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实习生 余冰玥
过去一年,抗疫题材影视作品,建立起了演员朱亚文和武汉的深度联结。
朱亚文在抗疫剧《在一起》中饰演一名援鄂医生。该剧在武汉举办发布会时,是朱亚文疫情后第一次去这座城市。“当我到达时,这个城市已经井然有序地复苏了。但是当我坐在车上和驾驶员攀谈,我能感觉到他口罩下的哽咽。我问他当时离开武汉了还是在这儿?他说:‘我在武汉,我是志愿者。’我能感受到他言语之间的坚定和自豪,也有一点点凄凉。”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朱亚文说,驾驶员的话让他意识到,那段被疫情笼罩的时间一直盘踞在每个武汉人的心里,但是已经化成了一种重建和复苏的力量。
日前上映的电影《中国医生》,朱亚文饰演的陶峻也是一名援鄂医生。电影在武汉首映时,许多亲历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在现场观看。朱亚文说:“我们上台向他们表达敬意的时候,我很释怀,我这个职业做了一些对的事情、应该的事情。”
2008年,朱亚文饰演《闯关东》中的朱传武,走入大众视野。之后,他演绎了《远去的飞鹰》里的空战英雄高志航、《爱在苍茫大地》中正义勇敢的闻明远、《红高粱》里阳刚硬朗的余占鳌……
性格沉稳内敛,目光如炬,声线低沉而有磁性,一身正气的“大好男儿”,是很多观众对朱亚文的印象。《中国机长》中,朱亚文饰演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四川监管局领导,结尾一句对飞机平安备降的评价“怎么这么牛”,戳中了许多观众的泪点;《悬崖之上》里,朱亚文演绎的楚良,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他参与演绎的抗美援朝影片《长津湖》,也将于2021年内上映。
选择剧本,朱亚文个人倾向于“严肃创作”。他说:“从事这个职业,还是要严肃为先,活泼为后。”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中国医生》中饰演角色的性格色彩是怎样的?
朱亚文: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桑岭。陶峻这个人物身上的学术感很强,他有非常大的学术骄傲感。在电影中,他是从骄傲变得柔软,从学术走向生命的一个过程。
中青报·中青网:片中陶峻医生很有个性,这样一个角色的尺度如何拿捏?
朱亚文:“温和”这两个字跟我饰演的角色没有关系,温和在那个时候是迫切的愿望。每一个人都想让自己温和,温和地去面对生命,温和地去面对身边同事,但是对不起,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最激烈的讨论,找到救助方式与病魔斗争。很多人担心我们会不会把一些内容呈现得过于高光,我觉得没有,每个人物都因为本身有非常好的原型基因,显得更生动,更具烟火气。
中青报·中青网:你之前对医生的状态有了解吗?
朱亚文:我小的时候是在卫生学校的大院里长大的,我母亲是卫生学校护理系的系主任。之前觉得母亲是一个老师,很了不起,现在我会觉得她所有的学生很了不起,因为他们此时此刻一定坚守在第一线。没有人想刻意地成为英雄,他们都是责无旁贷地站在那里,且站到了最后,成为英雄。
中青报·中青网:在1:1还原医院的场景里准备和拍摄是什么感受?
朱亚文:拍摄的时候,它带来的那种窒息、压抑以及灾难面前的无助感,是非常强烈的。所有能力上的、学术上的、情怀上的、人性上的准备,你都用尽了,依然无助。
中青报·中青网:拍摄中比较大的挑战是什么?
朱亚文:导演会把一些突发性的情节设置进去,这样会加强整个现场创作的紧张感。他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冒险——这也是基于前期的准备以及对团队的信任,因为只有这样,这部影片整体上的真实感才够浓烈。
戏中有一个情节是重症ICU停电,这个情节设计是非常刺激的。在暴风眼时期ICU停电,现场大概有40多名病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精神恐慌,以及身体出现一些并发症。我记得十几分钟的拍摄时长里,我经手了3个病人,还有一个抢救无效。其他医生也都在面对不同的状况。这个画面对于我来说记忆犹新,看到一长排的应急灯亮起的时候确实很压抑。
中青报·中青网:拍摄《中国医生》对于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朱亚文:《中国医生》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作品,它是带着我们的职业使命而来的。有人替你挡风冒雨,有人替你去跟死神搏斗,那么我们现在要干什么?我们如何让“中国医生”这4个字名副其实?今天有机会去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我有很强大的自豪感,这是一张发往全世界的中国抗疫的名片。
中青报·中青网:你很关注演员的社会责任感?
朱亚文:我的职业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走进医院真的替医生护士做些什么。很多人只是远距离去感受他们,他们既不平凡又非常平凡。他们曾经英勇地走入战场,但是离开战场的时候,简单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们不能让那些付出“简单”得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需要用克制、诚实的心态去把一些东西更好地还原、解读、呈现——这是演员这个工种应该做的。
中青报·中青网:短时间内在银幕上呈现这么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作为演员来说是什么体验?
朱亚文:幸福感。这些片子相对来说还都是严肃创作,我觉得挺好的。从事这个职业还是要严肃为先,活泼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