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如今的育儿政策是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执行的。随着政府出台方方面面政策大力推动，仅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就成功改变了全社会的育儿观点。

　　上班忙工作，下班抓功课，周末还奔走于各大培训机构，如此连轴转的生活几乎就是每位职场妈妈的日常。如果问她们如何才能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大多人都十分无奈，有人还会无限自责，觉得不是“人生赢家”，做不到两者兼顾。

　　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一书中，作者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希望职场女性不要因此愧疚，把自己逼得太紧。这位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作—家庭冲突是社会造成的现象，也就是说，社会应该能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柯林斯历时5年、在4个家庭福利政策迥异的国家访谈了135名职场妈妈后得出的结论。

　　“这也是本书的亮点，从母亲的角度出发，看不同国家的母亲们怎么看待各国的家庭政策对自己的影响。之前关于工作—家庭平衡或者冲突的研究，很少跨国定性，从女性主体出发做研究，也很少考虑接受政策的人是什么看法。”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新书首发活动上说。

　　母亲的代价是自己的事业抱负

　　柯林斯对职场妈妈这个群体产生研究兴趣，源于自己母亲艾莉森的人生经历。

　　年轻时，艾莉森是名典型的美国职场精英，30岁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儿。做妈妈之前的艾莉森因为身处销售岗位，上班忙得没法喝咖啡，连上厕所都会被认为是浪费时间而遭人白眼，但竞争太激烈、压力太大，令她不得不去如此遵守苛刻规定。而当她怀孕后，各种不公正的待遇更是变本加厉。

　　得知艾莉森怀孕的消息，上司立刻拿走艾莉森最大的客户，降低了她的职级，并且强制她接受大幅降薪。虽然有很多不满，但艾莉森忍住了。她是位坚强的女性，不会因为女儿们的出生打乱工作步伐，也没减少工作时间，靠着不懈努力，终于晋升到公司高层。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艾莉森遇到一个更难的问题：谁来照顾她们。她不肯做全职妈妈，于是选择把女儿们交给保姆，或者送到日托班。“这些年来，她东拼西凑地为两个女儿编织了一张疯狂且不断变换、令人叹为观止的关系网。”柯林斯如此评价艾莉森的竭尽全力，“由一群临时和长期保姆、朋友、邻居，一系列日托班、课前和课后活动、体育活动、夏令营，来确保她的两个女儿在自己回到家之前安全无虞而且有事可做。”

　　但保姆会生病、请假或辞职，商业日托班说不定哪天就突然倒闭，因此，艾莉森设计的这些方案完全不像自己的工作计划那样具有强大的执行力，“没有一个能运作超过一年，有些甚至只维持了几天或者一个星期”。一旦孩子们没地方去，自然会影响艾莉森的工作节奏，这时只能用终极解决方案——带着女儿们去上班。于是，公司晨间董事会上令人尴尬的一幕就会出现：艾莉森激谈项目进展，角落里两个女儿在睡袋中酣睡。

　　女儿们的成长过程中，艾莉森的丈夫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是“丧偶式育儿”“诈尸式育儿”，还是其他？柯林斯没有多写，以父亲“工作也很忙”一笔带过。她只是提到，在孩子们都上小学时，艾莉森和他离婚了，随后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抚养孩子。过了一段时间，感觉自己到了承受极限，终于选择辞职，转而做兼职顾问，这样可以多些时间陪伴孩子们，“一切都有代价，艾莉森付出的代价是她自己的抱负”。

　　20年后，两个女儿终于长大，“老骥伏枥”的艾莉森试图重返职场。但没有人愿意雇用她，雇主都觉得她是老古董，艾莉森的职业生涯不得不彻底结束。

　　“这个世界本应更加友善、更加平等、更加公正地对待艾莉森。”柯林斯说，《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不仅是写给自己的母亲，也是写给所有母亲，希望“她们付出的努力在这个新世界里将得到重视”。

　　一代人改变瑞典育儿观

　　“这本书按照不同国家的顺序，先讲瑞典，然后讲德国、意大利、美国，其实就是从对家庭、女性帮助最多的国家讲到最缺乏帮助的国家，大家可能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绝望。”沈洋概括说。

　　尤其悲哀的是，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个在母亲晨间董事会上熟睡的小女孩做职场妈妈社会调查时，发现美国没有改变，托育机构依然完全市场化，廉价可及者寥寥。这一代的中产阶级职业女性要想继续在职场打拼，依靠的办法依然和她母亲当年如出一辙，要么把孩子送去日托机构，要么请保姆照顾。

　　作为自由主义福利模式的代表，美国的职场妈妈们能获得的福利待遇，与她研究的瑞典、德国、意大利相比起来是最少的，美国也拥有最高的母亲和儿童贫困率。柯林斯由此得出结论：“在美国当一个职场妈妈比在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要困难。”

　　访谈中的“优等生”是瑞典，通过推行双职工/双照顾者的模式，致力于夫妻共同育儿。瑞典政府规定，夫妻共享480天育儿假，而且育儿假是在孩子8岁之前随便休，并强制父亲或母亲每人至少休息三个月。尤其是“爸爸月”不用则过期作废，这就从政策上保证了爸爸能够参与育儿。再加上健全、廉价的公立幼托体系，瑞典的职场妈妈可以从伴侣、雇主、同事和政府那里获得巨大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这些政策是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执行的。在此之前，瑞典社会也是理所当然认为照顾孩子只是妈妈的事。随着政府出台方方面面政策大力推动，仅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就成功改变了全社会的育儿观点。在柯林斯访谈的四个国家中，瑞典女性最能兼顾工作和照顾孩子，所有受访的瑞典女性也都对自己的双重身份表示满意。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优等生”如瑞典，爸爸其实普遍只休了四分之一左右的育儿假，也就是政府强制他们必须休的那部分假期，更多的育儿责任还是由母亲承担。

　　柯林斯说，她对职场妈妈的研究持续了很多年，其间不断有人问，与那么多女性进行深入对话后有什么感受。她说，一方面感谢那些受访者的坦诚相告，“但如果让我说实话，大部分情况下，我的感受是生气，我不知道在读了本书中那些女性的经历之后，你是不是也觉得生气”。

　　上海的育儿现状跟美国挺像

　　“作者主要是聚焦4个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职场女性。其他阶层，比如社会和经济地位都较低的移民阶层，可能就没有考虑到。”在沈洋看来，这不能不说是《职场妈妈生存报告》的一个局限。对此，柯林斯也在书中表示，就算她所调查的母亲们年轻时因为照顾孩子遭遇了诸多不公，但她们其实比大多人过得更好，“贫穷的母亲们所面对的困境要凄惨得多”。

　　实际上，已育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问题，也就是俗称的“工作家庭如何平衡”，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在日本和韩国，至今还有一股很大的保守力量，认为职业女性有孩子后就该回归家庭，近年畅销并成为话题之作的韩国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日本小说《坡道上的家》中都有类似描写。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职业女性选择回家相夫教子后，会有巨大的失落和精神苦闷。

　　中国女性就业率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高的，不管身处何种阶层，同样面临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今年以湖南省文科成绩第四名考入北大考古系的钟芳蓉是个留守儿童，她的母亲接受采访时就流着泪无限欣慰地说，至少女儿的孩子今后能从小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了。

　　热播剧《三十而已》在互联网上掀起一场“全职太太是否独立女性”的大讨论，最后以顾佳决定带着儿子离婚、重新创业经营茶场收尾，实现一位中产阶层全职太太走向职场的“逆袭”。

　　演员姚晨在名为“中年女演员的尬与惑”的演讲中，也透露因为生孩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戏可拍，“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如果你选择成为一个职业女性，就会有人说你不顾家庭，是个糟糕的母亲；如果选择成为全职妈妈，又有人会说，这不算一份职业”。

　　最近几年，随着“二孩”政策放开，越来越多中国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纠葛、摇摆。最新发布的《2019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更是显示，40%的职场妈妈因为生娃错失了升职加薪的机会，33.7%的职场妈妈因此被公司边缘化。如此环境之下，越来越多女性不敢轻易生育。

　　“在上海，3岁以前的儿童在托育机构的只有12%，大多数家庭都是隔代育儿，或妈妈在家，还有就是请阿姨带孩子。上海的情况跟意大利、美国还挺像的。”沈洋说，瑞典通过一代人就成功改变育儿观念的做法，其实给中国很大的启示，“政策是可以推动家庭性别分工更加平等的，希望国内在政策上能够对职场妈妈有更多支持”。

　　彭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