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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百年孤独”

明朝的“百年孤独”
2020年04月05日 14:04 新浪网 作者 北京晚报
明朝的“百年孤独”

      《被统治的艺术》 [加] 宋怡明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赵慕宇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讲述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故事,家族之内,每个人的命运各不相同,冥冥之中,又有许多奇妙的关联。你能想象,离开美洲的马孔多,我们也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这样带有“魔幻色彩”的故事吗?

      汉学家宋怡明的新作《被统治的艺术》,被高晓松誉为“福建版《百年孤独》”,本书通过对明代福建地区军户的考察,讲述了诸多“神奇”的故事,比如家族设立“基金”每年补助替家族当兵的人;军户卖掉军屯土地牟利,又翻云覆雨地收回土地;远隔千里的亲戚(对明代人而言,不啻霄壤),一定会互通有无,想尽一切办法不中断联系……这些在当下依然看起来“现代”的故事,其实都源自明代军事制度,以及其在执行过程中趋利避害的行为。

      明太祖朱元璋所创设的卫所制,是有明一代始终遵循的军事政策。明代有五百多个卫,四百多个守御千户所,一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从分布看,以京畿地区、北部边疆、东南沿海、西南山地为多;以后勤论,卫所执行屯田制,寓兵于农,号称“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值得注意的是,卫所制度虽在清代废除,但依然绵延着“余音”,像清末北洋舰队停泊的威海卫,乃至今天依旧使用的俗称“天津卫”,其实都源自卫所制。

      卫所制驻扎的军户,是世袭的职业军人,每一代人需要派出一人服役,以确保兵源充足。可以想见,在第一代军户繁衍生息后,以每代两个男丁估算,至第三代便有四名孙辈男丁。这种人口的自然增长,便制造出一个难题:同辈的多名男丁,究竟派谁服兵役呢?

      显而易见的方式是“抓阄”,看上天的“旨意”。这种方式看似公平,但在现实中,那些被抽中却又不想当兵的人,很大概率会“逃役”,这时家族就必须再派一人,相同的困境和风险,就又一次出现于面前。

      福建军户主要采用两类办法:集中策略和轮替策略。“集中”即家族的共同义务由一人及其子孙承担,随着时间发展,军户发现集中承担兵役的人并不一定是本户成员,于是开始筹钱请他人“代役”。“轮替”即在家族内由不同群体轮流服役,为使服役人安心当兵,家族往往采用“补偿”的方式,家族按照人头收钱,或建立一份固定产业,用其收益作为支付的补偿金。当然,如果采用“代役”,整个家族花费的金钱数额肯定更大。

      在此,宋怡明的兴趣并不在评判行为的好坏,而是这些策略产生的影响,他称之为“优化处境”策略(strategies of optimization)。家族的每一支、每一人,势必希望有稳定的服役谱系——不论是被派去服役、拿家族补助的人,还是不愿服役、出钱凑足补助金的人。明代服役往往要去离乡很远的地方,这种家族承担军役的方式,就一定驱使家族之内的人相互联系,即便远隔千里。我们很难剥离出亲戚联系有多少情感要素,但可以肯定是,家族之内一定不敢断绝联系,远在他乡的同族,证明着自己履行着军户的义务。在当时,假如无法证明家族的服役关系,军户将被泼皮无赖勒索。当然,这里还有更“现实”的考量,明代军户可以免除附加税,而民户在明代却承受着愈发沉重的徭役,这一豁免权也便愈加珍贵。

      不难发现,军户采用的策略,不仅能解决义务问题,甚至还有“好处”可寻。宋怡明将利用军户身份牟利行为,总结为“制度套利”策略(strategies of regulatory arbitrage)。据统计,在明末时,军屯田的面积占全国耕地的10%至15%。通常,军户不会独自耕种,而是整个家庭或家族同耕。一个军户有田30亩(约合今20000平方米),据估算可产米60石(约合今3600公斤,有多种计算方式,姑取此种),按规定需上缴24石,半数发还作为正粮,剩下是余粮运至卫所。永乐二十年,变为上缴12石,后来正粮取消,再变为6石。折合下来,其实只缴纳了土地收成的十分之一,10%看似不低,但考虑到当兵本身就有饷银,且许多穷苦农民连土地都没有,这一“价码”还是十分实惠。

      因此,比较有权势的军户会把军田出租或出售给其他人耕种,成为了小地主。如果出租的土地涨价升值,地主还会索要土地,这叫做“活卖”制度,军屯土地因为特殊性,一般地方官倾向于——地主给耕种者一定赔偿或赎买,最后判给军户。这是一种多有出现的制度套利。交易双方会签署屯田文书,和现代合同很像,虽然国家制度绝不允许如此,可它一直存在。

      随时间发展,卫所制弊端日趋严重。卫所服役的士兵,往往要承担整个家庭的开销。很多边疆土地并不肥沃,或离驻扎地远(这两种情况很常见),导致军户无法靠屯田维持生活。于是,福建水兵大量从事走私贸易,虽然有生计所迫、怀有野心、投机取巧等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家庭人口变多,需要更多钱养活。无疑,航海技术、社会人脉,使得士兵在走私贸易时很有优势。明代大臣谭纶就认为士兵为生计从事各种职业,极大影响战力,是军队腐化无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宋怡明得出结论:军户比民户更有可能发展为社团型宗族(公司式家族),军户身份使父系氏族组织起来,履行共同义务,宗族又构成适合的组织平台。在我看来,这起码是对宗族文化的一种合理解释,也弥补了只以血缘论家族的“苍白”。相比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明代福建的军户家族,没有那种“现代性”的孤独,但却展示出普通人的实用主义——为生计而谋划的“灵活”与为利益而无休止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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