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王爽    责任编辑：轩辕镜最近讲述抗疫的电视剧《最美逆行者》，被吐槽到关闭了自己的豆瓣、知乎评分。剧情中对于女性或有意或无意的偏见性解读引发了大量争议，甚至因为编剧是《娘道》导演，而被网友们吐槽是《娘道2.0》。而与电视剧中女性在疫情面前的退缩不前甚至消失形成反差的，是在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中，女性占了70%，湖北一线女医护人员超过10万人，其中孕妇占了5%。《最美逆行者》背后存在的性别歧视，其实是对中国女性职场实力的又一次误读。2017年，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组关于世界各国劳动参与率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中国劳动总量位列世界第一，劳动参与率位列世界第一。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数字是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近70%，同样居于世界第一。而澳大利亚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0%，法国为50%，美国为58%。一方面是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全球一骑绝尘，但另一方面的现实却是职场对女性并不友好。招聘时的“男生优先”；入职时的“婚育保证”；升职时的“只限男性”……对女性职场定位的偏见从未停止。为何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如此之高，各种偏见却仍屡见不鲜？职场女性该如何打破这种偏见，真正在职场乘风破浪？

　　对职场女性的刻板印象从何而来？

　　从对于职场女性的偏见中，不难看出至少在人们的意识中，女性的主要职责仍旧是照顾家庭，职场对女性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但这种刻板印象到底从何而来？麦肯锡首席多元化和包容性研究员Yerely Yee谈道：“照料家庭的负担过多地落在女性身上，导致全球女性普遍在无偿照料中花费了大量时间。”她表示，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从事的无偿照料事务是男性的三倍。以中国为例，“双班制”是中国多数职场女性的生活现实，多数女性既外出工作上班，又承担了几乎全部家务，在家“上班”。平均而言，她们每天工作超过9小时，但只有大约一半工作是有薪的。所以，中国女性平均每周比男性几乎多工作一整天。而在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女性无偿照料的工作量几乎是男性的10倍。这种现象绝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经济体中，女性同样面临“双重身份”。例如：在美国，女性无偿照料的工作量是男性的近两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有54％的美国女性完成全部或大部分家务劳动，但只有22％的男性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即使在女性贡献了家庭主要收入的情况下，也有43％的家庭由女性从事全部或大部分家务；而男性的这一比例只有12％。是女性天生热爱做家务，不想在职场中拼搏吗？当然有人选择了家庭，但现实是有更多女性被迫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职责，接受了“职业断点”。2017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开展的职场性别平等调查《平等的力量：亚太地区性别平等之路》显示：女性职业最大的“断点”是成为母亲。数据显示，有45％的亚洲高管认为“需要随时随地开展工作”的绩效模式，是女性晋升高级职位的最大障碍，而且女性既要赚钱又要育儿的“双重责任”，令女性不堪重负。在日本，3/4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对管理职位不感兴趣。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晋升意味着更长的工作时间，但育儿支持的缺失，令她们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庭。在这项调查中，女性离职的第二大因素正是：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在中国，有33％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在生完孩子后回职场时薪水较低；有36％的女性表示必须接受降职；63％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想要第二个孩子，因为这会伤害她们的职业发展。而且，由于育儿选择有限或太昂贵，许多女性在生育后的3年内难以重返工作岗位。在澳大利亚，2015年的净托儿费用占家庭平均收入的20％。在这种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收入较低的母亲离开劳动力市场，对家庭更具有经济意义。此外，在一些地区因为社会态度不利于女性追求事业，女性人才的流失要早于孕产。在印度，接受《2010-2014年世界价值调查》的受访者中有70％同意一种说法：“当母亲为薪水工作时，孩子们就受苦了。”

　　严峻的现实，对女性并不友好的职业环境

　　世界社会科学网络联盟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在南亚、中东和北非许多国家，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同在工作稀缺的情况下，男性比女性享有更多的工作权。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同样显示出了女性在职场的弱势，女性的失业率比男性高出1.8倍：女性占全球就业的39％，但截至2020年5月，却占总体失业的54％。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在22个发达经济体中，2018年的就业岗位比2000年增加了4500万个，其中新增岗位中女性约占2/3。但女性就业率的快速上升，主要是靠兼职和自由职业等“非标准”就业的增加推动的。这些职业都比全职工作更有利于家庭，但也都更加不稳定、提供更低的工资和更少的福利。2000-2018年，女性非全日制就业增长了2.3%，但同期女性全职工就业仅增长了0.7%。而且，即使是在女性权益保障相对较好的发达经济体里，也仍然存在收入的性别差异。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男性挣1美元，在比利时，女性挣96美分; 在美国是82美分；在韩国，这一数字降至65美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现了工资的性别平等。自2015年以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与非营利组织LeanIn.Org，从社会和就业两个方面，对全球125个国家职场性别差异进行数据追踪，绘制了“15个工作性别平等指标”。结果发现，全球在解决工作和社会中的性别差距方面的进展，都是微不足道的。没有哪个国家的社会指标中性别平等的程度足够高。而在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中，平等程度更低。而且，与女性工作机会少、工资低相应的是，女性担任高管的比例相对较低。在全球范围内，在商业和政治领域，平均每产生10位男性领导人，只有不到4位女性能担任领导职务。在亚太地区，领导人的性别比为4：1。在东亚一些国家，每100名男性领导人，只对应12至20名女性领导人。即使是在发达经济体中，也很少有女性能晋升至企业最高职位。在日本，前100名上市公司中都没有女性首席执行官。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2016年女性首席执行官的比例分别仅为6％和5％。甚至在菲律宾这个传统上的“母系社会”，其政府也一直积极致力于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但只有3％的首席执行官和15％的董事会成员是女性。

　　职业女性如何“乘风破浪”？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状况，第一步就是破除刻板印象。莱斯大学琼斯商学院王燕教授表示，首先就是女性不要自我设限。“实际情况是，不少人主动放弃了自我提升。以养育孩子为名，降低对自己的要求，自我设限，选择简单的工作，不再参与有挑战的项目。”甚至有些人在工作中遇到天花板后，就回归家庭，以此逃避职场困境。”在具体操作层面，更重要的是要学会管理时间。“职业生涯的管理是从时间管理开始的，对于职场妈妈来说，可以尝试外包非核心家务。毕竟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如何将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职场妈妈要学会做选择题。”当然，“选择灵活性更强的工作也是解决方案。”王燕谈道。而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女性灵活就业的机会大大增加。基于技术进步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女性更容易找到可以兼顾职场和家庭的工作。在印度尼西亚，从事电子商务工作的女性占比达35％，而线下仅占15％。在中国，55％的新互联网业务是由女性创立的，淘宝平台的男女店主人数比例相同。在公司层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性别平等有利于公司盈利。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调查表明，女性职员能更好的与女性客户链接，从女性视角深入了解消费者的购买模式。而且，领导风格的多样性，可以提高决策质量。具体而言，公司可以在多个方面采取行动，确保招聘和升职的公平，培养包容和尊重的文化。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公司探索出高效的灵活工作方式：远程办公、视频会议、更多的兼职职位等措施，都在事实上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了工作和家庭。澳大利亚金融服务公司Suncorp，通过“在家工作中心”将家庭工作站和区域购物中心的工作空间结合在一起，来实现灵活工作。矿业公司Rio Tinto通过“兼职选项”，提供四小时轮班制的短时工作。追求平等的路道阻且长，但正如王燕所讲“重要的是清楚要追求什么。如果你现在还在职场，就要趁早找到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毕竟，实力才是破除偏见最好的武器。