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戏剧日，话说周总理和话剧的不解之缘|周恩来|周总理

　　昨天是世界戏剧日。1961年，国际戏剧协会将每年的3月27日设立为世界戏剧日，并从1962年开始庆祝。

　　在中国新剧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而且这个人的名字您肯定熟悉——他就是咱们的周总理。

　　话剧进中国引人入胜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话剧可是地地道道打外国来的“西洋景儿”。为了和传统戏曲区别开来，当时人就把这些早期话剧称作新剧，直到1928年才由戏剧家洪深提议定名为“话剧”。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新剧团体，比如天津南开学校的南开新剧团。巧的是，周恩来当时正在南开读中学。

　　16岁的他已经成了南开新剧团的重要成员。他非常喜欢这种新鲜的艺术形式，总是很积极地参加新剧的编写和演出活动。同时还担任了布景部副部长，负责的舞台设计。

　　南开新剧团部分主要成员在校园内留影，右三为周恩来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不光忙着实践，理论方面他也没落下。他先后写了许多论述新剧的文章，最著名的肯定得数1916年发表的《吾校新剧观》，那时候他才18岁。

　　总理也守规幕后勤关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无产阶级戏剧”也提上了日程，左翼戏剧搞得如火如荼。像《二七惨案》、《八一南昌起义》这些“红色戏剧”，极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士气。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话剧进入了大普及、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产生了许多揭露侵略者罪行、激励抗日救国的话剧，比如《前夜》。

　　这是一部抗日锄奸话剧，总共四幕，由阳翰笙编剧、中国旅行剧团团长唐槐秋导演并主演。1937年10月，中国旅行剧团在汉口法租界的“天声舞台”首演了这部话剧。应阳翰笙邀请，周恩来前去观看演出，还给剧本提了指导意见。

　　唐槐秋

　　从此以后，中国旅行剧团但凡推出新剧目，周恩来都会来观看，演出结束后还会去后台看望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并表示感谢。他每次来都是和妻子邓颖超一起，再加上秘书、警卫、司机等一共六个人。这六张戏票，他坚持要照章购买，绝不肯“看白戏”。

　　解放后，周恩来有一次观看中戏表导演系的演出《草木神仙》。他入座后，秘书去剧场办公室询问能不能临时再买几张票，可当时戏票早就卖光了，于是总理乘坐的专车离开了剧场。

　　后来，剧场的工作人员才知道，原来是总理临时带来了几个孩子，想让他们也看看戏、接受一下教育，但因为没有票，只好让他们坐总理的车回去了。您看看，不论什么时候，总理都不愿意靠特权蹭票占便宜。

　　除了话剧艺术，周恩来也十分关心话剧工作者。

　　1941年皖南事变后，作为中国话剧界“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因为先后演出了《棠棣之花》和《屈原》等六部大戏而“话题度”暴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特务的注意。周恩来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想要保护她。

　　张瑞芳和金山在演出话剧《屈原》

　　张瑞芳此前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后来回忆道：“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同志通知我说到新华日报会客室，我就在那儿等着。这个时候总理突然出来了，与我进行第一次、也是很长的谈话。他告诉我，今后你的组织关系就在我这里，单线联系。不过我可能对不起你，就是你可能会过不了正常的组织生活了，因为我不可能每次按规定时间来跟你见面，以后有事我会通知你。”

　　助力话剧业从不搞特殊

　　解放后，周恩来要忙的事更多了，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新时代的话剧艺术。他曾经提议建立专业的话剧团体，也就是后来的北京人艺，并且点名让曹禺担任院长，还批准兴建首都剧场并交给北京人艺专门使用。可以说，周恩来是北京人艺的奠基人、创业者，也是良师益友。

　　1954年12月31日的夜晚，周恩来特意来到北京剧场，观看曹禺解放以后写的第一个话剧《明朗的天》，还具体、细致又详尽地指导了剧院的工作。

　　演出结束后，他来到舞台上，和演职人员一一亲切握手，合影留念。大伙把他团团围住，都想听他再说两句。周总理却突然摆摆手说：“今天是除夕，你们谁有约会谁走，挨了骂我可不负责任！”一句话引得人们哄堂大笑。

　　因为人实在太多，站在后面的人很难听清周总理说了什么。不知谁喊了声：“我们都到观众休息室去吧！”于是大伙又簇拥着他去了观众休息室。周总理挥着手让大家都坐下，还笑着对曹禺说请大家谈谈情况。

　　他把演员比例、工资待遇、住房问题以至剧院企业化等等大事小情都问了个遍，来了个十分详细的田野调查。座谈会结束后，总理还给曹禺布置了个“作业”，请他写点东西反映剧院各方面的情况。一直到周总理走向汽车旁边，仍然回过头说：“老同学，今天就算是我将了你一军吧！”

　　总理喜欢看戏，但他的工作有多忙咱们也都知道。所以他总得等到下午的工作都结束了，才能问问秘书晚上有没有安排，如果没有那就能去看戏了。

　　首都剧场的杨经理每次都要留下几张保留票，等开演半小时后才另行处理。可是有一天，就是在演出半小时后，保留票都卖出去了，突然接到电话说总理要来。杨经理急得满头大汗，只能好言好语地把7排中间座位上的几个老观众请到边上。换好座位后没多久，周总理就到了剧场，还是按照老规矩悄悄带到了第7排。

　　中场休息时，总理突然问座位上原来是不是有人，杨经理没办法，只好说出了实情。总理有些激动地说：“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的道理，人家是先来的，我这个后来的反而要把人家赶走。不能这样，一定不能这样!杨经理，休息以后你要把人家请回到原来座位上去，而且要向人家赔礼道歉。”停了一下，他又交代，剧场还有个导演间，他去那里看戏就行。杨经理只能照办。

　　休息结束后，几个老观众回到原位，总理就坐到了观众席后方、又远又看不大清楚的导演间里。从此以后，似乎就有了个不成文的规矩，总理只要来得晚了，就坚决要求去导演间看戏。

　　看戏的座位不能搞特殊，合影的站位也一样。总理每次看完戏都要和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大家总是想把他围在正中间，可总理本人却不待见这样的“C位”，反而要尽可能地淡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