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
中国现代文学馆A座中庭，一条红飘带凌空而起，在穹顶下交织成火炬的形状。阳光洒下来，像火焰在跳动。这是“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的核心装置。展览名字取自魏巍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魏巍之女魏平在开幕式上说：“父亲心中，从天宇俯瞰地球，红军足迹跨越千山万水、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伟大壮举，就像一条炽热鲜红的飘带，横挂在这个星球上。”
这条红飘带，由草鞋、绑腿、马灯、门板，还有斑斑血迹编织而成。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锅底灰。正是从这最不起眼的锅底灰里，长征文学长出了它最独特的根系。展厅第一单元展出了毛泽东长征诗词八首。这些诗词是领袖在“马背上哼成”的诗史；同时展出了那些普通将士留下的文字。领袖诗篇与亲历者文字，共同构成了长征文学最动人的部分。
告别与出发
长征的文学表达，是从告别开始的。
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7月23日，中革军委又向红六军团发出西征训令，赋予其西征任务。展墙上，毛泽东手书的《清平乐·会昌》在灯光下格外醒目：“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毛泽东后来加注：“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红六军团受领西征任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亲历战斗的李真，1932年十四岁参加红军，随红六军团离开家乡江西永新时十六岁。他读了不到两年书。打土豪时得到一本《唐诗三百首》，如获至宝，一直带在身边。西征途中，他写下《突破封锁线》：
山头迎战赤旗飘，山下围嵎饿虎嚣。宿鸟归飞云蔽月，竹林惊动犬狂逃。夜驰小径人健步，晓察戎衣汗水浇。号角连声惊大地，破围砸锁任逍遥。
夜行军，宿鸟归飞，乌云遮月，只听见战士穿越竹林的沙沙声。天亮后才发现，军装全被汗水打湿。突围之后，吹起雄壮的号角，山下的敌人才如梦方醒。十六岁的少年，在枪林弹雨中救护伤员，在饥寒交迫中写下诗句。他的诗没有雕琢的痕迹，只有切身的体验。那些诗写在烟盒背面、草纸边上，有的被雨水洇开，墨迹模糊。行军间隙，他把诗念给伤员听，念完了，继续抬担架。
那本《唐诗三百首》，一直带到了陕北。一个少年，带着一本唐诗走完了万里长征。他走的是两条路——一条用脚，一条用心。脚走的是万水千山，心走的是唐诗里那条从盛唐延续至今的文明之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于都出发。为了隐蔽，队伍一般在黄昏或下半夜启程。林伯渠与何叔衡在梅坑依依惜别，何叔衡脱下自己的毛衣相赠。林伯渠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别梅坑》：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绨袍”典出《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须贾见范雎困厄，赠以绨袍，后常以“绨袍”喻故人旧谊、眷念之情。何叔衡后来留守苏区，英勇就义。这首《别梅坑》，成了两人之间最后的文字。
展墙上那幅黄镇长征途中所作的速写《林伯渠同志——夜行军中的老英雄》，墨色不均匀，是用锅底灰调出来的。林伯渠的诗与黄镇的画，形成了长征文艺一种独特的互文：诗写离别，画写行路；诗写心情，画写形象。从告别到出发，文学就这样成了长征的第一声回响。
穿过彝区：布告与诗
1935年5月，红军到了大渡河边上。面前有两条路：大路是当年石达开先锋部队走的旧路，小路则须穿越彝区。石达开当年没能穿过彝区，红军选择了小路。
穿越彝区之前，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了一份布告。这份布告由陆定一撰写，六字一句，一韵到底，本身就是一首完整的诗：“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这份布告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它是“万里长征”这个词第一次在正式文字中出现。自此，中国人的语汇中除了“万里长城”，还有了“万里长征”。
布告的力量不止在文字，更在行动。刘伯承按照彝族习俗，同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以水代酒、歃血为盟，彝汉结盟，红军顺利穿过彝区。展厅的展墙上，欧阳文在《长征》诗中写道：“红军巧渡金沙江，围攻会理入大凉。彝汉结盟同举义，民族政策放光芒……喜得彝胞来引路，胜利抵达安顺场。”萧华的《通过大凉山》写得更有画面感：“关山重，密林深，彝民塞道迎。海子湖边歃血盟，鱼水一家人。”
莫文骅的《鹧鸪天·安顺场有感》则直接用石达开做对比：“阋墙一怒率孤兵，蜿蜒西南赴远征。水浪天翻伤劲旅，汗泪横流吊群英！时势变，举新旌，红军飞渡波涛惊！倮民支援掀谷浪，敌人溃退似巢倾。”词的上阕写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历史，下阕则突出“倮民支援掀谷浪”。（“倮民”为当时对彝族的旧称。）
展厅里还有一张照片：参加红军的彝族战士到达陕北后的合影。几张年轻的脸，目光望向远方。同一片山水，两种命运。石达开败于民族隔阂，红军胜于民族政策；石达开败于天时，红军胜于人和。
从大渡河到夹金山
大渡河畔的诗词中，石达开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对话对象。
聂荣臻在安顺场留下了两首诗。一首写于当时：“大渡河流险，吾非石达开。飞兵天际至，历史不重来！”另一首是后来为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题写的：“安顺急抢渡，大渡勇夺桥。两军夹江上，泸定决分晓。”“吾非石达开”五个字，是对历史之问最直接的回答。
萧华的《飞越大渡河》写得更为完整：“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夹道迎。安顺场边孤舟勇，踩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二百四，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威风显，勇士万代留英名。”李一氓的《安顺场怀古》则以“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烽火浪滔滔”写出了十七勇士孤舟抢渡的画面感。
过了泸定，中央红军选择了翻越夹金山的路线。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开始翻山。大部分战士是南方人，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衣。夹金山横亘于宝兴县与小金县交界处，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山势险峻，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红军翻越的王母寨垭口海拔4114米。
张爱萍的《翻夹金山》写得最有画面感：“夹金六月犹飞雪，红军渡泸从头越。夜宿南麓孤月升，晨攀北峰冷日斜。银海茫茫鸟兽绝，寒风凛凛休停歇。狂喜两军巧会师，欢声雷动天地裂。”欧阳文则以“脚踏夹金千秋雪，目览瑶池九寒天。空气稀薄难呼吸，雪花飘撒铺双肩”写出了翻越雪山的壮阔感。杨成武的《翻越夹金山》更为简洁有力：“天空鸟飞绝，群山兽迹灭。红军英雄汉，飞步碎冰雪。”时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伍修权回忆，最初走一百步喘口气，后来改为五十步，最后降到三十步。“寒风凛凛休停歇”——翻越雪山不能停留，一旦歇息就可能再也起不来了。
但雪山诗词中最打动我的，是一个司号员的作品。王六生，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1930年十三岁时背着父母参加了红军，被分到红五军第一师学吹军号。1935年长征过夹金山时，他已是红四师十团司号长。半个世纪后的1986年，他以组诗《忆长征路上》追忆那段岁月，组诗含《有个战友倒下去》《采把野韭菜充饥肠》《政委赠我一头驴》三首，每首前均有小序。第一首《有个战友倒下去》写道：
小辣椒，闪红光，行军锅，响叮当。一道道悬崖头上横，一条条深谷脚下躺，时而狂风卷飞雪，又来冰雹从天降。气温低，刺骨凉，氧气薄，憋得慌。有个战友倒下去，眼睛似合又似张——同志们，莫悲伤，踩着我肩继续上！埋战友，更悲壮，裹腿布，绑又绑。誓同蒋匪斗到底，三座大山全扫光，围追堵截奈我何，踏破雪山向前方！
“小辣椒”这个意象值得多说几句。过雪山需要御寒，部队给战士发了辣椒。行军锅是司号员行军时最熟悉的物件之一，到了宿营地，无论有没有粮食，锅总要架起来。一个炊事班的细节，成了整首诗最亮眼的意象。五十年后，王六生在追忆中仍清晰地记得行军锅里翻腾的红色小辣椒，映衬着周围皑皑白雪。年轻的红军战士用舌尖上的辣，对抗雪山上的寒。而“踩着我肩继续上”六个字，写尽了一个倒下的年轻战士最后的嘱托。他的草鞋磨穿了，但他的肩膀还在。
第一首的小序中写道：“为了推翻中国的三座大山，他们甘做人梯，让革命同代人踩着我们前进。”甘做人梯——这四个字，比任何修辞都更有力量。
野韭菜与“革命理想高于天”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部会师。6月17日晨，毛泽东手持木棍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一道，徒步翻越夹金山。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有八位、十位大将中有七位，先后翻越了夹金山。
8月初，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穿越大草地，这里荒无人烟，到处是一丛丛野草和一个个泥潭，天气变化莫测。草地最难的是吃。没有粮食就找野菜，野菜挖不到就煮牛皮带，到最后开始杀部队的骡马。王六生在《采把野韭菜充饥肠》中写道：“过了雪山过草地，草地一片野茫茫，无人烟，没村庄，风嘶吼，苍穹黄。吃了皮带吃皮鞋，只见粮袋底朝上。野韭菜花，草中藏，忙采摘，充饥肠。革命吃得千般苦，再辣再涩也觉香。”
草地上的野韭菜，叶子细长，边缘像细齿。采摘时草叶会割开手指，泥水渗进去，生疼。五十年后，王六生在追忆中写下：“再辣再涩也觉香。”
到了渭水南边，已经过了雪山和草地，王六生写了《政委赠我一头驴》。他负过三次伤。因为他是司号员，吹号的时候，敌人专门打司号员，把他耳朵震聋了。第三次负伤非常重，左肩部被打穿了。他这天坚持走了一百里，实在走不动了。团里想把他安排到当地群众家里，王六生坚决不同意，哭着央求团政委。杨勇就把缴获的一头毛驴送给他。王六生写：“战蒋匪，我负伤，急坏众战友，疼煞团首长。杨政委，真慈祥，轻声安慰我，毛驴牵身旁。我不肯，拗又犟，政委忽然一声令，众手举我驴背上。”那匹灰黑色的小毛驴刚断奶不久，还不太会驮东西，但就是它，驮着王六生的行囊，陪他走过了长征最后的岁月。这个年轻的司号员最终走到了陕北，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开国少将。
王六生的三首诗，以“小辣椒”“野韭菜”“小毛驴”三个朴素意象，串起一个年轻士兵的长征。他以亲身经历，写出了红军战士负伤后坚决不掉队、政委绝不抛下任何一个伤病员的深厚情谊。
草地上的诗词同样如此。张云龙的《草地行军有感》写“破衣遮得风雪寒，树皮草根充饥饱，北上是英豪”。李真的《咏怀草地》写“野草充腹腿脚肿，风露当饮脸布瑕”。欧阳文写道：“时云时雨又时晴，苍茫无际草地行。遍地泥潭无寸木，缺米短柴断火星。”这些都是最朴素的记录，没有任何修饰，却比任何修饰都真实。
萧华在《过雪山草地》中概括了这一切：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革命理想高于天”这句歌词，后来被反复引用。据王新兰回忆，萧华创作时曾问她过雪山草地什么感受，她当时的感受就是“又冷又饿，路好像永远走不到头”。萧华由此写出了“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一句诗从草地上的野菜和单衣中生长出来，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坐标。
从锅底灰到红飘带
前文提到的那幅黄镇速写《林伯渠同志——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画在粗糙的纸上，墨色不均匀，像是用锅底灰、烟筒灰调出来的。黄镇时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长征途中用锅底灰调色，画了大量速写。林伯渠长征时已年近五十，戴着高度近视眼镜，行军途中总是左手提着一个马灯，右手执一根手杖。这样一个形象，被黄镇用最简陋的颜料，刻进了长征的文学记忆。
长征文学的书写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长征途中即时写下的，如毛泽东“马背上哼成”的诗词、李真写在烟盒背面的诗、林伯渠告别前夜的《别梅坑》、聂荣臻写在大渡河边的“吾非石达开”、黄镇用锅底灰调墨所作的速写；另一类是事后追忆的，如王六生半个世纪后以组诗回望长征，萧华在1964年为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创作《长征组歌》。写作时间不同，体裁样式不同，但那种“要把这一切记下来”的冲动是相通的。
今天，走过文学馆中庭那条红飘带的人，不一定知道林伯渠的《别梅坑》，不一定记得王六生的小辣椒，但他们会在“革命理想高于天”面前停下脚步。这就是文学的传递。它不靠说教，靠的是一首诗、一幅画、一行从锅底灰里长出来的字，在九十多年后，依然能让人听见行军锅的叮当声。
本版供图/中国现代文学馆
版式图片来自沈尧伊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