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陈小雨

　　我要拍一部电影，记住故乡，记住外婆，记住在路上寻找家的每一个疲惫的灵魂，记住他们的勇气，以及我们所需要的宽慰。——陈小雨电影创作谈《家在哪里？我一度无法回答》电影《乘船而去》于4月12日上映，讲述了独自生活在运河边农村的老太太周瑾突然被确诊脑瘤，漂在外地的子女不得不回乡照顾。大女儿苏念真在上海经营留学咨询机构，正在经历第二次离婚，她坚持要给母亲最好的治疗；小儿子苏念清是个四处漂泊的导游，他支持母亲放下，接受无常。在死亡面前，周瑾寻找着精神的归宿，苏念真和苏念清在不断发现母亲秘密的同时，正与故乡失去最后的连接。这是新人导演陈小雨自编自导的首部电影长片，一经放映，豆瓣评分便不断增至目前8.3分的好评。该片曾入围第17届first影展主竞赛，也是2023年金鸡百花电影节国产新片展入围影片，陈小雨还凭借该片获得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最佳编剧奖。今年30岁的陈小雨毕业于多伦多电影学院电影制作系，2011年开始从事电影创作，曾制作过纪录片。电影上映前夕，导演陈小雨接受北京青年报专访，谈及电影创作历程，他感慨道：“我不在意票房数字，更在意这艘‘小船’能跟观众在电影院里相遇这件事。”从来没有把“真实”当做这部电影的首要目的去刻画北青报：很多新人导演的首作都会拍摄与自身生活经验相关的故事，《乘船而去》的创作灵感取自于你的生活经历的某个部分吗？陈小雨：这个故事与我自己生活的重合度挺高的。我之前是拍纪录片出身的，对于现实生活会产生一些自觉性的观察。最早想要去创作，是因为我认为自己获得了一些很特别的生命体验。当然，这种生命体验在于，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某个人，有时候是我们打了个游戏，或是有时候是我们做的一个梦，而后产生的一种想象。这些都构成了一种生命体验，它足够独特，而我却无法靠语言去描述，因此才拍成影片去呈现它。这是一种累积性的生命体验。比如我的外公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去世了，那是第一次如此至亲的人离开我，这对我造成了一些冲击，同时我的家庭也大起大落，我从“富二代”成为了“负二代”。再之后我身边的很多老人都不断地离开。后来，我在村子里面住，也常常参加葬礼，可以说，我很早就见识到了“无常”。我不会忽略“人终有一死”这件事，死亡的“在场性”对我而言一直都很强，我总是会想如何去面对无常。其实，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只有一线之隔。我想把自己曾经对于意义的追寻，对于家人的感受，对于爱的体会，甚至是对故乡的探讨都放在这个片子里面，但它不是1:1的复刻生活，而是来源于真实的感受。北青报：刚才提到了你曾经拍过纪录片，后来为什么不继续拍摄纪录片了？陈小雨：在拍纪录片之前，我就拍过剧情片的微电影，也写过两部长篇小说。对我来说，虚构和非虚构，都只是讲故事的一种方法。而纪录片里的故事，有时候太依赖于具体的一种情形，某种具体的社会背景，更适合用纪录片的方式拍下来。但是有一些故事对我而言，它是有点抽象的，有点象征性的。虽说《乘船而去》是一部看上去有一定写实性的电影，但是我从来没有把“真实”当做这部电影的首要目的去刻画，我觉得它体现的是带有象征性的、寓言式的故事。而对于纪录片而言，当我们在记录故事的时候，有可能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所以有时在影像上的展现只能停留在口述，因为我们不可能每次都能够参与到事件的进行时当中，它的叙事时态是完全受限于真实情况的。而虚构的故事有其灵活度，我可以讲过去的事情，也可以讲未来的事情，我在时态上变得更加自由了。此外，纪录片一直有其道德的困境，当我去拍一个人物，去拍他真实的生活，就会涉及别人的隐私。比如哪怕在那个当下，他愿意被拍，但可能过了三五年，他就不愿意了。这种问题会让我慢慢地退却，因为我们在讲好一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不断深入人物内心的。而在虚构的剧本当中，我可以去剖析人物的内心，比如在《乘船而去》中，儿子阿清要抉择是否尊重母亲不愿治疗的意愿，当看到母亲主动拉下氧气面罩，他在那一刻挣扎过要不要帮母亲把面罩戴回去。我可以在剧情片里面深挖人物的情感，但是在纪录片当中，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我把它记录下来，那是会很残忍的。想让观众自己看出来这些情节，而不是我直接去告诉观众北青报：影片中的姐弟在医院的楼梯间中，关于母亲是否要继续接受治疗而争吵不休，这一段的拍摄手法类似于手持摄影，像是伪纪录片，看起来很真实。陈小雨：这一对话片段，我们大概拍了七八条吧。每一条的表演方式，以及台词顺序和最后的结尾方式都是完全不同的，好像扔骰子一样。演员们也进入了一个“不知道要怎么演”的状态，然后去即兴发挥。直到现在，我也解释不了为什么那一段我需要他们去即兴发挥，可能是我觉得那一冲突在片子里面算是重要的一个“戏眼”吧。我不希望他们以一种按部就班的方式去呈现，那会失去情感上的真实。所以，我不希望他们去背台词，我希望给演员自由度。当给了演员自由度之后，摄影机就很难再用固定机位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行动路线是怎么样的。我只能采取最灵活的拍摄手法，那就是手持。而且手持摄影有一种呼吸感，比较容易去进行一些“跳切”的剪辑。因为每一条都演得不一样，所以我在最终剪辑的时候，从每一条里面都拿出一些片段将它们剪到了一块。因此，我需要这种呼吸感来给我提供剪辑的切口。北青报：我能感受到影片中的每个角色的人物小传都非常丰富，台词中展现了他们曾经历的事情，但都是只言片语，草蛇灰线，为什么有意如此处理？陈小雨：我写剧本的时候，会想让观众看出来一些情节，而不是我直接去告诉观众。比如我在面馆里吃面，或者在一些公众场所听大家说话，会听到很多信息。一开始可能只是一男一女在聊天，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但是他们的每句台词都会透露出来一点，他们到底是同学还是恋人或是朋友、兄妹，我通过他们的这种只言片语可以拼凑出来对他们的认识。这对我来说，更有一种观赏性。在电影中，我们用大量的全景镜头，其实也是同样的逻辑。我们想让观众在参与到故事的时候，有一定自由度。如果我给了观众很多特写的话，那就是我一直在引导观众要去看谁的脸，看谁的表情。但是我给了全景镜头的时候，观众可以自己决定现在要看姐姐说话，还是看舅舅说话，还是看弟弟说话。北青报：很多观众都称赞了“母亲从病床瘫到了地上，呼喊着找钱”的画面，认为这个镜头很有趣。你的处理是先在屋子上方俯拍，然后又转成了极低的机位，通过桌脚构建了一个画框。这样的画面，是如何构思的？陈小雨：我们先在3D建模软件里面去构思的机位和画面的处理。首先要确定距离，我想要的距离是远的，我需要体现房子的在场性，要看到他们在房子里跑上跑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俯拍镜头，我们能够同时看到上下房间里面发生的事情。进行到后面的时候，大家跑上跑下的动作已经完成了，而我还是想要全景画面，因为我不想太近地去观察这种隐秘的伤痛。那么，我必须把机位放低，我想把这场戏收在尽可能跟他们平等的一个位置，因此在视角的选择上，我们基本上已经贴地了。那时候，正好在天井里面有这个桌椅，贴地之后拍摄全景时，镜头自然而然地摆放到了桌脚的位置。我们在3D软件里面一看，觉得蛮有意思的。运用3D建模技术提前预览，磨刀不误砍柴工北青报：《乘船而去》还用到了3D建模技术？陈小雨：我们用3D建模把拍摄的老房子的大概尺寸都给量了下来，包括东南西北的窗户是几米，层高是多高。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在实际布景之前，先在软件里摆放家具，包括墙的颜色，看整体的色调搭配，还可以根据它的空间结构，提前去预览想要达到的构图和机位。这个预览会节省很多现场的时间，因为人手非常有限，如果我没想好，可能就觉得床要摆在那儿，桌子要摆在这儿，弄了一通回来之后，发现不好看，还要再去改。这对小制作而言，很耗费成本。提前做3D建模，会有种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感觉。北青报：3D建模是否是当下剧组中很常使用的技术？陈小雨：对于科幻片的制作来讲，是挺常见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想象的特效合成的一些场景，所以他们会先把这种场景的模型前置做起来。而像家庭片这样的现代电影中，是很少有剧组会去做3D建模工作。这项技术的运用，也让我们感到很骄傲。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现代技术，去帮助我们完成一件原本难以实现的事情。北青报：电影中的老屋子是你们村子里的吗？陈小雨：这是我外婆的老房子。外婆在这座老房子前面建了新楼，老房子已经很久都不住了，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租给外地的厂工做宿舍。因为我们要拍摄，所以他们提前把房子腾了出来。但是由于长期都没有好好地打理和维护，它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很残破的状态，我们提前一个月去做了修复和布景，才让它看上去像有人居住的地方。整部片子的取景都在我的老家——浙江德清。片中的地点都是我平时吃完饭，就可以去走路散步到的地方。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断地产生温暖瞬间北青报：你给自己的一个标签是“返乡青年”，你是什么时候回去的？陈小雨：我大概是2015年回到老家居住，之后在2016年去多伦多电影学院进修学习了一年半。因为那时我觉得自己在技术上有很大的瓶颈，我想更完整地学习电影工业化流程的内容，查漏补缺。但是从2015年到现在，主要都是在村子里面的家里生活，但不是电影里面拍的家，是在隔壁村子。北青报：那么，肯定有一些街坊邻居给你当群演吧？陈小雨：是的。片中的村坊邻居基本上都是当地村民，是老乡亲。在3月31日，在德清做故乡首映的时候，我把他们都邀请过来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天尽管很忙，我还是自己开车去村子里面，把他们接到县城里面去看电影，然后带他们一起去吃了个饭。这样一来，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变得更有意义了。这不仅是说我做了一个电影，它是电影市场当中的一个商品的感觉，而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不断地产生像这种温暖的瞬间。而且若不是因为这部电影，他们是根本不会参与到电影世界当中的人，大家通过这一缘分，跟电影之间发生了关联，发生了化学反应。北青报：他们第一次演电影，肯定会紧张的。陈小雨：他们会特别的紧张，所以一方面要演很多次，在面对素人演员的时候，条数肯定会多起来，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和练习；另一方面，我们会把摄影机尽可能地拉远，减少摄影机的攻击性，让他们不要太注意到我们在拍摄。但是还是没办法，毕竟现场还有录音师，还有灯光，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让他们知道这是拍电影。好在拍了几次之后，他们习惯了这种节奏。甚至有别的老乡亲来加入新戏的时候，刚拍了两条，他们就说：“还没好啊，我要回去烧饭了。”之前演过的那些老乡亲反而会劝说：“拍电影哪有这么简单，要拍很多条的，在这好好待着吧。”劝退了很多投资人，最后找到了190万元的投资北青报：制片人黄帆提到这部电影总共找来了190万元的投资，找投资的过程难吗？陈小雨：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想让别人的钱打水漂，也不希望大家抱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来投资这部电影。所以，找投资的过程很不顺利，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套标准造成的，我们劝退了很多投资人。他们一开始可能对影视行业不是很了解，有一种盲目的期待。但是如果我们不管后果的话，是可以直接拿到这个投资就开拍了，但其实我们做了很仔细的市场分析，告诉他们现在文艺片的市场是怎样的，列举了过去几年关于家庭故事的电影，新人导演拍的票房成绩是如何的，以及列出了详细的预算构成和回账的方式，告知了他们这件事的风险。所以，我们最后找到的190万元，总共是五位投资人投资的。我把认为能够拿出超过10万块钱，还不至于影响他们生活方式的人基本上都问了个遍。不过，大家投资这部电影，更多的还是基于这么多年来对各自的信任，这是第一点。然后，他们也确实有情怀，想做一部这样的电影。这部影片入围了2023年金鸡百花电影节国产新片展的时候，其中一个投资人刚好在厦门，他跟我说：“好爽啊！我要跟我老婆炫耀，我投了一部电影，还进了金鸡奖。”他就觉得很满足，我说，尽量回本。北青报：入围了电影节，电影圈的前辈们会给你一些指导意见吗？陈小雨：他们给的意见都还是很具体的。只不过，我是一个大量收集意见的人，当采集到意见之后，我还要去具体地甄别。这种大量收集具体体现在我不会在剪辑阶段就给某位老师发过去看，因为这样可能永远得不到回复，他们也很忙的。所以我都是带着剪好的片子去北京，当面放给他们看，然后才去要到这些反馈。然而每一个反馈，几乎都会有另一个完全相反的反馈。每一个人意见都不一样，有非常多的相左的意见产生。于是我在中间一度陷入了迷茫，到底谁说的是对的，谁说的是好的呢。好的一点是，我自己就是那个剪辑师，所以不怕改。我剪出了许多变体版本，然后再去看，最终的判断还是要回归自己的直觉。要不然，整个片子没有一个人的统一直觉去做把控，做出来的成片肯定会是一个四不像的东西。北青报：删掉了很多吗？陈小雨：大概删减了50分钟。因为之前我有写小说的习惯，小说比较自由，没有太多篇幅的限制，可以充分地展开每一条线。但当我制作电影的时候，对于导演而言，时长是最难把控的事情。我一开始以为，把所有的戏拍完就是90至100分钟，结果拍完之后是150分钟，这是相当长的一个体量了。让观众在故事中持续两个半小时的观感，肯定会感觉很拖沓。我只能去收紧它，就像修剪盆栽一样，把那些旁枝末节剪掉，留它最主要的主干。更在意《乘船而去》这艘“小船”，能跟观众在电影院里相遇北青报：我看到你在这两天发过一条微博是：“比评分、奖项、票房更重要的，是拍电影和看电影这两个行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慨？陈小雨：一部作品的票房好坏、评价高低，都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导演的水平、遇到的制作团队和得到的资源，以及当下的眼界，这些因素全部凑在一起，构成了这部片子，当它面对这个市场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反响。因为市场有其自身的起伏，有时候文艺片的市场好一些，有时候差一些。去电影节的时候也会遇到不同的品味，所以我其实是无法左右这些东西的，无法去左右这部片子走出来，到底它会被大家认为是一部好片还是烂片，我都不知道。如果说我的心思里面装的全是这些内容的话，我在做这部电影的那个当下，根本无法单纯地进入到创作思维中，心思就会变杂。我认为，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想任何这些东西，只要好好地在当下尽我所能去把一部电影拍好，要享受那个过程。当拍完了这部电影，它真正变成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又回到一个观众的视角，可以去好好地看一部电影。在这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想。其实，这些天路演的行程真的很忙，每天不断地坐高铁去别的城市，我根本排不出时间去看别人的电影。但是，我真的很想看万玛才旦导演的《雪豹》，前几天我们做完无锡站的路演之后，想要去另外一个影城看《雪豹》，买了23:40的票，可能看完之后是凌晨一两点了。结果做完路演之后发现，做路演的影城知道我们想看，于是临时排了一场《雪豹》。最后，我们就在同一个影院的同一影厅观看了《雪豹》。这种感觉特别独特和神奇，就是我刚刚在这里以导演的身份做完映后，又作为一名观众，坐在观众席上面，去观看一部电影。更特别的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曾经对我做出过那么多细心和关键指导的老师。就在那个当下，我不会去想所有的这些事情，所有的东西都抛之脑后，只是简单的灯光一亮，屏幕一亮，灯光再一暗，就一头扎进那个故事里面，认真享受这一两个小时作为观众的时光。所以，我觉得拍电影和看电影都是两个很专注的行为，非常之单纯的行为。而至于奖项、评分、票房等所有那些外在的事情，都是围绕在电影之外东西，我们追逐不了它们。北青报：4月份有非常多的影片登上院线，你对票房会有期待吗？陈小雨：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很多观众看过路演之后，自发为我们宣传。作为一部文艺片，更有“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支持，得到了很多的排片场次。我原本是没有压力的，但我不想辜负大家对我们的帮助。我只是希望这部影片可以匹配上大家的热情支持，我们还在努力。虽然我们的声音可能很小，但是我还在不断地叫喊着让大家去看这部影片。更多的是，我希望去建立在电影院里观看电影的这种最单纯的行为，希望《乘船而去》能够在电影院里面遇见更多的观众。于我而言，我在意的不是票房数字，而是《乘船而去》的这艘“小船”能够跟观众在电影院里相遇这件事情，更在意一场又一场地看电影的行为本身产生的心灵连接，更在意我们的电影能够在别人的心里唤起什么样的情感。文/本报记者韩世容供图/《乘船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