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新冠肺炎病逝，这位以色列作家像契诃夫一样现实、残酷|新冠肺炎

　　大隐隐于市

　　特拉维夫的包豪斯楼房，在建成了近半个世纪之后很是显旧了，夏天鼠患横行，绿色植物蔓生的墙头，都布满了汗涔涔的雨渍。不过，以色列市民对于外观的要求实在是太低了。他们说，包豪斯建筑最好的地方，就是楼顶有宽大的平台可供居民走动、聊天、晒太阳——这项功能至今依然良好。

　　约书亚·凯纳兹就在这些楼房之间生活。说他“大隐隐于市”，一点不夸张，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他的读者遍地，他也在以色列最著名的《国土报》当过30年的编辑，可是媒体极少捕捉到他的话语以及形象。他写了不少的小说，做了很多的翻译，翻译那些他热爱的法国文学作品：司汤达、巴尔扎克、萨特、莫里亚克、福楼拜，被他变成了希伯来语，可他不谈这些。不仅如此，就是能Google到的凯纳兹的肖像照也是寥寥无几。

　　他的神秘却没有带来更多的传说。他的个人生活如同水一样透明：单身汉，无伴侣，无儿女。他的家族是从德国移居过来的，本姓“格拉斯（Glass）”，他的早年在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法度过。他天生体弱，于是在1956年服兵役的时候，被分配去做了军队里的文职。就是在这期间，他像很多欧洲移民一样，把自己的姓氏改了个希伯来语版本“凯纳兹”（Kenaz），以示自己的“以色列化”。“凯纳兹”跟“格拉斯”谐音，在《旧约》里，凯纳兹是一位先知俄陀聂的父亲的名字。

　　他之后就去了法国，在那里，受到了完好的文学艺术熏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指引他写作的一盏明灯，读他的小说，时常能看到普鲁斯特那种纤细不断的思绪。他在巴黎索邦大学深造，就在那里开始了小说写作。他推崇法国式的品位和生活方式，认为以色列人应该向法国看齐。不知他是否梦想过在那些极其质朴的包豪斯公寓上看到些有点装饰的柱子，或者在罗斯柴尔德林荫道的交叉路口，看到一个立有神话人物塑像的喷泉。

　　精确、现实、残酷

　　然而，凯纳兹并不像普鲁斯特那样揣着一颗贵族的心，他是一个纯正的以色列化的犹太人，他完全世俗，也生活在特拉维夫这么一个宗教氛围十分薄弱的以色列城市。就我所见，他在写小说的时候，没有设法对《圣经》的结构、话语或命题有所回应，而是仅仅立足于对现实的观察和体会。这现实不仅是外在的，也是内心的；不仅是显露的，更是隐蔽的，同时以手以拊就能够触摸到的。在发表于上世纪末的小说《爱的招魂》（Returning Lost Loves）中，他写了一些生活在特拉维夫的人的故事。这些人都活在各自的痛苦里，而这些痛苦都是完全世俗的，与人类的本性相关，因而也能被任何一个地方的读者所理解。

　　小说里的核心人物之一，是一个名叫阿威冷的房地产经纪人。他上了些年纪，和一个比自己年轻些的合伙人一起开了家公司。在公司里，他比较沉默寡言，较少去面对客户，衣着也很普通；相反，他那位合伙人却总是高调行事，每天一丝不苟地打扮自己，风风火火地工作，还经常训诫阿威冷要打扮打扮自己，振作一点精神（“要是客户进来，面对这样一副难看的嘴脸……他们准以为我们快倒闭了”）。如果有什么心事，也不要瞒着（“我们可以开诚布公，甚至互相批评”）。

　　阿威冷只是冷淡以待，无论对合伙人关切的过问还是劝诫，统统给予最短的回应，“嗯嗯”，或是沉默。小说慢慢说出了他的心理：他嫉妒合伙人比他年轻，更精神，嫉妒他以主人自居的那股劲头，嫉妒他能跟女秘书搞在一起，有时放肆地大笑，嫉妒女秘书给他们沏咖啡、送点心，总是把他放在第二位……嫉妒的背后是深刻的自怜：一个单身汉，无权无钱更毫无魅力，不会也不想开车，平时的娱乐只是遛一条狗，他的生活内外，也唯有那条狗会听他的。在这样的心理下，他无心追求事业上的精进，还会把合伙人给出的任何表示都视为一种优越感的展示；作为一个产生了被抛弃感的人，他不断地从周围人的神色和动作中收获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确被抛弃了。

　　这种写作，远离普鲁斯特式的优雅。更准确地说，它是契诃夫式的，凯纳兹的老朋友，比他大两岁（1935年出生）的A.B.耶书亚曾用了三个词来形容：精确、现实、残酷。在《爱的招魂》里，人与人的关系真的被写到了残酷的地步，而残酷来自于作家对现实不带任何浪漫色彩的“认可”。小说中，特拉维夫的公寓楼，呈现出了从外表看不出，但又完全可以想象和理解的一面：墙壁和楼板，隔开了一个个空间，每一户人家自成一统，彼此独立，互相无关，这种间隔正是现代城市里公寓的结构所要达到的目的，然而各种意外情况——如声音透过了墙壁和地板——让“咫尺天涯”的现实延伸到了人的心理的层面上。一个老人写信给房管委员会的主任，向他抱怨公寓里那些“有伤风化”的事情，实际上就是隔壁男女的叫床声。他抗议说，不能把房子租给这样不自重的年轻人。而他的抗议遭到了无情的奚落。

　　契诃夫写过一个有名的短篇《苦恼》，其中有个马车夫，死了儿子，可他还要日常地赶车挣钱，在途中，他忍不住叹道“我儿子死了”，可那些乘客根本不搭理。他把苦楚讲给一个年轻人听，年轻人也无动于衷。没有办法，他最后只能对他的马倾诉。这样的故事是不需要任何技巧分析的；它只需要读者拿出最低限度的感受力。《爱的招魂》也是如此。你可能抱怨凯纳兹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故事，然而它本身的残酷就能回应你的抱怨，因为，只要看过那短短的抗议信，你会感到一个孤独而暴躁的老人就在不远处，也许刚刚与自己擦肩而过。作家有什么理由不写他？

　　赤裸的面对

　　以色列的犹太国民精神，在凯纳兹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展现，它的重心，落在了对赤诚以至于“赤裸”的讲求上。凯纳兹的另一位好友阿摩司·奥兹，同样对契诃夫情有独钟，当他和夫人于2008年夏天出访上海时，我就在现场，听他们谈论自己最爱的契诃夫小说《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它讲的是一个老棺材匠，一辈子生活在对损益的计算之中，在他冷淡了52年的妻子故去时，他还一面给妻子做棺材，一面盘算如何从这一笔生意里有所收益。这对夫妇之间的心墙之坚、之厚，即使是隔音性能最好的板材都无法比拟。而以一种极为精确的残酷说破它，表达它，迫使自己和读者都去面对它，是作家的勇敢和职责所在。

　　一般情况下，人有各种理由和方法去回避这种赤裸的面对，从而相信那个被回避的东西本身不存在。例如，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有重视家庭亲情的传统。在以色列，即使是世俗犹太人，也要遵守像安息日这样的规定，即从周五晚到周六晚这24小时里，人们不能做工，待在家里，和亲人团聚，诵经或祷告。同他们共度过安息日，你免不了要羡慕他们的和睦、融洽、温情。然而在《爱的招魂》里，凯纳兹却描写了硬币的另一面：当父母和孩子两代人之间出现了价值观上的不一致时，这种安息日的仪式，这种被习俗所迫使的共处活动，不仅不能促成疗愈，反而会加倍地折磨当事人。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如此的：在发现别人无法和自己达成共识时，人会产生远离的冲动，去避开进一步被伤害的可能，会去能赞同自己的人那里寻求支持和安慰。

　　这是多么正常、多么自然的人性。这里面谁也没有错，也许，我们可以把亲人之间的势同水火归咎于彼此没能“打开心扉”，但是，一方面，“心扉”这个东西究竟在哪里？话该从何开始讲，才能让对方不至于一触即跳？另一方面，交流所需要的胸襟气度，需要耗费的精力，又有几个人能够天然地拥有呢？

　　越是上了年纪的人，就越是容易积贮这类所谓的“负能量”，这也是为何年迈的人总会显得固执、爱动怒，因为他们往往为了避免潜在的被伤害的可能而主动出击，第一时间拒绝倾听自己不同意的话语（无论是不同意话语的内容还是不同意其表达方式），弹压那些对他们构成伤害的事实。凯纳兹，以及和他过从密切的阿摩司·奥兹、A.B.耶霍书亚，这几位以色列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都特别爱写和擅写老人。在长篇小说《通往群猫之路》（中译本出版于1998年，系凯纳兹最早被译成中文的作品）中，凯纳兹把发生在一个养老院里的故事写得酸涩动人。莫斯科维茨老太太，对服侍她的人各种挑剔，对愿意与她对话的人各种嘲讽。但当视线回到她自己身上，当她吐露自己的遭遇，不出意外地，我们就能看到她的遍体鳞伤，而且，她越是以轻巧的口吻带过那些受伤时刻，她内心的耿耿于怀也就越是无处遁形。

　　《爱的招魂》和《通往群猫之路》中都出现了暴力。阿威冷的眼前总是缠绕着两个情景，其一是他在高速公路上步行，身边的机动车旋风一般地开过；其二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从没学过开车的人，驾着一辆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然后松开方向盘，捂脸不看任何事物。多数时候，他是在第一个情景中的，但当他滑入了第二个情景，他就失控了。莫斯科维茨太太也是一样。她滔滔的、攻击性的言语并不能缓和她心中的失衡，总要来到一个时刻，她把头脑中盘桓的恶意想象变成现实。

　　访问凯纳兹

　　当我在8年前成功地见到约书亚·凯纳兹时，我本来以为，我将看到一个十分深沉的作家，他会语重心长地向我道破这座城市沸腾的生活之下，有着那些何其阴暗的角落。人的悲苦、嫉妒、怨艾和渐行渐远，这些，对于凯纳兹来说，是最理想的主题和最大的、不可回避的现实。此外，特拉维夫的市容平庸，丑陋建筑的数量让人惊讶，这一点恐怕也会持久地刺激凯纳兹那番“恋法情结”，让他连续写出“社会现实”题材的小说。

　　然而，凯纳兹和我想象的截然不同，他的容貌十分干净，年近八旬却皱纹很少。他说，特拉维夫没让他有任何不满，读者也不会因为他写的那些故事而讨厌特拉维夫。在这里，他的眼前总能遇到那么多美好的人和事物。《爱的招魂》曾被改成电影，说到这事，凯纳兹表示他从来不屑于说起它，因为电影只是借用了小说的少部分内容，并着重表现那些最容易收割观众和媒体的注意力的情节，比如性爱与暴力。

　　尽管如此否认，我还是觉得，凯纳兹的独身，以及他对于特拉维夫城市和人的欣赏，是有些刻意为之的。他既然写下了那些真实人生所不可避免的残酷的情节，写下了那些人生必然要面临的困境，那些让人无法安放的情感损伤，他也会设法避开这些经历。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参与到那些以人身依附为主的关系里面。

　　不过，当时我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访问凯纳兹，这件事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多么的稀罕。过了这么些年，我在和新认识的以色列朋友说起当年的访问时，他们不会对我的自由游历有多少表示，却会震惊于我竟然见到了凯纳兹。他从不在媒体上讲话，避免一切曝光，他认为，被媒体转出去的个人话语，即便收获的全是赞同并为他带来了声誉，也会干扰他的写作。他的读者都知道他的性格，他们也不会刻意去找他，让他开口。

　　10月19日，当83岁的约书亚·凯纳兹倒在了新冠肺炎的攻击之下时，他的好友A.B.耶霍书亚接到了不少媒体发来的请求，请他谈谈和凯纳兹的友谊和他的作品，耶霍书亚说，他很惊讶，因为凯纳兹是那样一个绝对保持个人隐秘的作家，按说不该有多少人知道他俩的关系密切的。耶霍书亚说，凯纳兹不像他和奥兹那样乐于公开表达，不过他还是会关注朋友们的发言和文章，并给出鼓励；他还说，他在读完《通往群猫之路》的时候落下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