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野：是谁在维护“文凭主义”？——《台湾教育的重建》读后感

　　文／虹野

　　社会发展总是有规律的，在不经意间不同的社会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台湾教育的重建》这本书中看到台湾教育在２０世纪七十年代一样陷入到了“升学主义”和“管理主义”的怪圈中，师资遭到反淘汰。这和我们的“应试教育”和“教育行政化”如出一辙，都是行政领导教学，集体管理取代了教育。在台湾昔日，“教师的工作，只有听令和执行，而无讨论、创新、尝试与进步。”而我们教师目前的窘境和其惊人的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教师却是被职称工资这个东西为口粮而拼搏，甚至丧失了起码的人格尊严。

　　同样台湾社会也有“文凭主义”，在书中，作者谈到文凭主义有两个涵义，“第一种是人人追逐文凭的附加利益，文凭只是手段，有了‘好的学历’便可期待有‘好的出路’。第二种涵义则来自传统的士大夫观念，空谈理论不重实践，重劳心轻劳力，好高骛远，为高学历而高学历。”但是作者认为只要有“好的出路”，士大夫观念便消失无踪。“行医”在士大夫观念中属技职百工，但今天医科却是最热门的科系。原因是它提供“好的出路”。所以说只有第一种涵义的文凭主义，才实际存在。

　　在内地教育中也存在着“学历”就是“敲门砖”的说法，高学历确实容易找到“好的出路”。人们也在追逐着文凭背后的附加值，至于文凭所代表的科学、人文似乎可有可无。大学教育逐渐沦落为“就业教育”。但是如果文凭的附加值是拥有这个文凭的人有相应的能力和技能，能够胜任该文凭所对应的专业，即便大学分担职业教育一份作用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当前的“文凭”的附加值却不是个人能力，而是“敲门砖”！

　　在书中作者认为，“社会分工则应由人民的‘自然选择’及长大成人后的自由竞争去自然形成，而不能由国家或者精英阶级一手包办，这是现代社会的民主原则。”而我们社会就业中如果根据文凭所代表的个人能力附加值进行招聘则属于“自然选择”，“文凭主义”则不会泛滥。但是事实上则不是，我们各个单位，尤其是事业单位则无限抬高“文凭”门槛，甚至有打扫卫生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显然，内地“学历主义”除了作者所说的文凭附加值之外，还有深刻的士大夫观念。学而优则仕，文凭与权力的转换则成为了“文凭主义”泛滥的深刻原因。

　　正如作者所说“教育部（台湾）拿教育来直接为经济部门服务，把教育部矮化为经济部属下的‘人力规划司’，这是对教育的严重歪曲。”内地则比台湾做的更为严重，教育部不仅仅成为“人力规划部门”，甚至直接参与经济，进行教育产业化，为保护“文凭”非能力附加值而不遗余力。我们通过一件案例即可知道“文凭主义”泛滥的根源。

　　获得河南省委组织部和共青团河南省委授予的“河南省百名优秀大学生村干部‘创业之星’”、河南省委组织部授予的“河南省优秀大学生村干部”的“明星”大学生村官、洛阳市嵩县何村乡瑶北坡社区支书助理刘娅丽在通过选调生考试之后，在学历认证这一关被卡住了。原因是其就读的洛阳师范学院在１９９９年扩招的时候没有通过河南省教育厅认证，其学历只能在洛阳市范围得到认可。就这样，昔日的明星大学生村官不仅仅选调生没有被录取，还因为学历认证没有通过变成“非大学生”了，因此而辞去“大学生村官”的工作。

　　很显然在用人方面，“唯学历论”仅仅考虑到学历的权威附加值，而没有考虑到学历的能力附加值。正是学历的“权威”附加值，使得“学历情节”越来越严重。

　　在企业中，用人则更注重能力及其所创造的价值，对于学历一般更注意其背后的能力附加值，而事业单位，尤其政府部门则更看重“学历”背后的“权威”附加值。这也加剧了国人的士大夫观念，使得“学历主义”更加泛滥，以至于使得应试教育无法遏制，而通过“权威”附加值进入到教育领域的员工，同样青睐于“高学历”和“职称”等背后的附加值，而这些却又是“管理主义”常用来管理教育工作人员的工具。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希望的火花在民间”，打破“升学主义”和“管理主义”（即应试教育和教育行政化）仅仅依靠权威部门是不可行的，因为“权威”是他们最需要维护的东西。这或许需要民间教育机构和官方教育机构、民间企业和国企进行一场长期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