开。他是苏州“吴中贝氏”的第15代，现在苏州的山塘街上还有“贝氏祠堂”，正厅上的“清河世家”匾额告诉众人贝氏源头来自河北清河贝丘，第一代贝兰堂从明代中叶迁到此，经营到第七代，已经是苏州有名的“戈毛毕贝”四大富族。2007年，高龄的贝聿铭还派儿子贝建中来祠堂寻找贝家旧迹。二十世纪初，贝聿铭的祖父贝理泰办起了苏州第一所商业银行，他的父亲贝祖诒子承父业在中国银行任职，贝聿铭是父母的长子，“聿铭”的意思是“灿烂的雕刻”。

　　书中特意提到，贝聿铭出生的1917年，正是中国发生剧烈变革的时刻，这年七月，以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成为大元帅，开始“护法战争”。贝聿铭出生的第二年，军政府要求中国银行提供现金北伐，广州分行经理贝祖诒拒绝了国民军的要求，贝祖诒携妻子逃到香港，贝聿铭在香港度过了童年。

　　贝聿铭祖父与父亲对他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两代银行家的苦心经营不但在物质上让贝聿铭成为了富家公子，更是在精神与人脉上给了他最好的教育和修养。虽然都从事银行业，祖父“生活丝毫不受西方影响”，在幽静典雅的苏州园林中，贝聿铭耳濡目染的是东方古典美学；父亲则作风西化，穿西装、吃西餐、打高尔夫球，参加俱乐部。贝聿铭十岁时从香港回到上海，直到十七岁留学美国这关键的青少年时期，大部分跟随父亲在上海生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黄金时代”。因贝聿铭是长孙，祖父对他十分重视，教育严格，从小就教他家族事务。不过他性格大都遗传了母亲，许多人眼中，贝聿铭是最会与客户沟通的建筑师之一，他的朗朗口才、乐观精神、广交朋友、自信大方等特点，在之后的建筑师生涯中为他赢得过许多稀有的机会。

　　书中还提到一件趣事，显示了贝家的人脉之广。贝聿铭母亲去世后，父亲在欧洲邂逅了年轻貌美的蒋士云，蒋家在当时也名声显赫，蒋士云是当时的“社会名媛”，还曾与少帅张学良恋爱。在上海，贝祖诒“加入了一帮具有现代思想的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以宋子文为中心”。“小集团”的目的是在外汇领域维护中国的地位。此后，贝祖诒在世界各地开设了18家中国银行分行。后来贝聿铭第一次到美国时，接他下船的便是旧金山一位著名的银行家、大名鼎鼎的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威廉·爱默生，他一直对贝聿铭“恩宠有加”（这位爱默生是美国著名文豪爱默生的侄孙），不但让贝聿铭多次去家中做客，还带他出席各种酒会，二十岁左右的来自中国的年轻小伙子轻轻松松便打入了波士顿上流社会圈，此时的他甚至还不怎么说英语。

　　一夜之间名扬四海

　　1935年，贝聿铭从外滩出发乘船历经了近半个月时间到达旧金山，再坐火车去往费城。贝聿铭在建筑领域求学的过程是颇为曲折的，中途一度放弃。他先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下称宾大）的建筑学院就读，这座大学的建筑专业实力很强，梁思成与林徽因都是这里毕业的。

　　宾大的教育方式等多种因素让他很不适应，只短短两个星期，他就离开了，不仅放弃了宾大，更放弃了他钟爱的建筑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去读工程专业。上文提到的那位很照顾他的爱默生就在这时问他为什么要放弃，贝聿铭的答案是自己绘画技术欠缺，没信心成为建筑师。爱默生鼓励他说，“我还没有碰到不会画画的中国人。你的作业我已经看得够多的了，我知道你会成功的。”贝聿铭听从他的劝告，从工程转回建筑学。书中这样写道：“得感谢爱默生让贝聿铭重新回到了原有轨道，否则我们后来就错失了一位影响深远的建筑大师。”

　　麻省理工学院的邻居哈佛大学此时正在拥抱艺术界，尤其是建筑界的新浪潮。从欧洲传来现代主义，一代艺术大师格罗皮乌斯在德国创办了“包豪斯”学校，纳粹上台后，他来到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这一切都让贝聿铭感到兴奋和召唤。

　　在纽约的一次偶遇，贝聿铭遇到后来陪伴他一生的爱人陆书华，两人热恋，在纽约结婚。蜜月后，陆书华进入了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读硕士，贝聿铭也直接走进院长办公室，申请来格罗皮乌斯的设计室读书。所以，如果问对贝聿铭影响最大的建筑师是谁，那一定是格罗皮乌斯。而格罗皮乌斯也十分欣赏这位中国学生，他曾对贝聿铭说：“我希望你能自由地表现自己，做你想做的事。”

　　学成毕业的贝聿铭一直在思想斗争，回国还是留下？此时日本已投降，但解放战争一触即发，在上海担任中国银行行长的父亲贝祖诒正为了稳定深陷恶性通货膨胀的国民经济而焦头烂额，他写信劝儿子留在美国。贝聿铭知道这是最理性的选择，“我并不孤独，但我很想家。”直到近四十年后，贝聿铭才再一次回到祖国。

　　1948年贝聿铭离开哈佛到纽约闯荡，成为了房地产商齐肯多夫雇佣的建筑师，开始了建筑师的生涯，做了许多旧楼改造和商业地产项目。这些项目虽然大多与艺术无关，更多考虑实用与效益，但却让贝聿铭扎扎实实地实践基本功，尤其是对于材料、环境、人文、时效等的把握。这十几年的基础，让贝聿铭首先成为一个务实的、理性的，而不是天马行空的设计师。

　　1960年贝聿铭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名字命名的建筑师事务所。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肯尼迪生前便在策划建造一座肯尼迪图书馆，他去世后民众情绪强烈，捐款来自全国各地，图书馆设计师的人选也举国关注。总统遗孀杰奎琳负责考察和选择建筑师，在备选名单中，贝聿铭还默默无名。

　　杰奎琳与贝聿铭十分投缘，她发现贝聿铭与肯尼迪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毕业于哈佛大学，两人是同年出生，两人都幽默风趣，开朗健谈，最重要的是内在气质和理念的契合，两人都对新事物保持着开放的心态，积极拥抱变化，不固步自封，内心都存着一种改变世界的决心和意志。建筑师确定的消息一公布，这个初来创业的建筑师“一下登上各大报纸的头版，一夜之间名扬四海”。

　　卢浮宫与中银北京

　　贝聿铭事业蒸蒸日上时，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机。1973年一场风暴，波士顿正在施工的汉考克大厦几十块双层玻璃脱落，无论是建筑界还是民众都一片哗然，媒体也不停讽刺称这座贝聿铭设计建造的大厦是“世界最高的木制楼”。这段时间无疑是贝聿铭建筑生涯的“至暗时刻”，从高峰跌到谷底，声誉受到重创。书中写到贝聿铭晚年回忆此事时说：“汉考克事件给我的事务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为谁也不会雇用一位被怀疑有失职嫌疑的建筑师，我成了建筑界不受欢迎的人。”

　　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事实上，许多已经找上门来的知名企业包括洛克菲勒家族、IBM等纷纷与他解约，150人的事务所濒临倒闭。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那段难熬的时光里这位正值壮年的建筑师内心的挫败，但周围的回忆里，贝聿铭面对危机有着“一种处变不惊的超人般的冷静”。贝聿铭就这样温和地、坚韧地支撑过来，直到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的项目将他拯救，这个作品的更大意义，是获得了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的欣赏，密特朗决定将“大卢浮宫”的改建交给贝聿铭。

　　在几乎成为法国形象代表的卢浮宫门前建造一座极具现代风格的玻璃金字塔，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引发的争议可想而知，一不小心就会背上千古骂名。好在一贯温文尔雅的贝聿铭以柔克刚，通过不断地沟通和改进顶住了压力，并且在法国主流媒体上接受采访，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设计理念。后来的法国总统、当时的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成为熄灭争议的关键，他看到了贝聿铭制作的实体模型，从反对到同意，态度有了巨大转变。“金字塔”揭幕那天，“人们为贝聿铭鼓掌，全世界的媒体都为他的作品叫好。第二天，公众蜂拥而至，以前的争议和羞辱被人遗忘了”。玻璃金字塔终于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永远留在了卢浮宫门前。

　　贝聿铭在中国也留下了许多建筑作品，最早的北京香山饭店采取了苏州园林的灰瓦白墙风格，石峰从云南石林运来；香港中银大厦位于维多利亚港“龙头”的位置；85岁高龄建造的迷宫式的苏州博物馆……贝聿铭一生坚持的现代主义与中国古典艺术风格、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北京西单路口的中银总部大厦可能是我们最熟悉，并且可以随时参观的贝氏作品了。1978年贝聿铭曾提出不能在故宫周边建高楼的看法，面临高度限制，贝聿铭提出把建筑物中心设计成一座有巨大空间的花园，最终在不断坚持下，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通透的中庭，并在中庭做了中国山水。原本这座建筑是不办日常业务的，在贝聿铭的坚持下增设了营业厅，在他心中，“让什么人都可以进来，什么人都可以用”，才是一座建筑存在的根本意义。

　　贝聿铭西方式的积极向上的外向性格为他赢得了无数机会，同时东方式的含蓄、隐忍与低调让他在低谷中重新走出一条新路，成为罕见的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共同认可的建筑大师。读过《百年贝聿铭：东方与西方，权力和荣耀》我们似乎可以明白他人格与艺术背后的秘密，用书中的一句话总结便是：贝聿铭身上并存着两个世界，而他也同时被两个世界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