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韩飏）2017年山东于欢案和2018年昆山“龙哥”案，唤醒了被称为“沉睡条款”的正当防卫制度。11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起正当防卫不捕不诉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适用，统一司法标准。其中既涉及故意伤害、强奸、非法侵入住宅等，也涉及道路行车纠纷、暴力拆迁、传销等多发或备受社会关注的情形。

　　   最高检数据显示，2017年1月—2020年4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涉正当防卫案件中，认定正当防卫不批捕352件、不起诉392件。其中，2017年不批捕48件48人、不起诉54件55人；2018年不批捕91件91人，同比增长89.6%；不起诉101件101人，件数和人数同比增长分别为87%、83.6%；2019年不批捕187件187人，同比增长105.4%；不起诉210件212人，件数和人数同比增长分别为107.9%、110%，两年之间翻了一番。

　　    “六个典型案例既具有很好的法治引领意义，又具有较强的警示教育意义。”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介绍，这六起案例，虽然都是正当防卫，但每个案例突出的重点各有侧重。

　　    2018年3月5日，高某波被传销人员以谈恋爱为由骗入传销组织，人身自由、健康、安全等遭受不法侵害。争执过程中，高某刺伤多名传销人员，致一人死亡，两人轻微伤。该案主要涉及一般防卫中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认定。

　　    据统计，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9683人，位于所办理的刑事犯罪数第30位，略低于故意杀人罪。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表示，非法传销往往伴随着对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严重侵害，容易滋生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防卫人往往力量对比明显失衡，面对不法侵害如不采取防卫行为将可能遭受严重侵害。

　　     苗生明指出，对于伴随严重暴力的传销犯罪，一方面要依法严厉打击以震慑犯罪，遏制传销犯罪的蔓延；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案例和普法宣传，支持遭受传销组织不法侵害，特别是暴力伤害的公民进行自救自卫。

　　    另一起典型案例说明了“准确界分正当防卫与相互斗殴，是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2018年7月30日，余某因未及时给同向行驶的申某某等人让行，多次被追逐、逼停。对峙过程中，申某某手握铁质棒球棍对余某进行击打，余某见状拿出折叠水果刀挥刺防身。经鉴定，申某某左眼球破裂，面部单个瘢痕长5.8cm，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余某为轻微伤。

　　     检察机关认为，在依法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防卫意图时，不能简单地以防卫行为造成的后果重于不法侵害造成的后果，就排除当事人具有防卫意图。应当从矛盾发生并激化的原因、打斗的先后顺序、使用工具情况、采取措施的强度等方面综合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防卫意图。

　　     有法律界人士分析指出，司法机关要切实转变司法观念，坚决摒弃“唯结果论”和“各打五十大板”等执法司法惯性。对引发争吵有过错、先动用武力、使用工具促使矛盾升级的一方实施还击的，可以认定还击一方具有防卫意图。在判断是否防卫过当时，不应苛求防卫措施与不法侵害完全对等。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在另一起典型案例中，王某民被判定为正当防卫，并不予批捕。案件中，王某民女儿受到前夫暴力伤害，王某民为救女儿将行凶者打死。“该案主要涉及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正在进行’‘行凶’等的准确理解和把握。”苗生明指出，该案的意义在于，进一步明确了防卫的起因条件，既包括针对本人的不法侵害，也包括危害国家、公共利益或者针对他人的不法侵害。

　　     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为促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供有效指引。苗生明指出，正当防卫能够有效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同时也以给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为代价，办案过程中尤其需要责任担当，属于正当防卫或有防卫情节的就要依法认定，竭力避免为转移矛盾、化解不法侵害人或者亲属信访压力，而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的情况出现，同时要做好相关方的矛盾化解工作。总之，在司法适用中，要综合全案作整体价值判断，努力实现法、理、情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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