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玲玲

　　    “祖传三代是医”，这话是江湖郎中的口头禅。我刚给人看病时也常挂在嘴边。我们家族里不乏大夫、护士、检验师，中医西医内外妇儿各科，够个小医院的编制了。

　　    我爷爷是协和医院的内科大夫，退休后仍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上世纪60年代，上医院看病顶多一二张验血、验尿的检验单，医生主要根据自己的经验确诊病情。我爷爷算是西医临床高手了。他手指半握，用中指扣胸和后背，就知道病人的肺受细菌侵害的程度；手按摩肚子就能准确判断病人肠子的哪部分有问题，简直可以跟如今的B超比了。

　　    我和爷爷住在南横街。爷爷不仅在医院给人看病，只要遇到有病的，就都是他的患者，领导干部，走卒贩夫，我爷爷都一视同仁：告诉他们得的什么病，怎么吃药怎么休息，还告诉他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这些卫生常识。病人面前，爷爷没一点架子。我和爷爷平时遛弯，总有人主动到跟前问好搭话。我爷爷总客客气气跟他们唠家常。那时我太小，不懂事，听他们一说半天真不耐烦。现在想想可后悔啊！

　　    上世纪60年代，有位拉三轮的车夫小球子，他知道我爷爷被批斗了，特地赶到家里来。爷爷70岁了，天天窝头就咸菜，有这样一位群众雪中送炭怀揣两个大热烧饼前来探望“反动学术权威”，这大无畏的举动，对尽职尽责行医几十年的吴大夫而言，是多么温暖的安慰和贴心的肯定啊。小球子像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我爷爷的医者仁心。

　　    我们家还有位中医吴大夫。她是我二姨，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大夫。她既得西医吴大夫的真传，又接受了正规中医学院的传统教育。

　　    我后来当了赤脚医生。我爷爷西医吴大夫要求我必须学好拉丁文，不然连药名都看不懂；中医吴大夫要求我学好古汉语，不然连《药性赋》、《汤头歌诀》都看不懂。二位吴大夫是我为医的启蒙老师。

　　    那时候能买到的药品明明白白告诉你：消炎片是消炎的，止痛片是止痛的。根本用不上拉丁文。中医吴大夫让背的书倒还有用——看着菜地里的白萝卜，我就背诵莱菔和莱菔子的药性。告诉农民大嫂熬点白萝卜水喝能治气喘憋气。我也给病人也开汤药，分析汤药中各种药物用量的规定我知道了中药的“君臣佐使”，每味药各尽其职和谐共处就可以治病救人。不仅学了辨证施治的道理和对症下药的方法，还学了为人处世。

　　    我刚学针灸时，中医吴大夫说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到准确的位置。我就在自己身上扎，把身上能扎的地方都扎到了。老乡说我的腿都成烂筛子眼儿了。当然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也治好了不少病人。因为我是农村随叫随到不用花一分钱的赤脚医生，中医吴大夫就笑称我赤脚大仙。西医吴大夫则说我做无用功瞎忙活。

　　    知青小雅近视，下地干活戴眼镜碍事，让我给她治眼。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她眼睛周围穴位扎了一圈针。几天后小雅说看东西清楚多了。扎针灸能治近视眼？我兴冲冲去问中医吴大夫，被她毫不客气数落了：“眼睛你也敢扎？扎不好视神经萎缩就瞎了！你连个视力表都没有，怎么知道是治好了？！”西医吴大夫剋我：“不知道眼球的解剖部位，你扎什么扎？！”我真后怕啊！

　　    西医吴大夫教给我：严谨的解剖和药剂制作的知识，就像蒸馒头放碱，该多少是多少；中医吴大夫教给我：以哲学的方法探索和体味中医的意境，因人而异辨证施治。我明白，当个好大夫，不易！

　　    视觉中国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