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小学生研究癌症获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小学组)一等奖,后有神童一天作诗2000首,“别人家的孩子”还真是能不断带给人们惊喜和惊吓。“自古英雄出少年”,可神童未必真神通,即便有前车之鉴,仍难抑制一代代家长造星封神的冲动。

　　在古代,神童观主要是以成人标准去衡量的,一个孩子如果在幼年时,便能做到许多成人才能做到的事情,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就是神童了。

　　记者　张九龙

　　历代神童各不同

　　纵观历史上的神童就会发现,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神童评价标准。

　　甘罗是战国时代秦国人,系名臣甘茂的孙子。《史记·甘茂列传》记载,甘茂去世时,甘罗才12岁。当秦始皇开疆扩土的时候,吕不韦希望张唐去燕国为相,但劝说未果。小小的甘罗不仅成功地游说了张唐,而且单独出使赵国。

　　结果是,赵王听从了甘罗的建议,将5座城白送给秦国。后来赵国对燕国用兵,拿下燕国36城,把其中的11座献给了秦国。也就是说,甘罗光靠动嘴皮子,就不费吹灰之力让秦国得了16座城。

　　这个套路倒是很有战国特色。回国之后,甘罗一夜成名,并被封为上卿。后世据此说甘罗12岁为秦相,其实上卿只是一种爵位,手中没有实权,倒是甘罗的祖父甘茂,确实担任过左丞相。后来的甘罗,似乎人间蒸发了,再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甚至音讯全无,让人不禁怀疑其真实性。

　　就连已知的事迹,所注的水分也不少。构成甘罗故事的基本要件,如秦国主动送还燕太子丹、赵国攻下燕国赠给秦国11城等并非事实。甘罗的神童之路,显然经过了人工包装。这个神童的出现,其实有纵横家们为自己涂脂抹粉、壮大声威的成分。

　　汉代的神童则是另一种面貌。当时天下太平,儒家思想取得了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仁义忠孝的道德标准在社会上确立起来。在汉代,孝父母、悌兄长成为人们衡量神童的重要标准,典型的案例是孔融让梨。

　　按说在兄弟们中间让个梨,去名士家里串个门,也算不上多大点儿事,可偏偏人家孔融出身不凡。孔家是世家大族,他爷爷是钜鹿太守,父亲是泰山都尉,自己又顶着孔子后裔的光环,所以有点小成绩就被载入了史册。

　　孔融让梨或许只是个偶然事件,但为何故事能广泛流传呢?汉代选官还没有科举考试,而是采用“征辟察举”,也就是依赖政学两界名人们的推荐。一个人声望越大,就越有机会被注意到,越容易得到推举做官的机会。让孩子成为神童,更早地曝光在乡里父老和州郡名人的视线之中,对社会资源丰富的世家大族来说并非难事。翻翻《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有大量的人物弱冠之年就已“知名州郡”,做法跟孔融是一样的。

　　如果说汉代的神童更多地体现了儒家文化对道德的推崇,那么唐代的神童则是儒家思想以文学为载体,重视文学的产物。能为文作诗,成为此后千年间神童的“标配”。

　　唐代骆宾王“尤妙于五言诗”,其幼年所作“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一诗,大概是史上最有名的神童诗了。不过,放在唐宋,擅长为文作诗的神童太多了,骆宾王这两把刷子只能算是“低配”。杨炯、张九龄年幼都能文；王禹偁九岁能文,李百药、晏殊七岁属文,王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令狐楚五岁能为词章；权德舆四岁能属诗,十五岁为文百篇,编为《童蒙集》十卷。

　　还有记忆力、理解力超强的神童。与骆宾王同为“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十余岁就学《仓颉》《尔雅》、经史；唐中宗的宰相韦温,七岁时一天可以读《诗经》一卷；砸缸的那个司马光,七岁可以讲解《左氏春秋》；黄庭坚更厉害,年幼时所读之书无不通晓。

　　办给神童的科举

　　《三字经》有云:“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意思是他七岁的时候通过考试,被朝廷“认证”为“神童”,这个“神童”也进了《三字经》。

　　家长重视早教,想培养出神童,古代科举考试还专设“童子科”,对神童进行选拔重用。童子科萌芽于汉代。那时凡是12岁以下、能背诵一部儒家经典的早慧儿童,可由郡国向中央荐举,经面试合格,授童子郎,一旦被授予童子郎,即可为官。童子郎特别注重考查儿童的孝悌廉让之德,同时也要求儿童能背诵一定的经学内容。

　　到了唐代,科举制度成为人才选拔常态,专门面向儿童的童子科也得以制度化。唐代童子科面向的对象为年幼、聪慧的童子。报考的年龄限定前后有所变化,唐初规定为10岁以下,宣宗大中十年(856年),又将年龄限制在12岁以下。

　　和汉代重视品德相比,唐代完全以儿童对经学内容的记忆作为评价标准。童子举人要“习一经”,即从《礼记》《春秋左氏传》《诗》《周礼》《仪礼》《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九经中任选一种。对于选出的神童,有的授官,有的仅给予任职资格。

　　显然,唐代考知识要比汉代考德行公平一些,但问题在于,有了国家政策倡导,更多的儿童加入了残酷竞争的行列,许多希望子女去“应神童举”的家长,将儿童作为记忆的仓库加以训练。然而,最终选拔出的是少数,绝大多数儿童只能在整日埋头苦读中度过童年。

　　在五代时期的文献中,曾出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有一年贡院榜上有名的童子只有10个人,考虑到学子们确实“苦辛”,特批增加了录取人数。当时朝臣们对选拔神童这事分歧很大,所以童子科总是开开停停。

　　相比之下,宋代童子科最为正规,最初每两三年考一次,后来每年考一次。考生年龄在10岁上下,先参加笔试,再参加面试。笔试主要是默写《春秋》《诗》《易》《论语》等经典,面试主要是考查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和吟诗作赋的水平。被取中的神童可以荣耀家门,但不能做官,想做官还得再考进士。

　　宋代童子科选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神童,“北宋第一神童”晏殊就是受益者。晏殊6岁能写诗,13岁得到地方官举荐,14岁进京参加童子科考试。在诗、赋、论的考试当中,“学霸”晏殊发现其中一道大题自己以前做过,他将此事告诉考官,并请求为自己另行出题。宋真宗对此是又感动又惊喜,当即命人为他重新出题,晏殊作答后得到了众考官的一致认可。

　　考试结束后,品学兼优的晏殊被授予秘书省正事一职,次年迁任为太常寺奉礼郎,至此,神童正式步入了仕途。他35岁进入权力中枢,担任相当于副宰相的枢密副使。

　　童子科的功名利诱,使儿童启蒙教育越来越难,也违背了教育规律。到了明代,童子科不再与做官挂钩,自然就落寞消亡了。

　　“伪神童”伤不起

　　谈到古时的神童,不觉想起初中语文课本上王安石的名作《伤仲永》,文中王安石描写并反思了一个神童的悲剧:平民方仲永,天赋异禀,但其父亲却贪图小利,把儿子当成摇钱树并以此炫耀。若干年后,其才能完全消失了。

　　在古代,人们的神童观主要是以成人标准去衡量的。人们觉得,一个孩子如果能在幼年时,便能做到许多成人才能做到的事情,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这便是神童。简单说,神童就是“小大人”。

　　这样的观念,使得神童教育就像《伤仲永》里所反映的,造成了许多悲剧。南宋叶梦得所著《避暑录话》中记载:北宋元丰年间,饶州有位神童叫朱无赐,因从小就能熟读经书而做了官,于是当地有孩子的人家,逼着家里的孩子熟读“五经”。

　　孩子生性好玩,不肯好好背记,父母们便把这些“神童”一个个都放进竹篮,吊上树梢,使其玩耍不成。不少家长还请来“家教”,孩子背完一经,先生就能得到孩子父母的若干铜钿,作为酬劳和奖励。结果,北宋时饶州的许多孩子因为不具备天资而被活活逼死。

　　不仅仅是饶州,当时许多人带着孩子,信心满满地前往开封,要求皇帝听自家“神童”流利地背诵经典。结果闹到皇帝也不胜其烦。比如北宋政和二年九月,宋徽宗在诏书里发牢骚说,“童子陈书乞诵书今又九人,愈见滋多”——今天又有九个孩子跑来要求我听他们背书,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政和四年,开封城里的“小学”之中专门练背书的学生,一度达近千人之多。

　　南宋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位叫朱虎臣的饶州儿童,十岁可以背诵七本经书,被宋高宗认证为“神童”。随后,全国各地的“神童”由家长带着来到杭州,史载“求试者云集”。朝廷不胜其扰,只好给这些人赏赐了一些布帛,再劝他们回去。宋孝宗时又出台政策,降低了背诵式“神童”的收益。

　　中国学者从1978年开始,对大量天才儿童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天才儿童在成人后,与通过常规途径读大学、读研究生出来的同龄人相比,并没有很明显区别。他们当年的天分之才,也多归于平淡,不论是名噪一时的小诗人,还是“数学家”“画家”,很少有真正成为国际大师的。

　　很多父母觉得,年纪越小、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就是神童。其实,此类儿童之所以能够记忆海量知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有意识地提前给孩子灌输知识。比如在孩子很小时就训练他认字、背诗,等到5岁左右,孩子掌握的知识自然会很多。可是,要是别的孩子也接受同样的教育,很可能也能达到类似效果,也就是说,许多神童其实是“伪神童”,他们的优势在于提前接受了教育,所以能为人所不能为。

　　一个健康的社会,成才观应该是多元的,教育的选择也该是多元的。有积极的教育投入意识当然好,但如果在孩子身上投射太多“功名期待”,将“博功名”当作教育的终极目的,而忽略孩子的人格养成,就得不偿失了。

　　【编辑: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