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吟方

　　 后《开卷》时代，守护者董宁文已着手另一个阶段的工作。他所编的像砖一样厚重的《开卷三百》，是《开卷》告别读书界留下的一场文字盛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开卷》刊载了很多老一辈文人学者的最后一篇，刻录下读书界大大小小读书人的踪迹。我曾听吴小如先生说起过他跟一位文化人打笔仗，是《开卷》接纳了吴先生的稿子。这样的事例在《开卷》里面不胜枚举。

　　 《开卷》结束后，我曾向董宁文建议过，尽快整理《开卷》的往来书信，书信不同于许多作者的事后回忆，它具有的现场感有其独特的力量，告诉我们在某个时间的路口，那些读书人，他们在想些什么，对即时发生的人事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当时又在做什么？宁文告诉我，这个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我满怀期待之心，等待这份有分量的文献的公布。

　　 没有想到，后《开卷》时代，宁文最早拿出来的却是老中青三代为《开卷》题写的同题墨迹选。这不算是《开卷》遗产里最典型的部分，倒是最有趣味的部分。

　　 这份墨迹选也有我小小的劳绩。张充和晚年题写的“开卷”，是我转托白谦慎求得的。记得当时我跟白先生说：一定要请老太太费神题写。白先生是老太太信任的学生，由他开口，自然如愿以偿。这是张充和暮年与国内读书杂志唯一的一份墨缘。题写的时段，正是她，一位长期生活在海外从不为人知的老太太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民国闺秀的时期。

　　 说这份墨迹难得，在于入编的读书人围绕同一个内容的书写，类似前些年十分盛行的同一首歌。不过，由于书写者的性格、出身与受教育的背景不同，从笔迹到书写状态都反映了不同年龄段读书人的不同状态，从中可看出时代迁变中，老中青作者不同的风貌，大概是观察读书界文化人“见字如面”有意思的样本。进入电脑时代后，人们以敲字替代书写，在连硬笔都难得接触的当下，这份贯穿二十五年的读书人“书缘”墨迹就显得弥足珍贵。要不是宁文，我们难以见到那么多读书人笔迹的汇集。

　　 我看到过董宁文为收集读书人笔迹，不失时机抓机会的情景，真是煞费苦心。还记得有一年与宁文一同去拜访方成、姜德明、谭宗远诸先生，在红庙人民日报社附近吃饭，趁上菜之前，宁文从包里取出随身携带的毛笔、墨汁、册页请他们留题。文房具备，在场诸位无法推辞，只得从命，采取的是“瓮中捉鳖”的妙招。我目睹姜德明在饭桌一侧挥洒，带有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老派文人的风度，字不算好，却落落大方，摇笔即来。方成先生题字外，还另画了自画像，这是他的LOGO，也是他长期养成的潜意识，似乎不假思索，信手而出。其时已是高龄的方先生望若四五十岁，那份题字，该是他生命状态鲜活的注脚。

　　 至于有些老读书人除了写命题文字，又临场发挥，添戏加码，可以视为灵感被触动刹那的不能自已。比如诗人冯亦同在题写“书缘”后，又写了“凤凰台上客，卧龙湖边人。”点出《开卷》杂志先后二个重要的办公地点，无数的人们无数的文章，顿时让人联想翩翩。而翻译家高莽在完成命题书写后，又为宁文画像，似乎是用画与题字，指明缔结那场“人缘与书缘”的幕后人物正是读书界“一个人的杂志”董宁文。

　　 我从前总以为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过来的读书人都写得一手好字，事实未必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科举时代有易培基、郁达夫，后来还有以戏剧出名的黄宗江等等，他们的字与如日中天的文名学名似乎并不对等，但他们以一手极具个性的手写体，传达了各自的才情与飞扬的内心，为后来不写字的读书人树立了另一种样板，或者无妨说，缘于他们专业上的成就，丝毫不影响我们仍然用欣赏的态度看他们的字，领略他们挥写时留下的凌云意气，品味其在酸咸之外的点画趣味。

　　 宁文以我喜欢弄笔墨，又偶涉艺术评论，希望我为这本满载《开卷》星辉的题字集写点什么。我自知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序也罢引也罢，终究只是正戏开场的一声吆喝，于是不避谫陋，接受了这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